书城社科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文艺
44047600000043

第43章 通信集:关于文艺创作的讨论(5)

你看,谈了这么多,尽是不足,尽是可惜,尽是遗憾。电影从来就是遗憾的艺术。值得认真看的影片,才能看出些不足。毕竟,这部影片是我一九八五年以来所看到的几部较好的影片之一。这是我最后想要告诉你的总的感觉。我不是一位好作家,当编辑的时候,也不是一位好编辑。如今当编剧了,还没为我们厂写过剧本。你曾说你喜爱电影,我想我们以后共同话题又多了一个领域。因为是由你的小说改编成的影片,所谈坦率,有枉言处,勿见怪。代问茹志鹃老师好!握手!

秋安!

晓声

5 致严歌苓——距离与俯近

歌苓:

你的作品研讨会结束后,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皆认为我在会上没有畅所欲言,涉嫌敷衍,因而“罚”我写一篇短文,归纳心得。

其实,我会前读你的短篇、中篇、长篇是很认真的。但当时受颈椎病晕眩所苦,思路混沌。又加之某些看法不成熟,所以支吾。

我想你会感到,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与会者们的发言是多么的踊跃!像雷达那样的著名评论家,通常参加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是不备稿的,但那一天展开发言提纲,而且发言态度坦诚热情,称赞由衷。这是很令人感动的。秦晋的发言亦如此。我为你备觉欣慰。

今以此信方式,谈我对你小说的如下鉴赏:

在国内,近年始终有两种不尽一致,甚至每每各执一端的相反的文学主张,支配着影响着不同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一曰:“距离派”;一曰“贴近派”。都是指作家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贴近”一般指作品内容及风格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一定同时证明作家本身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起码并不百分之百地证明着。我意是——作家本身是时代节奏的紧密的追随者和社会生活的积极的介入者,其创作实践可能同样呈现冷静的“距离”感。我以为亦然。这涉及文学美学的分歧性看法。我觉得两类实践之下,都能并且事实上也都产生过优秀作品。站在各自一端,二者都有理论依据。故我认为二者之间其实没有争个孰是孰非的必要,更没有统一起来的必要。倘某一时期的文学都与时代与社会生活距而离之,则就太单色了。一个时期都太“贴近”了,那也是很闹心的。我之所以用“俯近”而非“贴近”一词,指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家本人。我一向主张作家本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应像好医生巡视病房一样,体恤、仁慈而关心,并且一度曾深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恰恰从你的作品中,我发现了“距离”感在文学美学上的例证。你于一九八七年去美国,于是在时空上拉开了与国内生活的距离。这似乎应是创作实践的劣势,但在你的创作实践中令人喜悦地体现为优势。正如你在你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写“小点儿”这个女性人物时形容的——“她背对她的历史”。你身处异国,背对的是你的人生经历,你一向的“中国感觉”。人面对事物时,眼往往替代了心,激情往往替代了沉思。一时背对的益处是,沉思获得了从容,冷静介入创作。有冷静于是有了别种样的深刻。“距离”使深刻的纹理更加清晰了。你的小说中不乏此种特色。又你是以作家的身份去到美国的,所以你的华人移民系列小说,颇不同于心有移民块垒的即兴写作。你既能“俯近”那一种生活形态,又能以内心定力与之保持“距离”,不被其吸裹力所飘浮起来。这都是我羡佩的。我从你的小说中看到了我的创作实践的缺憾。你的小说是我的创作实践的镜子,优劣皆照在镜中。我想,我这样的创作实践者,今后也要学会与社会生活主动拉开一定的距离方好。我是“俯近”得太久了。这不但累,而且不百分之百地可取。查病房的医生如果自己也经常陪伴病人呻吟不止,也许恰恰证明经验不足。但我在称道你的小说的特色之此时,亦愿建议——于你,有时不妨也“俯近”一下。我的意思是,你的小说,冷静的叙述有余,洗练而精练的叙述有余,但主观感情色彩太少太少。在这一点上你似乎过于吝啬了。须知读者读小说,有权从中窥见作者内心世界的风景。当然,作者也有权不理睬不满足读者。但我以为,该满足一下时,无妨满足一下。这不是怂恿你媚俗。我写作时,尽量向读者略敞心扉。不是读者看我的书,我从旁冷静地不动声色地看读我书的读者。我尽量使他们感到,我就坐在他们身边,和他们一道从中体会世相人心。当然地,我由此被我的同行们讽为“拉链派作家”。这大约是末流的另一种说法,末流的心得也是心得。不揣冒昧,谨供参考。

又,你的小说的语言特色,是与会者一致表示喜欢的,我也喜欢。某种诗性叙述语言,近年在国内创作实践中较少见了。读你的小说,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你在形容时用词节俭,力求的是最大的准确性。你的比喻有时极特别。比如你在《雌性的草地》中,比喻一个成了植物人的兽医像一颗种子,而他的病床是他的“土壤”。这比喻极洗练,准确得令人不寒而栗。

国内女作家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普遍而言,似优于男作家们。起码,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忆,以及残雪、陈染等,都是文字极有特点的女作家。我会为你收集她们的集子,不妨细读,学些长处的。

北京近日气温下降,我颈椎病症反应强烈,头晕得没着没落,就此止笔。以这一篇小文,权作我会上发言的补充。

遥祝笔健,创作丰收!

晓声

6 致周梅森——训练写平凡的高超功力

您曾代人约稿,嘱我写篇“谈创作”,当时陷于《雪城》下部的文字跋涉,如蚁负荆,创作环境也极劣,难能移思命笔。然拳拳牢记,未敢忘却。

目前,《雪城》下部终于脱稿,即还此“债”。

关于《雪城》的创作,您一直很关心,现在终于可以和您谈谈了。

某些作者,也许是因为写了上部,才写下部的。而我,恰恰反过来,是为了下部,才写上部的。也就是说,更引起我创作冲动的,并非一代知青返城后的种种际遇,而是他们今天一九八六年,乃至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成了些什么样的人,在怎样生活着,奋斗着,想怎样生活,处于什么样的矛盾之中,等等。

为了下部必得像现在这样写,才那样子写了上部。两部合在一起,力图能展现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生活历程,展现一代人的观念的嬗变。当然,是否展现得较好,我没自信。

《文艺报》今年一月三十日刊有“阳雨”的一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很有见地。所剖所析,颇能引起我们作家思考,值得一读。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商品时代。商品时代的文艺必然带有商品色彩,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而“文”与“艺”又不相同,恰如作家与歌星们的社会存在不同一样。与几年前相比,原属于作家们的一大批青年读者,业已被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歌星们的光彩所吸引了去。

作者们当然不必为此而伤心,各有各的存在根据和存在价值。“阳雨”的文章说得对——“人们变得日益务实以后,一个社会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会降温。”他道出了一种社会性的规律。

相反,我们恐怕应该自觉地意识到:如今当一位作家很难了。如今文学要拥有广大的读者更难了。因为文学所面对的,不是别的什么人为的大敌,而是当代人的普遍的消遣心理。

一篇文学作品,乃至一部影视作品,要做到雅俗共赏,绝非易事。须知,雅俗共赏不是一个低标准,而是一个更高的标准。道理是那么简单。因为对于我们,唯“雅”是从不难,唯“俗”是从也不难。

但我言之“雅”——乃是尘世上仍食人间烟火之雅士们的“雅”;我言之“俗”——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个“二道贩子”是除外的。不食人间烟火,那“雅”便在天上,地上的作家,是附庸不了他们的“风雅”的。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跳霹雳、洗桑拿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活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若以为雅俗共赏,便是这两类人同时捧一本什么小说看,那是神仙写的书。雅俗共赏作为一种标准,恐怕还是要限定在喜欢文学的人们之中。否则是一句“热发昏”的话。

还有一点,两年前我便开始思考——当代作家,尤其是我们这批中青年作家,应该培养和训练写平凡的高超能力。倘没有这种能力,我们便只有背向生活写作了。

我们之中的相当一批,是从写所谓“知青小说”起步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与下一代相比,似乎有点不那么平凡。但这一点儿“老本”是吃不了一辈子的。今天,我们面对现实,发觉生活变得平凡了。

大书特书不平凡的年代里的人和事,检验作家的功力。写平凡年代里的人和事,而且要从平凡之中见到深刻的嬗变,见到当代人们的心理历程,而且要从平凡之中掘出生动和复杂,更检验作家的功力。我认为我们之中许多人是缺少这样功力的。我认为从目前的文学现状看,我们的许多作家朋友,其实是在“扬长避短”。而那所长,即使是高高飘扬的大旗一杆,也是不能攀举一辈子的。不变就是死亡。而那所短,避得了一时,也是绝对避不了一生的。故我写《雪城》下部,将背景放在了一九八六年——写城市对于我是弱点。写平凡对于我也是弱点。我必须先克服我自身的弱点。我一向认为,城市难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难写。一根水泥电线杆,无论怎样写来,总不如一棵树能写得更生动。而一条街,也远不如一个小村庄更能写得生动。写城市更是我的弱点。所以我要克服它,锻炼这方面的笔力。

梅森文弟,您的诸篇小说,包括您的力作,所书所写,其人其事——大抵不很平凡。比如《冷血》,我认为写得很出色,属于有意义而有意思的。在写作旨趣上,我与您颇有相同之处。我喜欢表现粗犷的、壮烈的,甚至惨烈的、悲怆的、悲哀的人或事。这种写作更能激动我。您我不同在于,我前期的写作,悲壮之中绽展着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的孔雀尾巴。这首先是观念上的尾巴。孔雀开屏,因它的尾巴比它本身大,除此之外没有多重要的意义。您的作品比我的作品好——看不出人为着色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更接近事物(包括人物)的真实和本质。

但我在《雪城》下部,不但尽力摒除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水分,甚至已进行着调侃、跺踏和摧毁了。在上部我怀着真情实感塑造的人物,在下部我将他们推翻在地,并且“踏上了一只脚”。

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

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

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

这样看,也会从平凡之中,看到另外的种种不寻常不平凡甚至惊心动魄的东西来。

您也不妨这么看一看的。更不妨这么写一写。

我们从现在起,都努力训练和培养自己写平凡的能力,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晓声

7 致程德培——谈《雪城》及其他

德培文兄:

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目前办一个刊物不容易,欲办好更难。你既然已经开始办了,种种的困难必在前面等着你啊。我愿成为《文学角》的一个忠实读者,并将竭力支持你。

目前,我已在写《雪城》的下部。明天将要在京召开一次座谈会,由《十月》编辑部与黑龙江省电视台联合举办,座谈电视剧的得失。我是原作者,少不得要参加的。当然也少不得须说些什么。可并不知应该说什么。正因我如此执着地相信明天,人家总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其实我不是。过去曾是,现在不是了。我以为所谓“理想主义者”不能较成熟地思考事情。

《雪城》电视剧后期制作时,我参与现场补写一些对话、心声和旁白,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我栖于影视圈内,所看国外优秀影视多了,欣赏品位不免渐高,也学得挑剔了,或曰“矫情”也未尝不可。故我看《雪城》,能够跳出原作的欣赏心态,以专业的眼光,像看别人的作品一样去判定。

《雪城》的成功之处,广大电视观众和评论家们是会有评论的。而我借这篇短文,想指出几点不足之处,亦是我国电视较普遍存在的缺憾:

一、群众角色之随意“凑合”。我看过某些导演拍电影电视,缺少一位什么角色,现场指定一个人,“嗨,就是你吧!化化装,站这儿,表情严峻一点儿!”于是银幕或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要演员在前景认认真真地做戏,群众角色在后景无动于衷。好比我们站在照相馆的假景前照风景照——效果必定是虚假的。而我认为,电影或电视,是靠一个又一个画面引导观众进入一种“真实”的虚假氛围的,不,应该说虚假的“真实”氛围更准确。那点儿“真实”稍有破绽,虚假则变为彻底的虚假,观众想要跟你进入情境之中也难以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