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我却极想上大学了。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不同意，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肯定比他写给哥哥那封信更无情。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 ，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里，紧紧攥着两叠钱。我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叠钱攥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刻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
我觉得衣兜里的两叠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膛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黯然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而且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
三年大学，我一次也没有探过家，为了省下从上海到哈尔滨的半票票价。也为了父亲每个月少吃一块臭豆腐，多吃一盘炒菜。
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年，我才探家，算起来，我已十年没见过父亲了。父亲提前退休了。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次，受了内伤，也年老了，干不动重体力活了。
三弟返城了。我回到家里时，见三弟躺在炕上，一条腿绑着夹板，吊在半空。小妹告诉我，三弟预备结婚了。新房是傍着我们家老屋山墙盖起的一间“偏厦子”。我们家的老屋很低矮，那“偏厦子”不比别人家的煤棚高多少。
我进入“新房”看了看，出来后问三弟：“怎么盖得这么凑凑合合？”三弟的头在枕上侧向一旁，半天才说：“没钱。能盖起这么一间就不错了。”
我又问：“你的腿怎么搞的？”
三弟不说话了。
小妹看了他一眼说：“铺油毡时，房顶木板太朽了，被踩塌掉进了屋里……”
我望着三弟，心里挺难受。我能读完三年大学，全靠三弟每月从北大荒寄给我十元钱。
吃过晚饭后，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和你谈件事。”
父亲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等待我说。父亲看我时的目光，令我感到有些陌生。是因为我们父子分别了整整十年吗？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吗？我不得而知。他看我那一眼，像一匹老马看一头小牛。
我向父亲伸出了一只手：“爸爸，把你这些年攒的钱都拿出来，给三弟盖房子用吧！”
父亲又用那种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低下头，沉默半晌，才低声说：
“我……不是已经给了吗？……”
我说：“爸爸，你只给了三弟二百五十元钱呀！那点钱能够盖房子用吗？”
“我……再没钱……”父亲的声音更低。
我大声说：“不对！爸爸，你有！我知道你有！你有三千多元钱！……”
父亲腾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脸色涨得紫红，怒吼道：“你！……你简直胡说！我什么时候攒下过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插嘴说：“二哥，你何必为我逼爸爸呢！爸爸一辈子都想攒钱，如今总算攒下了，能舍得拿出来为我盖房子？”口吻中流露出一个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极大不满。
我生气了，提高嗓门说：“爸爸，你这样做不对！三弟能在那样一间煤棚似的破屋里结婚吗？那里出生的，将是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孙女！你将在子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我心中倏然对父亲鄙视起来。
“住嘴！……”父亲举起了一只拳头。拳没落到我身上，在空中僵了片刻，沉重地落在了父亲自己的脑门上。
母亲、四弟和小妹赶紧从里间屋出来，把我往里间屋拉。
“你！……十年没见我，一见我就教训我吗？！好一个儿子啊！你就是这样给你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吗？你可算念成了大学了！你给我滚！……”父亲脸腮抽搐着，眼中喷射出怒火。他那凶暴的语言中，有一种寒透了心的悲凉成分。他用手朝我一指，又吼出一个“滚”字，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一下子挣脱了母亲和四弟拉住我的手，大声说：“爸爸，我永远不再回这个家！……”说完，冲出了家门。
我一口气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三个小时后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一支接一支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轻轻叫我，抬起头，见母亲和四弟站在面前。
四弟说：“二哥，回家吧！”
母亲也说：“回家吧，妈求你！”
“不……”我坚决地摇摇头。
母亲又说：“你怎么能那样子跟你父亲争吵呢？他的确是没攒下那么多钱呀！他攒下的一点钱，差不多全给你三弟了……下个月初就要给你哥哥交住院费……”
几个好奇的男人女人围住了我们，用各种猜疑的目光注视我。
我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离开时叹了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分明是被看成了一个不孝之子了。
我打断母亲的话，说：“妈妈，您别替我父亲辩护了！我在大学时，您求人写信告诉过我，父亲已积攒下了三千元钱。他怎么能对他的儿子那么吝啬？”
母亲怔了一下，说：“傻孩子，是妈不好，妈那是骗你的呀！为了让你在大学里安心读书，不挂虑家中的生活……”
听了母亲的话，我呆呆地望着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发愣许久，说不出话来。
“听妈的话，回家吧！回家向你爸认个错……”母亲上前扯我。
我低下头哭了……
我跟着母亲和四弟回到了家里。我向父亲认了错。父亲当时没有任何原谅我的表示。
小妹那时已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两年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母亲低眉下眼地去找过街道主任几次，街道主任终于给了一个话口说：“下一次来指标，我给使把劲试试看吧！”
母亲将这话学给父亲，对父亲说：“为了孩子，这人情，管多管少，无论如何也得送啊！”
父亲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钱包，递给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刚交了老大的住院费，剩下的，都在里边了……”
牛皮纸钱包里，大票只有两张十元的了。母亲犹豫了一阵，将其中一张交给妹妹。妹妹就用那十元钱买了点不成体统的东西，当天拎着去街道主任家“表示表示”。怎么拎去的，又怎么拎回来了。
母亲诧异地问：“怎么拎回来了？”
小妹沮丧地回答：“人家不肯收。”
母亲又问：“嫌少？”
“人家说，多年住在一条街上，收了，就显得不好了。人家说，要是咱们非愿意表示表示，她家买了一吨好煤，咱们帮忙给拉回来……”小妹说罢，怯怯地瞟了父亲一眼。
父亲始终没抬头，听罢小妹的话，头更低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我和你四哥……一块儿去给拉回来……”
四弟刚巧从外面回来，问明白后，为难地对父亲说：“爸，我们厂的团员明天要组织一次活动，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能不去呀！”
小妹急了：“什么破团支部书记，你当得那么上瘾？！明天不给拉回来，人家的煤票就过期了！”
这一切话，我都在里屋听到了，我跨出里屋，对小妹说：“明天我和爸去拉。”
父亲突然莫名其妙地火了：“谁都用不着你们！我明天一个人去拉！我还没老得不中用，我还有力气！”
头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白天，雨下得更大了。我和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冒雨去拉煤。路很远。煤票是在一个铁道线附近的大煤厂开的，距我们住的街区，有三十来里。一吨煤，分三趟拉。天黑才拉回第三趟。拉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我和父亲一块儿推，一块儿拉，一个推，一个拉，弄得浑身是泥，双手处处是伤，始终一筹莫展。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值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
“你的力气都哪去了？！”父亲一下子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吼声。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在闪电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一块松弛的皮肤，被暴雨无情地鞭打着。是一个老年人的丧失了力气的脊梁。
车头的灯光从远处射了过来。
父亲仍在徒劳无益地运用着微不足道的力气。
我拔腿飞快地朝道班房跑去。
道班工人发出了紧急停车信号。
列车停住了。
道班工人和我一块跑到煤车前。
父亲还在用肩膀扛煤车。他仿佛根本没有发现有火车开过来。
“你******玩命啊！”道班工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火车车头的光束正照着煤车。父亲的肩膀，终于离开了煤车。父亲缓缓抬起了头。我看清了父亲那张绝望的脸，那张皱纹纵横的脸。每一条皱纹，都仿佛是一个“！”号，比父亲写给哥哥的那封信中还多……
雨水，从父亲的老脸上往下淌着。
我知道，从父亲脸上淌下来的，绝不仅仅是雨水。父亲那双瞪大的眼睛空洞的眼神，那抽搐的脸腮，那哆嗦的双唇，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雨夜，又使我回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雨夜。我躲在我们连队木料堆之间大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文——“父即日乘十八次去京，接站。”我又几年没探家了。我与父亲又几年没见面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中年人了。电报使我心中涌起了一个中年人对自己老父亲的那种情感。那是一种并不强烈的，撩拨回忆的情感。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因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回忆往事，我心中对父亲的谴责少了，对自己的谴责反而多了。我毕竟没有给过父亲多少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爱啊！
电报没能在头一天交到我手里，却被从门底缝塞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头一天熬夜，第二天上班很迟。看看手表，离列车到站时间，仅差一小时十五分。马上动身，完全来得及接站。我手中拿着电报，心里倏忽产生了一个念头——租一辆小汽车去接站。这念头产生得很随便，就像陕西人想吃一顿“羊肉泡馍”。父亲生平连一次小汽车也没坐过，我要给予父亲“生平第一次”。我给几处出租汽车站打电话，都没车。二十多分钟在电话机前过去了。乘公共汽车接站，已根本来不及。只有继续拨电话。又拨了十多分钟，终于要到了一辆车。说很快就到，却并不很快，半小时以后才到。一路红灯，驶驶停停。到火车站，早已过时。
我打开车门就往下跳，司机一把揪住我：“车费！”我一摸衣兜，钱包没带！
只好向司机赔笑脸，告诉他我是来接人的，接到了再给他车费。说了不少好话，最后将工作证押给他，他才算松开了手。
站内站外，都没寻找到父亲。
我沮丧地回到出租汽车跟前，央求司机再送我回家，来去车费一块付。
司机哼了一声，将车开走了。我见方向不对，赔着笑脸问：“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呀？”
司机冷冰冰地回答：“出租汽车总站。我饿了，该吃午饭了。你在总站再要一辆车吧！”
我自认理亏，不便再说什么。
在出租汽车总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坐进了另一辆小汽车里。回来倒是一路飞快，算账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二十三元！
我不由得问了句：“怎么二十三元啊？”
司机瞪了我一眼：“加上从火车站到出租汽车总站的那一段车费！”
“那一段路也要车费？！”
“笑话！你想白坐啊？”
一进家门，见父亲已在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