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学子的择业选择应该说还是相当广泛的。但归纳起来，去向最多的四个途径依次是：留校任教，做政府机关公务员，做大公司老总文秘，或是做报刊编辑、记者及电台、电视台工作者。
留校任教仍是中文系学子心向往之的，但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起码要获硕士学位资格，硕士只是一种起码资格。在竞争中处于弱势，这是中文系学子们内心都清楚的。公务员人生，属于仕途之路。他们对于仕途之路上所需要的旷日持久的耐心和其他重要因素望而却步。做大公司老总的文秘，仍是某些中文系女生所青睐的职业。但老总们选择的并不仅仅是文才，所以她们中大多数也只有暗自徒唤奈何。能进入电台、电视台工作，她们当然求之不得。但非是一般人容易进去的单位，她们对此点不无自知之明。那么，几乎只剩下了报刊编辑、记者这一种较为可能的选择了。而事实上，那也是最大量地吸纳中文毕业生的业界。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乃是，报刊编辑、记者早已不像十几年前一样，仍是足以使人欣然而就的职业。尤其“娱记”这一职业，早已不被大学学子们看好，也早已不被他们的家长们看好。岂止不看好而已，大实话是——已经有那么点儿令他们鄙视。这乃因为，“娱记”们将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在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有那么点儿让人鄙视的地步。尽管，他们和她们中，有人其实是很敬业很优秀的。但他们和她们要以自己的敬业和优秀改变“娱记”这一职业已然扭曲了的公众形象，又谈何容易。
这么一分析，中文学子们对择业的无所适从、彷徨和迷惘，真的是不无极现实之原因的……
五
“学中文有什么用？”
这乃是中文教学必须面对，也必须对学子们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可以对“有什么用”作多种多样的回答，但不可以不回答。
我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当代问题，后来一翻历史，不对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清华学校文科班的“闻一多”们，便面临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并被嘲笑为将来注定了悔之晚矣的人。可是若无当年的一批中文才俊，哪有后来丰富多彩的新文学及文化现象供我们今人津津受用呢？
中文对于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
中文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意义，却还没有谁很好地说一说。
学历并不等于文化的资质。没文化却几乎等于没思想的品位，情感的品位也不可能谈得上有多高。这类没思想品位也没情感品位的中国人我已见得太多，虽然他们却很可能有着较高的学历。所以我每每面对这样的局面暗自惊诧——一个有较高学历的人谈起事情来不得要领，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他们的文化的全部资质，也就仅仅体现在说他们的专业，或时下很流行的黄色的“段子”方面了。
一个人自幼热爱文学，并准备将来从业于与文学相关的职业无怨无悔，自然也就不必向其解释“学中文有什么用”。但目前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绝非都是这样的学子，甚而大多数不是……
六
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了中文学子呢？
因为——由于自己理科的成绩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只能在高中分班时归入文科；由于在高考时自信不足，而明智地选择了中文，尽管此前的中文感性基础几近于白纸一张；由于高考的失利，被不情愿地调配到了中文系，这使他们感到屈辱。他们虽是文科考生，但原本报的志愿是英文系或“对外经济”什么的……那么，一个事实是——中文系的生源的中文潜质，是极其参差不齐的。对有的学生简直可以稍加点拨而任由自修，对有的学生却只能进行中学语文般的教学。
七
不讲文学，中文系还是个什么系？
八
中文系的教学，自身值得反省处多多。长期以来，忽视实际写作水平的提高，便是最值得反省的一点。若中文的学子读了四年中文，实际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小，那么不能不承认，是中文教学的遗憾。不管他们将来的择业与写作有无关系，都是遗憾。
九
在全部的大学教育中，除了中文，还有哪一个科系的教学，能更直接地联系到人生？
中文系的教学，不应该仅仅是关于中文的“知识”的教学。中文教学理应是相对于人性的“鲜蜂王浆”。在对文学做有品位的赏析的同时，它还是相对于情感的教学，相对于心灵的教学，相对于人生理念范畴的教学。总而言之，既是一种能力的教学，也是一种关于人性质量的教学。
十
所以，中文系不仅是局限于一个系的教学。它实在是应该成为一切大学之一切科系的必修学业。
中文系当然没有必要被强调到一所大学的重点科系的程度，但中文系的教学，确乎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一批批培养的究竟是些“纸板人”还是“立体人”的事情。
我愿我们未来的中国，“纸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体人”多一些，再多一些。我愿“纸板人”的特征不成为不良的基因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我愿“立体人”的特征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体现。
3.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广泛极其丰富的概念。我想仅就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现象，而且主要是关于国家、民族、民主和知识分子们亦即古代文人们与权力、权势关系的某些思想现象，向诸位汇报我自己的一点儿浅薄之见。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说和古人追述之中的朝代，始于公元前二○七○年，距今四千余年了。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那么商朝应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文化史的端点。其后一概思想现象，皆由此端点发散而存。到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就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了，那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历史阶段，统治权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可谓波澜动魄，时事惊心。也许正是因为那样一种局面，促使和刺激中国古代的思想者们积极能动地思考统一与统治的谋略。他们相互辩论，取长补短，力争使各自的思想更加系统、成熟，具有说服力。那是中国古代思想者们自发贡献思想力的现象，后人用“诸子百家”来形容。而孔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一时期的思想家。
以当时而谈，孔子们的思想确乎是博大精深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文化、风俗、人和自然、家庭、人以及自身的关系，如生老病死，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当时都想到了。
我们的古代思想家们，是特别重视思想美感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比如“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句古代名言，道理并不深奥，但与天与地进行了修辞联系，语境宏大开阔，不仅具有思想美感，而且具有极为亲和的说服力。因为其修辞暗示显然是——且不论你能否做到，只要你愿意接受此思想，你仿佛就已经是君子了。而是君子的感觉，当然是人人都愿有的令人愉快的感觉。正确的思想，以美的语言或文字来传播，才更有利于达到其教化作用。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既不但重视思想力的美感，分明还深谙并尊重接受心理学。
看我们的当下，有些官员的话语，即使在宣传很正确的思想时，也往往是令人打瞌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极其反感的。他们宣传思想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缺乏形象生动的词汇，仿佛一旦撇开人人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的那一套“政治常用词”，便不会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了。还每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思想特权者的盛气凌人的语势训人，使别人感到思想压迫。
我认为，他们尤其应该向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学习。我们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还是很精粹的。
比如“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绝妙比喻，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堪称佳句经典。“苛政猛于虎”，则一针见血。
曾经有一段时间，简单粗鄙的思想方式特别流行，比如“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应该说这句话的本意是不错的。但“破”字，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都更应该是一个包含智慧性的动词才对，是指尽量采取智慧性的主动态度。好比一盘看起来的死棋，也许并非真的每一个棋子都没有活步了。也许发现了哪一个棋子的一步活步，便全盘僵局改变，所以才有一个词叫“破局”。在做文章方面叫“破题”，数学、几何里叫“破解”。而在某些人士那里，“破”的意思似乎便是彻底“破坏”掉，以摧毁为能事。
我个人认为，铲倒性的思想力，难免更是思想冲动力。思想冲动力也是浮躁之思想力。目的纵然达到，代价往往巨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方法和目的之关系方面，是很重视代价大小的。
我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有如下特征：一、农耕时代以农为纲的思想；二、渴望明君贤主的抱负寄托思想；三、求稳抑变的保守主义思想，这里指的是后来成为历朝历代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现象另当别论；四、道德理想主义思想；五、文人实现个人功利前途的特质；六、唯美主义的思想力倾向。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思想力这一概念，同时也必然是封建时代思想家和思想力的概念。既然是封建时代的，再博大再精深，那也必然具有封建时代的杂质，存在有服务于封建秩序的主观性。所以，我个人绝不是所谓“传统文化思想”的崇拜者。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思想的一大兴趣点，往往更在于为帝王老师。这是我不崇拜的主要原因。好为帝王老师，难以做到在思想立场上不基本站在帝王者们一边。
当然，站在帝王身侧的一种思想立场，也往往贡献出有益于国泰民安的思想。比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善修睦。”——这样的思想，帝王们若不爱听，其实等于自言自语。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比较自信只要自己们苦口婆心，是完全可以由他们教诲出一代代好的帝王的。
而西方古代思想现象的端点，却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发散开来的。古罗马帝国是形成过民主政体的雏形的，故在西方古代思想的成果中，“天下为公”是不需要谁教诲谁的，是人类社会的公理，像几何定义一样不必讨论。
两种端点是很不同的，所谓“种子”不一样。
帝王统治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思想力。儒家思想乃是帝王们唯一明智选择的思想力，所以他们经常对儒家思想表现出半真半假的礼遇和倚重。这就形成一种王权对社会思想的暗示——于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曰中国文人，越来越丧失了思想能动力，代代袭承地争当儒家思想的优秀生，做不做帝王老师都不重要了，能否进入“服官政”的序列变得唯一重要了。当前，“儒家文化”似乎渐热，对此我是心存忧虑的。
在二十一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的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而如此一种当代中国的思想现象究竟说明了些什么，我还没想清楚，待想清楚了再作汇报……
4.推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这一本书，我是在别人的推荐之下读过的。现在，我将它推荐给更多的人读。它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作者是当代美国人，名字叫丹尼尔·贝尔。它不是“小册子”，也不是“大部头”，二十九万字，厚薄适中。但如去掉“中译本绪言”、“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初版序言”、“初版说明”等四十余页，实际上本文仅有二十五万字左右。它当然不是一部小说，因而除小说不再读其他任何书的人，也就不必碰它了。分明地，它会使这样的人感到读它简直意味着是一种惩罚。
它也不是那类写得很有趣儿的，妙笔生花的，通俗的社会学书籍。这本书的行文绝少比喻，绝少形容，全书没有调侃之词，没有辛辣的讽刺或机智的辩论色彩。甚至，也完全没有幽默。
这本书写得太冷静了，太理性了，太缺少激情太不具备影响力了，一言以蔽之——四平八稳。但是，在一行行一页页四平八稳的、近乎枯燥的文字中，我们不难感到作者那种大气的从容和镇定的自信。它正是以这样一种思想的魅力引导我读下去的。中国目前少有这样的书，少有这样的思想者。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我们的某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有理想，或仅仅有一点点思想的写书的人，在研究了一点点历史以后，在分析了一点点现实以后，在只不过有了一点点新的发现以后，甚至在那发现实际上并不新，前人或别人早已论说过的情况之下，便会大大地冲动起来。凭着那一种大大的冲动，将“一点点”喧腾腾地发酵成书。以为仅靠行文的花哨，定能将空虚的内容打扮为充实似的。
所以中国的学理类新书、社科类新书，大抵都善于写得很有意思，却无多少有价值的思想，更不要说个人的思想魅力了。
我本人虽然不写那一类书，但写过那一类长短文章。在我本人身上，我以上指出的毛病，也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的。
读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我本人的写作态度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这不是一本从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而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