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木匠和医生相比差不多是同等的幸运。当年中国人对一个理想的“家”的设计和要求，是以“腿儿”作标准的。写字台四条腿儿，大立柜四条腿儿，一组沙发十二条腿儿……据说，应有尽有，添置齐全了，大约“四十六条腿儿”。当然，这是一流标准，权势者的标准，是处以上干部们的家的起码水平，是科长们追求和向往之的家的水平，是老百姓们梦寐以求的水平。
一对儿恋人打算登记结婚了，女方每每问男方——预备下多少条“腿儿”了？倘“腿儿”的数量太少，女方是要噘嘴儿，甚至是要掉眼泪要犯急的。那么婚期就得往后拖。当年哈尔滨的小伙子结婚前，主要是为“腿儿”的多少而操心上火，而大伤脑筋，而四处奔忙。一间新房，怎么也得有二十几条“腿儿”牢立在地，才能向新娘交代得过去，才能将新娘高高兴兴地迎入。“革命”耽误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耽误了中国生产的发展，但却从没耽误过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结婚。
老百姓身上的衣服，总是要补的，总是要换的。老百姓家里的家具，总是要修的，总是要更新的。衣服到处都有卖的。全市却仅有两处家具店。而且买家具是要凭票的。当年的一级工二十四元月薪，二级工三十六元，三级工四十二元。当年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能升到三级工的是极少数。筹备结婚的年轻人，月薪普遍在二十四元，仅够买一张写字台的一条腿儿。所以，打算结婚的年轻人，打算添置新家具的人家，即使是处长之家局长之家，一般也都得千方百计备下些木料，请木匠师傅给做。
被家具厂的“造反派”们“扫地出门”的“木工王”，身价不跌，反而倍增。在人们的广泛的需求意识中，仍是木工行业的“无冕之王”。主动上门央求做家具的人们无计其数。工期排得满满的。天天做也做不完。相求的人们，除了付工钱，照例还得要送份儿礼。八级木工的月薪是八十八元。“木工王”反而因为被妒得福，每月收入都在二百元以上。比家具厂的“造反派”们更有权势的“造反派”们也免不了有求他的时候。既求他，当然就得庇护着他点儿。家具厂的“造反派”们，尽管对他妒上加妒，却奈何不得他。他忙不过来，就要儿子做帮手，指导儿子学起木工来。所以我的“战友”在下乡前就是一名好木工了。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他下乡不久，主动要求调到了木工班。一年后，手艺超群显示，将连里一些从未受过指导的滥竽充数的木匠的手艺全比下去了。于是名声大噪。老职工、老战士、知青们都纷纷求他做各式各样的桌子，各式各样的柜子，各式各样的箱子。他从不收钱。收钱性质就变了。他很明智，恪守着不收钱的原则。以业余时间帮人忙播种人情。人缘广泛，口碑甚佳。
有一年团政委到我们连“蹲点”，先是发现我们连的知青几乎人人都有木箱。而且工艺都是那么的细致。漆色也涂得那么的棒。接着发现许多老战士老职工家里的桌子柜子，都是崭新的，样式又都那么的美观，大为惊诧。于是召开现场会，严厉批判用公家木料做私人家具的不良现象。批判了一通之后，对姚伦的木工手艺，却又赞不绝口。说想不到知青中会存在手艺如此高超的木工巧匠！说可惜知青中没有八级。若有，一定特批姚伦为八级木工！……
于是从那一天起，姚伦虽然姓名仍在连队的花名册上，但差不多属于半个团里的人了。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被抽调到团里去为各办公室，为礼堂，甚至为首长们个人做这做那。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了团里的“木工王”。最多时，手下指挥着二三十名木工。
那是他的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后来他结婚了。妻子是位漂亮又贤惠的当地姑娘。
他家里的家具的“腿儿”，也许是全团人家里最多的。
后来他有儿子了。
后来和大批知青一样，他返城了。
他返城时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因为妻子不是知青，落不上城市户口，牵连着儿子也落不上城市户口。于是他给各方各面的人白做家具，打通一重重障碍。他的木工手艺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年后他妻子儿子的户口全落上了。靠了木工手艺，他为妻子解决了工作，为他们三口之家谋到了住房——一幢新楼的一间半地下室。虽然是地下室，但在当年，相比于返城后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的广大知青，他还是幸运的，令人羡慕的。
但是他自己却不急于谋职。谋职对他并不难。他嫌正式工作工资太低。他成了返城知青中最早的一名个体手艺劳动者。每月一百多元，二百来元。今年干着，同时揽着明年的活儿，仿佛足以一直从容不迫地干下去。
相比而言，在返城知青中，当年他的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娇妻爱子、和和美美，衣食不愁，每月还有点儿积蓄。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的活法开始受到威胁了。涌入城市的大批的民工中，也有不少像他祖父那类背着工具箱游走于民间的木匠。尤其南方来的一些木匠，活儿做得也很细，工艺也很讲究。北方人又天生在许多方面迷信南方。于是南方的木匠们，在北方的这座城市特别吃香了。正如那句话说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他妻子就劝他：“活儿少了，只怕干不了几年了，趁早儿找个正式工作吧？”他却不以为然。说几百万人口的一座城市，到什么时候也少不了木匠啊！我就不信南方来的木匠，会挤得我有没活儿干那一天。然而世事的发展变迁，远比他所预料的要快得多。第二年市里的某一家具厂与国外合资，引进了一条流水线。市场上出现了样式美观工艺上乘的组合家具，广告作得铺天盖地，迅速成为名牌。也迅速改变了人们的家具需求观念。翌年又有两家合资家具厂诞生。三足鼎立，展开激烈竞争。南方来的木匠们在家具厂的激烈竞争中，从这座城市里消失了。撤退了。他也陷入了失业之境。他当然就不得不急着谋职了。“会什么？”“木工活儿。我父亲是当年本市的‘木工王’！……”“是么？可我们不需要木匠啊！除了木工活儿你还会什么？”他不得不承认，除了会木工活儿，再无所长。“那，我们缺个勤杂工你干不干？”“勤杂工？”“就是打扫厕所，打扫环境卫生的人。”“这……每月多少钱？……”“二百多吧！”“其他呢？”“没什么其他了！”斯其时已是九十年代初。他已经四十余岁了。物价早已涨了几倍了。下岗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倍觉受辱。自然是不肯干的。但是四处碰壁，所遇情况差不多。他在失业之境中闲了两年。早些年的积蓄花光了。每月只能靠妻子的低微收入勉强度日了。那一种闲可不是他情愿的，也是心情非常愁闷的。
城市非但不再需要细木工了，甚至也不再需要车工、钳工、铣工、刨工了……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彼生此亡，日新月异。对一部分人，一个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机会多多的时代，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示意。对另一部分人，这时代六亲不认地鄙视地板起了面孔，冷冷地宣布他们为多余的人。
今天，你在任何城市里都难得看见背着工具箱走街串巷的木匠了。哪一座城市每年不搞几次家具大联展大甩卖呢？
他曾经朋友介绍在一个室内装修队干了两个月。可室内装修他是生手，也根本无须太高的木工技能，一切也都是流水线上生产的规格化了的材料。往往只需拼贴粘牢就是了。而且其美观程度，远非一切能工巧匠的手艺达得到的。规模生产的工艺水平，对工匠们的劳动方式的淘汰，竟是那么的铁面无情。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中出了一批又一批装修业的行家里手。他在装修队只配给他们当小工，整日被呼来唤去支使得团团转，收入当然是很低的。他的自尊被瓦解，只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
他也曾背着工具箱到郊县甚至农村去找活儿干。但是郊县和农村的人家也不自备木料请匠人做家具了。到城里收购旧家具，不是更便宜更省事么？何况，城里又兴起了旧家具拍卖业。很新很适用的家具，只因样式过时了，城里人家就卖了。大衣柜才三四十元。写字台才二三十元。一对箱子往往只标价十五元。有些正是他十年前亲手做成的。当然，郊县和农村也还有要修理家具的人家。可单靠挣点儿修理费，他是养不了家口维持不了生活的。
他设油锅炸过油条。炸油条相比于学成一名业熟艺精的木匠，当然是简单容易的。但他每每守着油锅，思想开小差，回忆自己当年是一名好木匠的好日子，并长吁短叹那好日子的不再复返。结果油条不是炸焦了就是缺火候。不久便干不下去了。
他也摆摊儿卖过菜，但不善吆喝，也吃不了那份儿起早贪黑的苦，尤其耐不住那种一上午或一下午无人问价空守摊位的寂寞。一个月算下来，没亏没挣，白干了。因白干而不干了。
他妻子偏偏那时下岗了。
他心情灰颓，忧上加忧，开始借酒浇愁，渐渐酗酒成性，沦为酒徒。
去年，我有一位朋友组成了一个建筑施工队，干得挺红火。我想到了他，赶紧去信替他联系。朋友回信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就让他来找我吧！不必他干什么活儿，打算让他当个小工长。工资嘛，也保证不会亏待他的。
我正替他高兴着，却有确凿的消息传来——他自杀了。
噫吁呼！
我为他的死难过了许多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因他而思考时代的变迁。觉得“发展”二字，既是一个给许多人带来大机遇大希望大转运的词，也是一个使许多人陷入窘境困境懵懂不知所措的词啊。它包含着相当冷酷的意味儿。
一个这样的时代正逼近我们中国人的面前——它的轮子只管隆隆向前，绝不为任何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稍等片刻。你要么坐在它的车厢里，它的车厢的等级是分得越来越细越多了。你要么跟着它的轮子飞跑疲于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时跃身上车。你要么具有根本不理睬它开到哪儿去的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有资格并且自甘做一个时代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对它的多变性冷酷性预见不到估计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轮下……
几乎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得不经常想到——今天对于我们已习惯了的活法，可能明天早晨醒来就被彻底扰乱了。并且都不得不经常问自己——那时你还怎么活？
也许，从今以后，父母在儿女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就有责任使他们渐渐明白——他们必须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设想起码三种不同的活法。从好的到糟的。而且使他们渐渐明白，只要人留意关注时代，那么它将要甩掉某些人之前，总是会显出些迹象的。忽略了这些迹象的发生，不再是时代的过错，而只能承认自己对自己没尽到责任了。
当然，也应讲到这一点，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从好的活法跌入糟的活法，其实并不意味着处境绝望，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只是需要耐心和承受力，经得起摔掷的自尊和从头来过的自信罢了。正如儿童搭积木，一次次倒了再一次次重来时需要耐心和自信一样。
有所准备的人，必能从糟的活法重新过渡向另一种好的活法，避免被时代碾在它的轮下。
它不偿命。
人对待它的最不可取的态度是轻生……
11.站直了，不容易
有一部国产影片的片名叫《站直啰，别趴下》，反映的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俗常生活形态。
这部影片的片名每使我联想多多。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他是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
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
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
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
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
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
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 ，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