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类院系、专业，学子们的就业局面就不乐观了。非但不乐观，简直还令他们越来越悲观。在大学中，戏称这一类院系和专业为“弱势院系”、“择忧专业”。学子们瞻念前程，既悲观、迷惘，那么倦怠在所难免。既倦怠，学习状态之松懈难免，而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心理。教师不也站在学生们的立场想问题是不可能的。但看得分明，却又无计可施，故每每会同样地心生倦怠。教与学的双向倦怠，最是大学里“弱势院系”、“择忧专业”令人内心里不是滋味的现象。然而连这一种现象，其实也是隐性的，是教与学双方讳莫如深的……
故我并不同意造成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即使有调查问卷的统计为前提，我也还是不同意。
因为，倘同时向学生发同样数量的调查问卷，必然会得知相当多的学生其实也倍感倦怠。而那肯定更是由他们对人生前途的悲观和迷惘所引发的。各大学针对教师们而制定的人事制度、评级制度等，其实是和学生们没什么实际关系的，也就谈不到对学生有什么太大的正负面影响。
窃以为，关注大学里的倦怠现象，不关注学子们的倦怠，仅关注教师们的倦怠，乃是不全面的关注。
窃以为，无论对于学子们还是教师们，倦怠之感首先是心理的；其次是时代性的；再次才是各大学人事制度、教改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这么看问题，也许更宏观一些，更客观一些。
我当然认为，在以上情况之下，倘一所大学的人事制度不尽合理，教改思路南辕北辙，那肯定将加剧教师们的倦怠心理，并由而间接加剧学生们的倦怠心理，遂使大学生的倦怠之风氲氤一片。而归根到底，对学子们是不利的。
我看大学的眼，首先是将学子们在大学里的感觉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大学首先是为学子们而存在的。进而认为，大学里的人事制度、教改制度究竟应该怎么完善，也当首先从怎样使学子们的学习状态不倦怠不松懈这一点来出发……
故在教改方面，有些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变的内在结构是一定要改的。大学生毕业后从业能力的下降实在是令人欲言还休。要充实新的学科内容，以增强学子从业的综合能力。
研究生招生的“过关”模式，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在此点上，我深深理解清华大学陈丹青教授的苦衷。倘一名专业上极有深造潜质和培养前途的本科学子，一再由政治分数线的一两分之差而榜上无名，那真是令人不知说什么好的事情。
此情况继续，难道教师们心理上就不倦怠吗？
果而并不倦怠，那么这样的同行们的自己心理上的倦怠，我是不太同情的。
在人事制度方面，教师称职不称职，优秀不优秀，是否有资格由副教授而教授，其发表论文多少又究竟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需知一名好的教师，与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毕竟是有些区别的。对于教“大本”尤其是这样。不是早已承认大学本科教学只不过是进行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了吗？而这不是就等于也承认了大学本科教学是有别于学问教学能力的另一种教学能力吗？为什么不鼓励教师多付出些精力探讨这等有利于学生的教学能力，却非着眼于其发表论文的多少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学里每年派生出多少垃圾论文啊！学子为文凭，教师为职称，这种状况何年何月是个头？
大学本科论文可否允许不那么僵死的一套格式化？那跟八股文究竟有什么区别？连本该思维活跃，体现生动想象力的中文学科，也被论文格式限制得奄奄一息了！学了那等论文本事，反而就是学到了很高级的中文能力了吗？教师连续面对那等论文是否是一种不得已？又怎么能不教学双方都倦怠？
各院系，各专业，大本论文，硕士论文，允不允许从格式到内容，突破目前的令人厌烦透顶的八股品相？教育部不是要求“一律”吗？给检查者们一份仅仅首页“一律”的论文行不行？给学子们点儿从格式到内容更自由点儿的空间行不行？
大学教师们所填表格忽然多了起来，据说也是为了“一律”。理论似乎是这样的——“一律”才便于“量化”考评，才便于检查教师工作状况，才便于体现公平……
但，有些学科的教与学的实绩，其实是根本不能由一纸表格来体现的。
某些“一律”肯定是必要的，然必要或不必要，这权力能否下放给各大学自己来考虑？各大学又能否下放给各院系自己来考虑？
归根结底，“一律”性也罢，“量化”之模式也罢，究竟必要不必要，怎样必要怎样不必要——其决策权应归属一线教学者，而非另外的方面另外的人们……
8.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对技术人才也不能放弃文化要求
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概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
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
二、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的两全之策。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了两全的希望。所谓“人文”，无非如此“化”人而已。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在我们中国，唯上级指示和所谓“规定”为大的现象比比皆是。往往，其大大于人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我是中学生的年代，哈尔滨市出现过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大面积烧伤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医院走廊躺了一个多星期得不到治疗，因为他是农民，生产队替他交不起押金。后来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下达了抢救的指示，但为时已晚。当年我们全班还集体朗诵了一首哈尔滨诗人满锐的诗来歌颂他，开头两句我至今仍记得：
少年朋友们，请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雄鹰展翅高飞腾，
声声鸣！
如果中国的少年们都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相比于一条人命，不论英雄人物的还是普通人的，在不至于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违反的规定都可视为狗屁规律；那么，往后的中国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门接获海上频频发至的求救电讯，三十余条渔船在仅仅三十里外遭遇台风袭击，恳求出动大船营救。而港口内，也确乎停泊着大船数只，完成营救不在话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级请示，得到上级批准才敢派船。因为有规定，先交钱，后出船。遇险渔民们的家属一时凑不齐那么多钱，虽冒大雨集体跪于码头也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上级的指示是——严格执行规定。其结果是，二十几名渔民遇难……
又比如，首长出行，马路戒严，提前十几分钟，延后十几分钟，每三四十分钟。若有人急于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马路对面，让不让过？若有老人在天桥上被晒得头晕，请求下天桥到树荫下凉快一会儿，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医院抢救的私家车允许通行一下不？……
若有武警战士居然放行了，他的做法应该被理解还是应该严厉批评、处分。
若其遭遇是后种，以后谁还敢“人性化”一下。
若人人都成了不管面对什么情况，我都要做执行命令坚定不移的战士，人民大众又将作何想法？
政治是不太说这些的。
正是政治不太说的这些，人文文化要大说特说，虽会引起从政的某些人士的不满，也要在所不惜。
人文文化“化”人，正是要如此这般也往社会细节处无怨无悔地“化”去。
诚然，近十余年来，各级政府官员，对关乎人命之事，也确乎的不敢懈怠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其他许多灾情发生后，从党中央到******到各级政府官员，以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了。
而这正是人文文化“化”一个国家的可喜的思想成果。
但以上那种反面例子的“上级”还大有人在，“下级”也大有人在，“规定”仍将“人文”二字“规”在其外，故“人文”化人的使命，远没完成。
在大学普及人文的无奈之举
大学应是人文气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得也并不好。大学课程的安排太细致了，专业分科也太繁琐，而一旦要精简课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课。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很重，学外语要耗费很多时间，计算机考级也很辛苦。总之，大学生们的头脑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考虑更多的是专业成绩，关心更多的是证书。若稍微再有余暇，他们只会选择放松和休息。
大学也满腹怨言：凭什么非得进了大学才开始进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这实际上已经有点儿晚了。这些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年，按理说应该完成了初级的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他们进入大学后，更应该提升、巩固、刷新已经接受的人文意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学说，还是不能，中考压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学吧，可小学里又不能胜任此项任务——小学生的心智还未成熟。
但也不能据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责任。事实上，一个孩子一出生就会成长在一种文化背景中，无论是在家里、幼儿园，还是小学，他们都会迅速形成作为现代人的最初的那些价值观，这包括对生命的尊重。譬如说，虐待小动物也是丑恶的行为。但若仔细想一想，多少中国人小的时候，会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会把它们的脚撕扯下来，想看看没有脚的蜻蜓和没有脚的蝴蝶是怎样的。捉到一只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细细的枝条，拿在手里玩弄。那些昆虫在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种种无生命的玩具。这固然是好奇心驱使，但在西方，很少会有此类现象。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的这种情形也已经少多了。当小孩子刚刚懵懂懂事的时候，人文教育实际上就应该开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更是与我们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杜鲁门的外孙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课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他回家质问他的妈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外祖父是总统？妈妈跟他解释，这没什么可讲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对美国有一份责任感都可以去竞选总统。——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意识的解读。
人文教育更包括责任、信任、承诺等基本的价值判断。电影《闻香识女人》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身于清贫之家，就读一所重点中学，那里富家子弟很多。这个高中生在学校目睹了几位同学侮辱校长。事后，他被校方要求作为证人交代犯纪者的名字。若不说将会被开除，若说了将会被保送到耶鲁大学。这个高中生与这些同学又都有着一种友好关系，他答应过他们，那件事情对谁也不说，既不能告诉校方、老师，也不能告诉家长。他值得出卖同学以此换取自己的前途吗？这位高中生把苦恼讲述给了一位中校。后来，校方让几名同学坐在一起对质，所有的学生都坐在台下。正在这时，那位中校赶来了，他说：为什么校方不能启发犯错的同学自己承认呢？没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中学教育的失败。确实有人做了不对的事，而且不止一人，但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有勇气站出来，这样的学校算什么美国一流的学校？对于校方而言，以极大的好处诱惑一个学生，无论他如何选择，要么会毁掉他的前途，要么会毁掉他的人格。以毁掉这样出色的青年作为手段，这样的教育何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