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能动性退缩时期。由于“改良”民众力有不逮，“改良”国家又如纸上空谈，甚至进而变为清谈，最后仅仅变为一种连自己们也相互厌烦的习气。于是明智地退缩回对自己们具有“根据地”性质的领域，亦即“生长”于来自的领域。这当然只能退缩到文学、文化或所谓“学界”的领域。他们（某些知识分子）于是又恢复了如鱼得水的自信。
那时他们的口头禅是“话语权”。它并不是一种法律所要赋予人并保证于人的“话语”的正当权利。对于社会大众是否享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所要争夺到的是以他们的话语为神圣话语的特权“制高点”。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同类某时缺少连当局亦有的宽容，经常显得粗暴，心理阴暗而又刁又痞。并且每每对同类使用“诛心战术”的伎俩，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锤”砸出一个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新世界。
红卫兵认为自己们是仅次于“最高统帅”的新权威，声称要“千钧霹雳开新宇”。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股“罡风”，要将他以前的人类思想吹个一干二净。
红卫兵形容自己们是“东风”，要“万里东风扫残云”。
是的，他们既像尼采般自大，也像红卫兵般狂傲。甚而，有点儿像盖世太保。他们取代的野心退缩了一下，立刻又在如鱼得水的良好感觉之下膨胀起来。
他们的一个特征是，几乎从不进行原创文本的实践。因为以此方式争夺到他们的“话语权”未免太辛苦，而且缓慢。他们也根本不愿潜心于任何理论的钻研，因为他们所要的并非是什么理论的成果。他们看去似乎是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所谓批评一向充满攻击性的恶意。他们有时也为了需要“大树特树”他们眼里的“样板”。但是被他们所“树”者或已经死了，或已经沉寂。这时他们的姿态就如“最高的高人”指认出某些仅次于他们但高于众人的“高人”。对死者他们显出活着的沾沾自喜的优胜；对沉寂者他们显出“拯救”的意味。
他们的无论什么体裁的文本中，字里行间跳跃着尼采文本的自恋自赏式的主观妄想，有些文字，简直令人觉得就是从尼采文体中“偷”来的。“偷”来的自高自大，“偷”来的浮躁激情，“偷”来的浅薄“深刻”以及“偷”来的极为表演的“孤独”……
那是饱食了“尼采面包”而从他们精神的“胃”里嗝出的消化不良的思想嗳气。
其时他们的另一口头禅便是“精英”。这一词在报刊上的出现率，与后来的“浮躁”等量齐观。它在他们的文章和语感中，浸足了“我们精英”的意识汤汁。其方式每以圈点“精英”而自成“精英”。既然已是圈点“精英”之“精英”，其“话语特权”当然天经地义至高无上。于是文化思想界的“精英”，似乎与商企界的“经理”一样多起来了。如是“精英”们中的某些，一方面表演着思想的“独立”，一方面目瞟着官场。在他们那儿，其实“最高的高人”，便是最高的高官。一受青睐，其“独立”的思想，随即官化。他们有一种相当杰出的能力，哪怕仅仅揣摩透了官思想的只言片语，便如领悟了“真传”，于是附应，且仍能特别“精英”的模样……
然而后来有一种比他们所自我想象的那一种作用更巨大的作用，便是商业时代本身的能动性。后者以同样粗暴甚至以同样刁和痞的方式，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取代什么的时候，取代没商量地取代了他们，连同他们所梦想的话语特权……
于是他们再也无处可以退缩，在最后的“根据地”萎缩了。
第三阶段——能动性萎缩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尼采弟子”们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赶快去恭迎商业时代这一位“查拉图斯特拉”，并双膝齐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两人地做出他们曾一度所不齿的最最商业的勾当，从而证明了他们与尼采精神的本质的区别。因为尼采虽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确乎是远离“商业游戏”的。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却真的开始“回归”自我，在自己们的一隅精神世界里打坐修行。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原本就是具有某种精神追求标准的人。也足以证明他们先前的尼采式的社会角色，是发自内心的力图积极作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而非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的虚假姿态。他们和前一类人从来就没一样过。尽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对于前一类人，尼采是一张“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们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对于他们，尼采是当时从西方飘来的惟一一团新思想的积雨云，他们希望能与之摩擦，产生中国上空的雷电，下一场对中国有益的思想的大雨。只不过尼采这一团云，并不真的具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强大的电荷……
他们无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篱自我幽禁，分明的乃是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心理的失落、失望和悲观。
尼采那种仿佛具有无边无际的自我扩张力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一番贵宾式的巡礼之后，吸收了中国思想天空的潮度，湿嗒嗒地坠于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山头，在那儿凝成了与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一种中国特色的可称之为“后道家思想”的东西。一种“出世”选择与不甘心态相混杂的东西……
以上三个阶段，即从自我能动性的膨胀到退缩到自我幽禁的过程，也是许多根本不曾亲和过尼采的中国当代大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录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头脑中随时会自行“生长”出来的一种思想。有时它是相对于社会的一剂猛药；有时它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遗传病。
关于尼采其人
在一八四四年，在德国，尼采相当幸运地诞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远离欧洲大陆的一切灾难、愁苦和贫困。他的生日恰巧是德国的国庆日。这个家庭使他从幼年至青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用尼采的话说：“那就是我根本无须特别打算，只要有耐心，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拥有更高尚和更优美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尼采五岁丧父。
尼采感激并崇拜他的父亲——其父曾是四位公主的教师：汉诺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泰莱莎公主。她们都是德国最显贵的女人，当然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忠于王朝的人。
尼采的“哲学”几乎嘲讽了从“贱氓”到学者到诗人的世上的一切人们，包括上帝，而惟独对于世上的皇族和王权现象讳莫如深。
尼采的祖先是波兰贵族。
但他对此出身并不完全满意。
尼采如是说：“当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兰人自己也会常把我当作波兰人时，当我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看作德国人时，我就感到好像我是属于那些只有一点点德国人味道的人。”
但他强调：“一方面，我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良的欧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许我比现代德国人——即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为像德国人。”
但他强调：“不过，我的母亲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的祖母也是一样，她曾与歌德周围的人有过亲密的接触，经常出现在青年歌德日记里的‘爱莫琴’即是她。”
毫无疑问，尼采纵然不是一个血统论者，也是极其看重出身、门第和血统的人。
故尼采认为：“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看不见的污秽，这种看不见的污秽可能是卑劣血统的结果。”
故尼采的“哲学”，充满了对有着“卑劣血统”的人，即“贱氓”们的鄙视。“贱氓”在尼采的“哲学”里，正是按“成分论”划分的人群，而非从其他意义上划分的人群。
尼采的成长备受呵护与关爱——他身旁一直围绕着惟恐他受了委屈的女人：母亲、祖母、两个姑姑和妹妹，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对于一个丧父的男孩，那些女人们的呵护和关爱是多么无微不至多么甜腻可想而知。
这是尼采成年后反感女性的第一个心理原因。
一种餍足后的反感。
尼采有过两次恋情，失败后终生未婚。
第二位女性“外表看起来可爱又有教养”。
没有结成婚姻的原因，从尼采这方面讲是“她企图将一位思想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
后来婚姻对尼采遂成为不太可能之事——因为他已开始多少被人认为“精神有问题”。而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
尼采的反宗教，确切地说反“上帝”心理，乃因他曾在大学修习过神学。不少与他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恰恰是在真正系统化地接受过神学教诲而后来成为宗教文化的批判者的，比如曾是神学院学生的俄国的别林斯基。过分赞扬尼采否定“上帝”的勇气是夸大其词的。因为“上帝”于此之前差不多已经在世人心中“死了”，因为人类的历史已演进到了“上帝”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尼采是有教养的。他几乎能与周围任何人彬彬有礼地相处。当然，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一个“贱氓”。尼采是有才华的，他在古典语言学和文学见解方面的水平堪称一流。尼采的爱好是绝对优雅的——音乐和诗，而且品位极高，而且几乎成为他的头脑进行思想之余的精神依赖的爱好。
尼采是一个天生的思想者，是一个迷恋思想活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狂。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究竟是“思想强迫症”使尼采后来精神分裂，还是潜伏期的精神病使尼采无法摆脱“思想强迫症”。
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方面在我看来有两点：一，一切道德应该尊重并建立在承认人首先是自私的这一前提之下，而不是建立在想象人应该是多么无私的基础之上。二，这个世界发展的真相与其说是由争取平等驱动着的，毋宁说更是因为竞争——确乎，尼采以前的人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即使关于以上两点，也绝非尼采思想的“专利”。在他之前，东西方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不论及此两点。比如罗素关于道德曾一语中的：“道德不应使对人快乐之事成为不快乐。”——言简意赅，说出了尼采絮絮叨叨说不清的人性真相。尼采的生活方式，是纯洁的——远避声色犬马。类似康德的那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比康德在乎对美食的享受。“我甚至在音乐和诗歌方面也早已显示出伟大的天才。”“我对自己有一种严厉清洁的态度是我生存的第一个条件。”“恐怕他们（指他的国人）很少会评断过关于我的事情……”“然后事实上很多年以来，我差不多把每一封我所接到的信，都看作一种嘲弄。”“在一种善意待我的态度中，比任何怨恨的态度中有更多的嘲弄意味……”“周围一片伪装……”以上文字，比比皆是地出现在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尼采迷”们却便认为正是他狂得可爱和敏感得恨不能将其搂抱于怀大加抚慰的“鲜明的个性”之自我写照，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不从精神病学经验方面加以重视。
自恋、妄想、猜疑、神经质般的敏感——在今天，这些其实已成为早期诊断精神病的一种经验。因而有才华的尼采首先是不幸的，其次是值得悲悯的，再其次才是怎样看待他的“哲学”的问题……尼采又是孤独的。执迷地爱好思想的人，内心里是超常地孤独着的。头脑被妄想型精神病所侵害着的人，内心也都是超常地孤独着的。尼采的心不幸承受此两种孤独。诗人的气质，思想的睿智，思辨的才华，令人扼腕叹息地被精神病的侵害降低了它们结合起来所应达到的高质量。
在他那优美散文诗体的思想絮片之下，在他那些亢奋的、激情灼人的、浪漫四溢的“哲学”礼花的绚丽后面，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人类一颗最傲慢的心怎样被孤独所蚀损。
在这一点上尼采使我们联想到梵高。尼采在无忧无虑的体面生活中，被“思想强迫症”逼向精神分裂；梵高在朝不保夕的落魄的生活中，被“艺术强迫症”逼向同样的命运。他们反而在那过程中证明了各自毕竟具有的才华，此乃人类的一种奇迹。
尼采的孤独又体现着一部分人类之人性的典型性——即在人类那部分既“文化”了又执迷于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的内心里，上苍先天地播下了孤独的种子。他们的理念路线，常诱导他们去思想这样一个亘古命题——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
11.沉思鲁迅
在阴霾的天穹上，凝聚着一团大而湿重的积雨云——我常想，这是否可比作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呢？那是腐朽到了糜烂程度而又极其动荡不安的时代。鲁迅企盼着有什么力量能一举劈开那阴霾，带给他自己也带给世人，尤其中国底层民众，又尤其许许多多迷惆、彷徨，被人生的无助和民族的不振所困扰，连呐喊几声都将招致凶视的青年以光明和希望。然而他敏锐的，善于深刻洞察的眼所见，除了腐朽和动荡不安，还是腐朽和动荡不安。更不可救药的腐朽和更鸡飞狗跳的动荡不安。
他环顾天穹，深觉自己是一团积雨云而孤独。他是他所处的时代特别嫌恶然而又必然产生的一个人物。正如他嫌恶着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