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受众概况
1.青年读者群体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囿于信息的闭塞，民众对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整体上仍处于认识上的滞后阶段，大多数国人仍然带着过去老旧的思想意识，活在掩耳盗铃式的光景中。但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新一代人的成长而发生着变化。
1870—1890年，一般民众对报纸的需要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尚不能意识到报刊与自身生活的关系。即使国家能在推动报刊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也无法脱离社会的实际状况，更何况清政府起初对报业持敌视和警觉态度，政策多变，使报业的生存环境极不稳定。19世纪末，进入我国已半个多世纪的报刊，对普通人的影响仍非常有限，许多人连基本的“阅报”为何事都不知，更不用说了解报纸的言论和立场了。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国人带来极大震动，文人志士要求变革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学会的成立、报刊的创办，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这时，大部分报刊的文体和编排形式仍不便于普通识字者阅读。与此同时，报刊所传递的新观念、新思想，极大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激发起他们复兴国家、变革社会的热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各类信息在沿海地区传播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在与沿海有密切往来的内地传播。在这些看似涓涓细流的信息流动中，一批批寻求知识和理想的年轻人从各地进入传递出这些信息的大中城市，并分散于各类新式学校中。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青年学生逐渐成为社会上读报的重要群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也在稳步增长。
虽然这些青年学生在几亿人口中只占极少的比例，但现代报刊对他们早期的追求和以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报业的变迁和进步也反映出社会的变化。
到1906年，《时报》和《时事新报》刚刚在上海创刊不久，《新闻报》已走过二十余年的历程，《申报》则已有三十余年的成绩。“申报纸”在乡间被作为一切报纸的代名词，其影响力显然可见。
2.最早的受众调查
我国近代报刊业在反复和曲折中发展。1906年2月5日（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二日），《申报》发表“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的社论，①阶段性地考察了当时报业的发展状况。该报就此问题展开的调查报告可作为我国最早的受众调查资料，考虑到此后清政府对报刊态度的急速变化，这份调查中的某些结果也呈现出阶段性特色。
调查者对《申报》的早期受众做了分类，从政府、官场、学界、工商界、农民等几大方面考察了读者对报纸态度的转变。从当今社会学研究方法上考察，这份百年前的调查似乎仍有诸多不足，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最早的有关受众方面的参考资料，其重要参考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所估计的1906年左右《申报》的发行量及流通区域，基本可以判断这份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工商界、学界和农民反映的是以上海及邻近地区为中心的读者群体的情况。此外，调查谈及的工商业对报刊的使用也只是反映出部分情况，因为当时沿海工商业对报刊的认知和使用仍处于较原始的阶段。
调查显示，最初官场对报刊上发表之言论，因“恐有以发其覆也，则深恶痛忌之”。而不同的人采取的做法也不一样，“其强横有力者，多方以中伤之，而有捉主笔封报馆之计划，其懦怯无能者，百计以运动之，而有进贿赂通关说之陋习”。经过报纸几十年的发展，调查认为，官场的态度虽然仍有反对或敌视者，但也出现了不小的进步，即“渐有据报章之记录而行诸公牍，以为案证者矣”，说明早期的报纸消息已得到部分官吏的关注并信任，他们在正式公文中有时会选择使用。
工商界对报纸的认知和使用也在变化之中。昔日读报者少，能读懂报纸者更少，并且读者偏向喜好社会新闻，正如调查所说“对于报纸之意见，视若无睹焉，非无睹焉，能解识报章之文意者鲜也。即稍有能读者，不过喜看盗案之新闻耳，间有登录无稽谰言，街头巷语，则拍案而叫绝”。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少人开始通过报纸了解社会状况，获得市面盈亏及工商发达与否的信息，并通过报纸关心时局，一般人已开始知道报纸是有益的。
调查也显示出学界的变化。士人阶层早期使用报纸的目的不过为平时的消遣作谈资，除了最关心报上所载的考试试题和榜案外，不认为报纸是与学问有关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士人对报纸的作用普遍重视起来，并将报刊作为获得各类消息和求学的最佳途径，“凡内政外交及一切学务兴革等事，藉取资于是，视为求学之急务，而不肯一日间断也”。报刊在传播过程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实际而言，不仅读者群体能够接受到的报纸有限，而且他们当中也存在较大差别。比如早期的农民读者在整个读者群的比例极低，除沿海某些地区外，一般农民几乎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报纸，报纸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
至于政府和官场则应是综合情形，毕竟就形势而言，这个时期的新闻政策还是掌握在最高当权者的个人意志之中，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官场对报业的态度。早期报刊与政府的关系非常不稳定，既曾因行政力量被推广，也同样因此力量而遭到压制和摧残。
在近代中国政体之争的论战过程中，舆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这些重要言论载体的报刊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此过程中，清政府也不得不正视舆论的力量，并采取应对措施。在辛亥革命前的数年间，特别明显的变化是政府也开始知道舆论终究不可遏制。
当时报刊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它能为读者提供所需要的内容，至于报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运作及职业队伍的建设、职业道德准则等问题，则远未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媒介的功用也只是在很小的范畴内被认知和接受。当然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媒介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认为，媒介的影响力此时更多地表现在它是否能满足那个时代背景下特定读者的需要。
二、民间阅报组织的发展
1.阅报会的产生及概况
我国最早的公共报刊阅览室诞生在19世纪末，随着报刊的逐渐普及而产生。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大力推进办报活动以向国人灌输新知识、启迪民智。《申报》曾特发社论劝人读报，指出报刊可以“通上下之情，知四方之事，凡国家政教之损益，民间风气之厚薄，无不备载于中”，并指出阅读报刊的四大好处为“广增见闻、通知时务、便利商贾、攸关教化”，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社会精英分子身体力行地创办报刊，宣讲报刊开化社会的作用。
1898年，在维新风气的推动下，从汉口至上海的长江流域数城市出现了一些名为阅报总会或阅报公会的组织，会中备置各地报刊，向社会公众开放。① 虽然报刊在这段时期发行日益增多，但贫儒寒士能花得起钱买报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报刊的作用，维新派在他们创立的各类学会中开辟藏书楼，广搜图书，供人阅览，借古已有之的藏书楼，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先河。除书籍外，这类藏书楼大多备有各地新出的报刊。如湖南南学会内备有26种报刊，其中重要的报刊如《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新报》各备10份，稍次的《国闻报》、《格致新报》各备5份，影响较小的《求是报》等各备1份，凡维新派感兴趣的全国报刊尽收其中。
除学会外，各新式学堂的藏书楼内也备有报刊，供学子了解国内外大势。这说明，当时报刊已与书籍一起，构成人们了解世界、汲取知识的两大重要来源。在此基础上，阅报室开始从藏书楼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文化设施。阅报会也为文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聚会场所，也较“学会”更使人愿意加入。因为维新派创办的各种学会，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学术观点太新，一般文人虽关心时政，但并不自认是新派，或避讳集会结社之嫌而多不入会。阅报会则不同，如汉口阅报总会设置茶厅以供光顾，上海阅报会则除设置各式报纸、各种时务书籍供人翻阅外，还请精通化学、农学之士进行演说，并设置笔墨纸簿，备人发表观点。
1898年，江左汉记书局在汉口创立阅报总会。该书局受上海等处各报馆委托销售旬报、日报10余种，大多为有关介绍时务或贯通中西方面的报刊。利用这样的便利条件，该书局设立阅报总会，将各报备齐，供众人阅览，也趁此机会顺便推销报纸，如代人定购各报等。同年夏，苏州绅士董濂夫鉴于“八股已废，士尚求学，上海时务、新学、经世、格致、农学各报，皆议论宏通，切中时弊”，但报纸名目繁多，寒士无力购取，不容易全部阅读，因此创设阅报公会，将各报每种购全十多份，借人观阅。此外，有上海绅士在沪北西棋盘街创办阅报公会，后为避“会”之名，改称“阅报公塾”。②
2.阅报会的继续发展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下令禁报，取缔学会，阅报会虽非正规社会团体，也备受压抑，但在此情况下，仍有人大力提倡阅报会。③
1899年夏，绍兴绅士筹议，在余姚、上虞两县，各设一所劝善看报会，以移风易俗。他们认为，两邑乡间，凡平日赛会、演戏等事花费甚巨，如果能每次节省数金，留作购置书报则将受用无穷。此外，还建议裁减用于祠堂祭会方面的靡费，移作购书购报之用，分给族中弟子阅看。同年12月，杭州文明社阅报处开办，备有日报、旬报、月报等各类报刊。①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阅报会重新兴起。到1904年，南至广东，北至京津地区，西至四川，东至山东、福建的广大地区，都出现了阅报会、阅报社、阅报所等团体。20世纪初，阅报会“开启民智、转移社会风俗”的作用已被认同，东西南北均已出现阅报社组织，在某些地方甚至已深入到乡镇；但阅报会主要出现在南方，北方尚不普及，已有的则多设在中心城市，如中州阅报社设于开封、文明书局书报公社设于北京。而1902年在天津创立的阅报社设于发起人家中，社会影响很小。1904年的天津阅报会则由《大公报》、利亚书局同人发起，和北京的书报公社一样，均由书局、报社发起，社会一般人士尚未致力于此。此外，即使在发达的省份，就某一城市而言，数量尚少，还有些地区阅报与读书合而为一，称为“书报公社”。这些都表明，当时的阅报会组织还处于初始阶段。
从1898年创始到1904年的六年间，阅报会之所以没有充分发展，除人们认识的局限外，官方的态度也是重要因素。“新政”期间，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戊戌政变后取缔学会的禁令一直没有明确宣布解除，各地官府凭自己的理解来对待阅报会。如将通州书报公社的创办启事与通州知州的取缔令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出民间开启民智的时代潮流与守旧官吏依然奉行愚民政策的尖锐对立。直到北京的仁人志士大力倡办阅报会，并得到京中一批官吏的支持，以首善之区影响全国，各地阅报会才获得蓬勃发展。阅报会也从单一劝人读报的组织，向多功能的社会团体演变。②
从阅报社在我国近代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人士及其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在推动我国近代报纸的普及和使用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在一般民众对报纸尚不能充分接触和了解的阶段，这些有识之士就为推动报业进入普通社会而努力，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自发的联合，但却在社会上形成了推广报纸的风气，在近代报业的发展及近代受众的培养方面功不可没。
1912年，千年帝国落下帷幕，历史进入民国纪元。在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的中国，报纸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仍相对有限。早期的政府、社会民众、报业及其从业者自身对报业经历了不同的认知和接受过程，他们的关系也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民国成立后，报纸的作用为各种政治势力所重视，大众媒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个时期的特色之一。在与政府及各种政治派别的关系变迁中，报界也经历了报业史上职业操守堕落的黑暗时期。在这段看似混乱无序的历史中，国民的国家意识、民族自觉、民主权利等现代意识却在觉醒。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及“五四运动”的发生，都促使新的社会思潮和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社会对各类信息和知识的需求较前迫切，报纸的种类和数量在这段时期增长迅速。因经济或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京、津、沪等地的读者相对集中，但总体而言，这个时期读者人数在全国人口中仍占极小比例。
中国新闻界在纷繁复杂的时局变化中各有取舍，在这段承载着战争、流血、社会动荡多变的历史中，报业经历着近代中国社会共有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