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多少诌得几首歪诗的人，一旦当真要做起诗人来，起初或许有一种不能让文学史感到遗憾的雄心，但坚持不了多久，就开始困惑了，诗歌不仅不能为他们提供奢华的物质享受，甚至于不能养家糊口，些许的虚名又怎能给他们带来升官晋爵的好运，我想放弃诗歌不能不算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或者改行写小说，写歌词，写报告文学，甚至于写广告辞，都比写诗要实惠得多。至少，在熬更守夜的辛苦后，你有更多的可能和途径获得报酬。我想，冒牌的诗人多，真正的诗人少，这是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许多自诩为诗人的人改不了一个可笑的习惯，喜欢老鼠爬秤杆自称自个，我想这大概是他们怕被轻视小看的心虚之举吧。他们大多是不会做傻子的，遇墙就转弯，既充分享受着曾经写诗给他们谋得的虚荣，又用诗作着他们务实社交的润滑剂，把诗人的头衔和名声作了庸俗交易的“添头”，他们热心于自我“炒作”。我难以说清他们是依然迷恋诗歌高雅的光环，还是留恋曾经有过的创作氛围。等到诗人的名声和他们的诗作连作“添头”也被人看不上眼的时候，他们才不轻易谈诗论诗了。毕竟他们早已远离了诗歌（心下却难以割舍对虚名的眷顾？）。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就像在窗外的叫卖声中，你弄不清谁在兜售假货一样，我们的诗坛一样在沉寂中制造着喧嚣，试验着新的形式，拼合着新的辞藻，所谓创新似乎天天都有，又似乎永无进展，这一切考验着不多的几个留守读者的耐心极限，而剩下的诗人们就像在一片困境中等待奇迹出现的傻子，尽管就着白开水吃着干硬的馒头，也要从复杂中弄出一点单纯，从平淡中提升几许崇高。
大概为诗的初衷是对美的追求，而美不只是一种优雅，本质却是生命。在我看来，生命的最高目标是单纯和简朴。而这个日趋工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的世界，正以巨大的压力将人的灵魂挤往角落，让生命异化，作为诗人的人也在劫难逃，诗人们再也把持不了自己的心境，他们感到价值的失落，意义的沦陷，欲望的膨胀，这一切成了痛苦之源。总在梦想着用崇高和悲壮或是随遇而安的恬淡来拯救灵魂，而谁又能不把他们看重的诗歌当成乞丐手中的“打狗棒”呢。曾经的辉煌远去了，曾经宁静的心理态势没有了。
许多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要么看穿了写诗的无意义而金盆洗手了，要么在完成幼稚的初恋任务后光荣或辛酸地退役了，要么不再写诗，却以过来人的姿态喟叹着诗歌创作的前景，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指手划脚。那些做着诗人梦的少男少女，等到梦醒之后，他们看见天空飞舞的纸片不再希望它是一页诗稿（最好是百元大钞，至少该是一张给他带来好运的名片吧）。仍在写诗的执迷不悟的人便被称作迂夫子、傻子、疯子。他们在陋室中青灯苦旅，在劣质香烟中作沉思状，把不多的钞票拱手让给做文化生意的骗子，他们试图融入潮流，但清高和胸无城府使他们笨手笨脚。这让我想起那些身处窘境而为艺术献身的人，身居茅屋心系黎民的杜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曹雪芹，还有蒲松龄、凡高、海明威，难以尽数，而不是身居高位的歌德，以及维特式的烦恼，也不是位居人臣的王安石。“生计第一”一但变成“写诗第一”，那可是要折寿的。不顾折寿而为之，那不是十足的迂夫子、傻子和疯子吗？还在继续写诗的人，谁能像波德莱尔那样揣有十万金法郎的遗产而从容以求？谁能在灵魂纠葛中拥有灵魂遨游的闲暇？
又有谁还把诗人的痛苦当作灵魂的高度？
郭老先生发了神经可以伏在地上作颠狂状，谁知这颠狂之中有着一种对土地母亲博大深沉的爱呢；诗人流沙河走路之时常常口中念念有词，这之中又有多少至真至美的歌吟呀；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了灵魂的苏醒和悸痛。恰恰是那些被看作是迂夫子、傻子、疯子的诗人最具生命意识，他们懂得原始生命的纯洁与真实，懂得人类共同的苦痛与欢乐，懂得更执着的欲望和无为而为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燃烧的激情中清扫着平庸和肤浅的灰烬。特别是那些为着梦想远征的人，他们把自己当作最大的敌人，在精神领地除了自己，别人无法将他战败。
如果这世界上的人都变成绝顶聪明的人了，也就没有献身精神了。诗歌应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一种涵养灵魂的方式。因而，有一点迂气不妨迂得执着，有一点傻气不妨傻得天真，有一点疯气不妨疯得无畏，只要迂而不腐，傻而不呆，疯而不颠，才是生命最活跃的形式，才是灵魂最高贵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