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台的最初几年内，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1950年财政收入为新台币168300万元。1951年度其收入为新台币231600万元，支出高达新台币243000万元，赤字为11400万元。蒋介石眼看腰包越来越瘪，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从大陆带来了厚实家底，但要坐吃山空，不免心里发慌，情急之下他责令国民党“财政部”采取新的举措，谋求财政收支平衡。“经济部”、“财政部”和“生管会”等部门遂联手合作，果断采取措施，挽救财政下滑局面。
首先，整顿税制。在台湾光复以前，各种捐税十分繁多，税种达52种之多。1951年，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内中央及地方各项税捐统一稽征条例”，将税目大大简化，税收主要包括赋税、国税、省市县税、关税、房屋税、货税、所得税、营业税、土地税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收税制度，调查税源，明确税基；统一实行发票办法，以发票的数额作为课税依据；实行惩处制度，对偷税漏税或欠税者，施以重罚；大量培养税务专业人才，举办税务培训班，吸收大中专毕业生进入税务部门。这种统一、严格的税收制度实施后，税收大幅度增加，由1950年的6.9亿元新台币增至1951年的11.4亿，1952年猛增至19.4亿多。税收成为台湾弥补财政赤字、回笼货币的一条重要渠道。
其次，发行公债。1949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制定了“爱国公债条例”，条例规定公债年息四厘，每6个月还本付息一次，分15年还清。从1950年2日至11月底，共售出“爱国公债”15370万元。此外还开始证券交易，发行股票。1961年台当局公布了“证券商管理办法”。1968年4月，又制定“证券交易法”，股票交易得到迅速发展。1962年已有18家股票公司，1972年增至49家，上市股票总面值也由1962年的54亿元增至1972年的68亿多元。
再次，压缩财政支出。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国防、外交”和日常政务支出占主要部分。1950年度，这类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74.2%，而经济建设支出仅占4：8%。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仓皇退台之初，有一种“狼来了”的心理，对共产党怀有天然的恐惧，为了固守保台，他加固防线，维持庞大的军队。同时，不断以美元开道，向各国游说以博得国际同情，而国民党庞杂的官僚机构也从大陆搬到台湾。而要压缩财政支出，在两军隔海对峙的岁月里，“国防”和“外交”丝毫动不得，所以只有简化行政机构，裁汰冗员。蒋介石对这些庸官、闲官也毫不手软，“行政院”的各“部”、“会”等下属机构，前后裁撤掉84个单位，裁退人员5000余人；对“立法院”下属机关也一次裁掉、合并几十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负担。
通过这一系列财政金融方面的改革，台湾财经逐渐走上有序运转轨道，从而有助于国民党政权在孤岛站稳脚跟。蒋介石摸一摸日益鼓胀的腰包，终于松了一口气。
四、工业的勃兴
（蒋介石参观公民营工业产品展览）
到台湾后，蒋介石于1953年11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经济建设时，他认为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起点，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和印刷工业，要解决台湾近一千万人口的吃、穿、用的基本需要，扩大就业，节省外汇，就必须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依靠美援，发展农业，并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在台湾，蒋介石放手让尹仲容、李国鼎等人，负责工业的具体规划、充实和执行。
1.两条腿走路
在蒋介石时代，台湾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至1960年，为工农业平衡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至1972年，为工业起飞阶段。具体说来，在第一阶段内的举措有三：
第一，以农养工，以工促农。
台湾光复以前，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形式下，基本无工业可言，农业仅以米粮为主，生产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混乱又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迁台之初国民党的经济重心是增加农业生产，尽快解决紧迫的吃饭问题。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后，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蒋介石在曾文水库工地视察）
在50—60年代，在台湾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国民党当局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农业投资，提高产量。1953年8月农业机构的主管人员、有关公营企业代表及外籍专家60余人组成粮食作物、特种作物、林业、渔业、畜牧、水利建设6个审议小组，研究制定两个农业四年计划。计划要求稻米实现出口，小麦、大豆、黄麻等减少进口，发展远洋及近海渔业，推广优良种畜，加强灌溉排水设施建设等，并规定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为平均每年增长4.8%。经过努力，两个四年计划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额完成任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2%，第二期为5．3％，稻米、大豆、小麦等均实现大幅增产。
到60年代初，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发展带来了如下结果：第一，粮食自给有余，1959年台湾大米产量达到185.63万吨，出口量达9.096万吨；第二，“政府”提倡租税用实物交纳，在粮食的低价和肥料的高价政策下，稻米的1/4—1/3被征收，用于军用粮食和工作人员的实物给付，这就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第三，支持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场；农民的多余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建立和发展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塑料、胶合板等轻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外销以赚取大量外汇，购进了工业机器设备和原料。据台湾“行政院”资料表明，50年代台湾外汇收人的来源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出口。
台湾的农业结构一向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农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日趋必要。台湾当局适时实行“开放经济”和“内外结合”政策，以推动农业生产在自给基础上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发展用地少、价值高的农产品，如洋菇、芦笋、洋葱、鳗鱼等，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50年代中期后，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洋菇罐头和芦笋罐头的出口地区，又是香蕉和凤梨的主要出口地区之一。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和外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台湾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工业的发展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以支持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世界农业绿色革命的冲击，台湾糖、米、洋菇、芦笋罐头等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的外销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帮助农业克服困难，“政府”果断采取降低肥料价格、直接拨款以支持农业建设、高价收购农产品等措施使农业得以渡过难关。
第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
经过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重建，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失业严重、贸易逆差巨大等原因，在以农业作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上，台湾当局适时采取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策略。即一方面进口机器设备、原料等生产资料，一方面在岛内发展关系民生、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并争取大量出口，以挣得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进口替代工业是一种内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为促进其发展，当局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除了前面提到的进口管制、复式汇率外，还有以下几种政策：
税务方面，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从1948年到1955年，所有进口货的平均名义关税率增加1倍以上，从20%上升为45%。1951年开始实施外销品退还原料进口税政策，1955年颁布“外销品退还税捐办法”，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外销品，退税项目也从原来的进口关税扩大到商港建设税、货物税及防卫税等。1955年，国民党政权还颁布“所得税减免办法”，规定凡属“政府”鼓励之工业，新设或扩充设备达到原有生产能力30%以上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3年。
资金方面，为弥补资金不足和高利率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当局对某些轻工业实行低利融资补助办法，由台湾银行为之提供低惠贷款。
在“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以电力、化肥、纺织三项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重点。此外，还鼓励私人投资那些加工过程简单、投资不多的其他非耐久性消费品工业，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到50年代末，台湾的纺织、化纤、塑胶、食品、合板、自行车等以进口替代为目的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第三，官民企业并举，鼓励民营企业。
台湾光复后，原由日本把持的企业统统变成了公营企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又从大陆带去一批官僚资本，同台湾原有的公营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公营事业在台湾一统天下的局面。蒋介石到台之初，对公营企业采取优先发展政策。因为，公营企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它主要包括电力、机械、钢铁、银行、交通、通讯、炼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部门，其重要性决定了蒋介石不可能不对其采取抑制态度，同时，当时的大批美援绝大部分也用来扶植了公营事业。公营事业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实力对50年代恢复和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优先发展电力、交通等，为以后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蒋介石听取“组合会兼副主任委员”李国鼎汇报）
5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逐步稳定，开始采取官民企业并举的方针，奖励私人在食品、纺织、水泥等所需资金少、回收快、技术含量低的领域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