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既然已失败到十分弱小，要死而复生，若不能以小攻大，以弱敌强，当然无法最终成功，蒋介石借田单的历史事实，为自己和台湾军民打气，要以“小小台湾之寡、打败大陆之众”。蒋介石说，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蒋介石分析田单不以自己的小莒而示弱，反而采取强硬态度，在关键时候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从中获得巨大启发。这一点收获，蒋介石受用了后半生，所以他在台湾，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是他的口号却喊得十分响，这实际上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不过蒋介石的这种精神算来的确十分可以。蒋介石认为主动攻击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攻击，这是一种军事策略，是指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军事行为，如果他真是要主动进攻大陆，恐怕只会早取灭亡。所以蒋介石的一切理论均是主要取其“精神”，至于实践，那又另当别论。
“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这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并非真的就是从田单那里得来的。在台湾，为强化其独裁统治，特务组织深人台湾的每个方面，军队和政府机关不用说了，甚而经济生活领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间谍活动均颇为广泛。对付大陆，蒋介石自然不会不用他的拿手好戏，在离开大陆前，他就作了布置，在大陆埋伏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极尽破坏之能事。同时，蒋介石还采用欺骗战术，引诱对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此激发台湾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这一点，蒋介石算起来还十分坦白，蒋介石为了鼓吹“反攻大陆”，把这个理论运用得十分到家，有心无心不难看出。
“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蒋介石为加强台湾的战斗力，差不多已将台湾完全军事化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已无群众支持，要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蒋介石讲，1964年的“毋忘在莒”运动，有四个目的：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青年自觉地再号召；
自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党的战斗力的新生。
总之，一切均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为此他洋洋动情：
“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介石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听取防守报告）
蒋介石向来爱以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以此体现其高喊“复兴中华文化”的真实感，他从不拿当时人当做学习的楷模，因为他总认为他是伟大的领袖，别人无法与他相比，自然不能效法什么。
蒋介石这种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从人的精神意志角度来看，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不过他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希望恢复其独裁王朝的自白而已。同时，他亦想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蒋介石在1964年发起“毋忘在营”运动，主要基于他对当时中国大陆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他认定此时时机已成熟，可以动员台湾全体军民进行“反攻大陆”活动，特别是全力的“政治反攻”。
1966年5月，中国大陆爆发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本想以此“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林彪、江青一伙却趁机篡党夺权，给亿万大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一爆发，就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似乎“毋忘在莒”的研究成果很快会转化为现实。
通过各种情报，蒋介石对“文革”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认定“文化大革命”已毁掉了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组织，“文革”是要“重建毛家党”。他说1969年的中共九大，是为此做准备，九大以前是共产党内第一阶段的斗争，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爆发”。他说：“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主席团之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22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12人中，又有江青等人为一个核心势力，林彪的军方只有4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江青的势力。”
据此，蒋介石认为江青与林彪两派相斗究竟是“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由林彪接班，要看两个集团斗争的结果。
基于以上封建君王式的错误分析，蒋介石认定“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说：
“苏联反对毛泽东，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一旦中共内战爆发，苏联即助中共‘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
蒋介石认为“毋忘在莒”运动可以实现反攻大陆，关键还有美国支持他。他对当时世界分析，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对美的态度仍是一致，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扶持亲共产党势力，假如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所以美国绝不会真正抛弃他与中共言和。他甚而批评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因为这是与他之反攻战略相背驰的。
他又自我吹嘘地说：
假如我统治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今天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为此东挡西杀，永无宁日。
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
分析到此，蒋介石的几何式推算就有了结果：要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必须由他“反攻大陆”。
由此蒋介石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要错过现在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不动手，中共进一步强大起来，并完成洲际导弹的发射，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蒋介石指出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混乱，从而认定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中共“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
“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介石的“毋忘在莒”运动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初来势很凶猛，但由于他在台岛搞的种种“反共运动”和“反攻大陆运动”实在太多，台湾军民对此并无多大新鲜感，虽然他对国际社会一再呐喊，但已没有多少人去听他的声音。美国虽然一方面保护着他，但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厌倦之感。此时美国对于台湾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毋忘在莒”虽十分感人，但失败是自不待言的。
从1949年12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至1975年他梦断台湾孤岛，其间整整26年，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蒋氏每年都要发四次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总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滥调。
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祯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蒋介石在金门太武山远眺大陆）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难为”或“不可为”，却不断地发表注定“明天”不得不去做解释的“反攻大陆时间表”呢？
蒋介石曾向蒋经国透露过此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外患整合内部，是强人政治的重要法宝。况且蒋介石对美国人一时还并没有失望，他相信随着自己力量的复兴、壮大，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迷途知返的。
可惜在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蒋介石自以为的“天赐良机”中，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蒋介石逃台后首度从内心里萌发的反攻狂热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后来，蒋介石在60年代初大陆发生自然灾害和“文革”动乱时，又有两次头脑发热，要实施“反攻大陆”，甚至在大陆“文革”时，蒋介石还同与中国共产党翻脸的苏联政府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却又因美国人拨了冷水而梦断，蒋介石也只有再次大骂美国佬不成人之美了。进入70年代以后，蒋介石实际上就再也不做反攻梦了。“反攻大陆”更多地成了一种理想，一种政治需要，那样明确，又那样模糊。蒋氏父子在遗嘱中，都不忘向台湾军民强调这一追求。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大陆发生了持续近两个月的政治风波。台湾海峡对岸有关国民党当局是否可以武力进军大陆的议论也就不期然地产生了。政治嗅觉敏感的新闻单位及时采访了掌管台湾军事大权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记者问话时，只字不提军事反攻问题，只说“国军”有信心反击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图。郝氏还称：“今后台湾情势将是‘和平竞争’，而非‘和平共存’”。“三军统帅”李登辉召集临时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焕、宋楚瑜、郝柏村、郑为元、邵玉铭等人，会中除了漫骂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只是下令三军戒备，并未提军事反攻问题，相反地，倒是怕中共乘机“武力犯合”。
国民党中央与军事巨头的上述举动，引起了台湾一些极右翼人士的极度不满，认为国民党未能把握住这次“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莫非国民党当局不想“反攻大陆”了吗？此间，身为“立法委员”的关延环，曾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政府面对大陆变局，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总统还在的话，老早就打过去了。”
如果蒋介石不是死于1975年，而是死于1989年后，果真像关老先生所言，能够带兵渡海反攻吗？
三、“反攻复国”行动
（蒋介石巡视前线，眺望大陆）
对于“反攻复国”，蒋介石时而毫无信心，时而头脑发热，对于何时能“复国”，他自己也很迷茫。但是，无论有无“复国”的希望，他对大陆的军事窜犯却一刻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或利用特务，或派遣残兵败将对大陆进行破坏或骚扰。蒋介石将各种形式的窜扰看做是“反共复国”的序曲。
1.金三角“反共游击军”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主要着手在两个方面：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利用其在大陆潜伏下来的特务搞暗杀和破坏活动；其次就是在大陆周边组织其正规军败退后的散兵游勇，盘踞一块地方，在大陆边界上不断骚扰。蒋介石把这种武装势力称为“反共游击军”。蒋介石所组织和操纵的“反共游击军”，其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云南省境外缅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所盘踞的国民党残部。
关于东南亚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海外舆论习惯称其为“九十三师”。因为在1941年至1946年时，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入缅作战，曾在东佛南地区驻防5年之久，后留下了不少开小差、盗卖军火等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当地形成一支地方武装，后来被解放军击散，于1950年初逃到缅甸的三岛、孟瓦、孟育地区，自称“滇缅反共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这是老“九十三师”的来历。
1949年底，白崇禧、胡宗南集团在广西、四川被歼灭，1950年1月，在云南元江的第八兵团也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正规军全部覆灭。但该兵团第八军二三七师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带领的1000余人，由于驻在元江下游，得以侥幸漏网，当他们知道主力部队已完蛋之后，迅速逃窜，奔出云南边境，4月21日到达缅泰边界湄公河两岸的小勐棒地区，在这里与另一股“九十三师”巧遇，这就是九十三师二七八团。
该团于2月19日，在中缅边界的打腊地区被解放军击垮，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带残部500余人也逃到了小勐棒。罗伯刚因其妻已去台湾，便带上用武器换来的金条，独自经泰国去了台湾，而把部队交给了谭忠，让他把部队带到泰国，等候台湾飞机来接。可是谭忠与李国辉商定却不去台湾，就留在金三角，并把各自的部队合并为一支“复兴部队”，共1600多人。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系，要求台湾空投物资，而台北回电要他们“自谋出路”。于是这帮残军就在此地开荒种地，修建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就是新“九十三师”的来历，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游击军”在金三角盘踞发展的开端。
其实早在1949年底，蒋介石飞到重庆指挥国民党在西南的残军顽抗之时，就曾考虑过把这批军队运到一个安全地方。因为他自知大陆丢失已是注定，蒋介石当初打算把这些集团军撤往台湾，但考虑到台湾地小人多，再加上这些均是杂牌军，他并不信任，所以在当时就为这些军队指过出路：向南退，可到海南岛，或是集结到云南边境。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料到蒋介石残军会打算从云南边境逃出中国，所以采取包抄战略，先从广西打到广东再打到云南，切断了盘踞西南的蒋介石残军退路。因此，国民党集团军退出云南从陆上逃跑的路子被堵死了，只有小部分残军得以漏网。
当然，对这点人，蒋介石并没有费多大心思，他几百万大军丢了都只能痛苦一番，故而当这帮“复兴部队”向他要物资弹药时，蒋介石没有给他们，由此也可见蒋介石对自己部队的厚爱的程度如何了，这恐怕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小原因吧。
没有办法，这支“复兴部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生存下去，不过，好在他们中原九十三师的人在此地已有许多年的经历，对此地十分熟悉。当初之所以打算逃到此地，也是因为此。所以他们不但在此地盘踞下来，而且日渐壮大。
先是李国辉、谭忠利用内线，凭借武力和引诱，使云南至东南亚商路上的武装商贩“马帮”投靠了自己的部队，这一下就为自己找到了财源。接着，这支部队派出人员去联系前面提到的那支“滇缅反共游击队”，双方一接上头，当即一拍即合，别看这支“滇缅反共游击队”人数不多，却有在此地长居的经验和势力基础。李国辉、谭忠搜罗到这帮人以后，势力大增，人员已达到了3000余人，其部队编制如下：
“复兴部队”指挥李国辉，副指挥谭忠。下属：
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兼；
二七八团，团长谭忠兼；
特务大队，大队长陈龙；
搜索大队，大队长马守一；
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张伟成；
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蒙保业；
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石炳麟。
蒋介石的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成了“气候”，这引起景栋缅甸军的极为不安，遂有将其赶出缅境的打算。1950年6月初，缅甸军方通知国民党残军，限其10日内撤出缅甸国境。在经过几次谈判均无效的情况下，从1950年6月16日起，缅甸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向残军进剿。看到缅军来势凶猛，李国辉指挥残军先撤出驻地，然后又反攻回来，结果大获全胜，不但重返驻地，而且还攻下缅军重要基地大马力。最后经过谈判，残军换个驻地到猛撒，以便让出公路两侧，减轻对缅甸的威胁。猛撒是有40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物产丰富，军需供应有保障，后来残军反而成了缅甸认可的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