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任重而道远
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美国金融风暴不仅动摇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对欧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诉人们，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预见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出现了发展方向的迷失，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
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个人名义在其央行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话题推到了历史性的世界高度。
在特殊的语境下，周小川提出的创造一个“超主权国际储蓄货币”的提议得到了全世界经济学界、各国首脑政客及媒体的强烈关注和讨论。
周小川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的共鸣，就是因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适应当前金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缺陷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与之国际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大改革。
然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各种势力的复杂交错，种种自私习惯的存在注定了这是一场艰难痛苦的任重而道远的战略事件。
其实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并不是新鲜事物。正如周小川文章中说的，这是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曾经提出建立国际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并创建一种独立于一国主权货币之外的新货币（bancor）为全球提供流动性。遗憾的是凯恩斯的方案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但是因种种缘由，特别提款权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之后的国际经济活动中，特别提款权在使用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正是因此为今天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和伏笔。
既然“地球人”都知道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件多么必要和多么的紧要事情。全世界的经济精英们完全可以抽出时间坐下来磋商设计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共同解决世界性的经济问题。然而这个世界不完全是“经济世界”，人类不完全“是经济人类”。野心、贪欲、私利及这些人性的衍生品质还充斥着世界的各个角落。
但是解决类似于这次全世界性质金融危机等其他所遇到的问题，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秩序。
当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好几个改革思路，有多版本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蓝图：
1.经济学家们的改革设想。
目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的改革设想主要是：应该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提出的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结合21世纪的新形势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的目标是：第一，构建没有货币霸权的全球货币体系；第二，构建支持国家内部发展的国际贸易关系；第三，创造能够刺激各国提高本国就业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全球经济环境。
2.欧盟改革设想。
第一，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和资金规模。第二，金融监管不留“死角”。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以往监管松懈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所谓避税天堂首当其冲。第三，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第四，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必须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建立预警系统，以避免危机重演。
3.中国政府倡导的改革设想。
第一，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应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第三，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当然，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自己提出了概念性的方案：第一，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
第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
第三，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揽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世界储备的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
第四，积极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应该加速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为今后进一步谈判构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中国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战国时代”的形成。
第五，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最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路和蓝图并不缺乏，而且各国行动的动力也是积极高涨。但是改革行进的阻力也不可低估。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出于政治原因，创建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不会一帆风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获得了巨大的金融、经济甚至政治优势，它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支持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方案。美国当前虽然深陷危机，但其强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并未遭受根本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都无法获得与美国相匹敌的主权信誉和实力，而这两个因素是支撑国际储备货币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当前深受危机影响的背景下，仍然可以看到没有哪个国家和投资者仓促地把美元换成其他资产。事实上，中国、日本等美元储备大国仍然增持美元资产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现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来说，在各国经济都困境重重时，仍然要“矬子里面拔将军”，持有美元还是相对偏好。同时，通过政府间制度安排等非市场途径来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到美国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担的问题。况且，美元垮台的受损者不仅是美国，东亚等净储蓄国也首当其冲。应该说，长期来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未曾“病入膏肓”，除非发生国际势力格局的剧变，它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非易事，但并非不应讨论和逐步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沿袭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来的，是经过一定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惯性，其变革很难仅仅通过市场的力量，其改革是各国经济实力的较量和博弈的结果。要想在较短时间内，不经过艰苦的努力就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变革，是不现实的。
从目前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因此，很多政策的选择仍需要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思考。但毕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已经清晰，相信未来各国之间努力磋商重整全球金融格局，加强金融监管和建立IMF平等议决机制，达成积极的共识。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建立发挥全球财政和央行的职能，这将是未来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任重道远。
不平坦的保“8”之路
2009年，中国将首次出现两位数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央决策层经多次论证终于在政治局常委会经济工作会议上把2009年的工作基调定位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这之前中央把2009年国内经济增长目标定位在8%。
一位参与制定2009年经济目标的人士说，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一个底线。若低于8%，我们将遇到更大的困难，许多发展问题、社会问题都不好解决。
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基调和经济目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全面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明确具体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会议总揽全局，求真务实，鼓舞信心，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凝聚全国力量、协调各方行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国家统计局于4月16日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虽然对中国以往增长速度而言，这个数字不很光鲜，但相对于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负增长的状况，这个成绩实属不易。虽然经济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但结果好于预期。
如果以全年实现经济增长率8%的要求，一季度GDP仅有6.1%的增速，显然不能算是很好看的数字。之所以人们会对未来经济走势作出乐观预期，主要是看到了这6.1%背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首先，这一数字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在进一步加深蔓延、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的形势下取得的，就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所言“是很不容易的”，显示了我国经济抵抗外部危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我国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政策，已经初见成效，经济运行正在出现积极变化。
虽然从第一季度的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处在乐观状态。决策层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的最低限目标仍有很大信心。但是国内的经济学家们仍表示担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日前表示，根据近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代表性企业的调研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呈现恶化的趋势。按照目前的评估，其冲击程度不会低于1997金融风暴。从特定金融产品扩展到金融机构，进而扩展到全球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阶段。
造成部分人对危机估计过低的原因在于金融危机的传导需要时间。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的调整幅度显著大于美国市场的调整幅度，这除了去杠杆化导致的资金流出原因外，也显现出投资者对于这种即将传染到来的金融危机的深刻担忧。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内地市场2009年不会出现通缩情况，但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困难。
吴敬琏认为，内地早前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可以帮助中国经济，但对促进消费所占比例很小。他建议，分配这笔款项时，应优先考虑促进消费的措施，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及人力资本的投入等。他相信，中央应继续放宽货币政策。
他还说，难以预测人民币走势，因为汇率是依据供求关系。而早前中央大幅减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过往中国是靠收购外汇增加货币供应。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中国的改革步伐是否会因此放慢？
吴敬琏表示，中国的改革步伐在金融海啸下反而应该加快。他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在金融海啸下所面对的困难，便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由以往靠投资及外需，转变为提升国家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关键时期，必须重视三个层次的问题：财政和货币政策、帮助小企业以及振兴产业。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最大目标，而8%的GDP增速被视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底线。
如果从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逐一分析，一季度进出口24.9%的大幅下滑显示，依靠外需实现“保8”目标难度相当大。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说，外需环境的恶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掣肘。中央各部委均下调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指标，这表明今年国际形势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从国内消费来看，交行研究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虽然一季度我国消费增长仍保持较高速度，但消费已经呈现环比增幅放缓的趋势，而且受居民收入增长限制，未来消费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显示，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逐步下降。据此，他认为，消费增速在2009年将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
从2009年国家的经济基调看，投资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是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希望达成的结果。那么在资金推动下的投资大幅增长，更可能成为“保8”的关键力量。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出现复苏，大规模的新增信贷将起到“准财政政策”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也有不少专家预测，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双重驱动下，我国二季度经济将进一步向好，GDP增速将反弹至7%之上。
在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下，甚至已经蔓延到国际经济实体的危机，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很多，特别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持续萎缩、行业产能的过剩、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财政收入的下降以及就业压力的加大等多方面。经济学家们对2009年经济增长保“8”有所担忧。
而实际上，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宁可把困难和风险看得重一些，把应对危机的时间估计得长一些，把政策举措准备得充分一些。”因此可以说保“8”仅仅是我国针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经济中面临的困难而提出的中短期量化目标，我们更应当着力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否则，巨量的信贷投放和过快的投资增速，在给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的同时，也会给未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埋下隐患。
经济政策首重扩大内需
对于2009年的经济发展基调的定位，中国政府经过反复论证检验，中央已经传达出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总基调。
在这个总基调中，扩大内需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把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基调。尽管以前很多经济学家建议政府要想保持高速、稳健、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把拉动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中国政府因考虑多种因素并没有真正地把扩大内需作为首重。
然而，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世界其他经济体受到创伤，国际消费市场快速萎缩，迫使中国的出口贸易严重受阻，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迅速破产倒闭，大量失业工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社会稳定和人民日常生活遭到干扰。另一方面中国的居民储蓄一直高居不下，大量的资本浪费，整个经济体资金周转速度缓慢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的发展。同时中国居民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低下，中国贫富差距在不断的拉大，民间怨声载道等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缠绕在中央政府高层。
也许正是这些内忧外患的大环境迫使中国领导层们不得不下定决心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以扩大内需为首重进行改革。这也是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契机。
从中国的经济结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思路的逻辑解读“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总基调。保增长就是要保障中国经济在2009年及以后的几年里经济增速保证在8%以上。从目前国际经济环境来看，以往的依靠出口贸易带动经济增长起码在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
那只有扩大国内的消费，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因此扩大内需是当下中国必须作为重中之重的国策来对待。这就要同时的变革我们以往的经济结构体系。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期，国际需求大幅收缩。而中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中国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中国政府为了落实扩大内需的经济基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具体的十大措施和七大部署：十大措施包括：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七大部署包括：1.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2.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3.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4.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5.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6.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7.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此次出台的十大措施和七大部署当中，大部分篇幅用于政府驾轻就熟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内容包括政府保障性廉租房建设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共交通、环境等，延续了以往投资拉动经济的一贯做法。这是因为扩大内需政策在国内尚属首重，其发展必须从基层做起。
十大措施前两条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农村的生活设施、住房等；还有措施明确加大扶贫力度，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用来稳定和保障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一部分群体，使这一庞大基数的消费群体免去了生活后顾之忧；另外还有措施明确提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使其有信心也有能力进行消费。
与此同时，放松银行信贷规模，有利于企业借贷同时增加流动性；在通货膨胀压力放缓的前提下，小幅上调商品价格（农产品、电力等）有利于引发居民对于未来物价预期的提升，从而也能激发消费需求。
国内启动内需的第一步就是从覆盖面最广的农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开始。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内部需求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技术改造、农村发展等都会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正处于消费水平快速成长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潜力巨大。我国有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额，有规模巨大的居民储蓄和社会储蓄，有充裕的财政收入，扩大内需不仅有潜力，也有基础和空间。
扩大内需，短期靠投资，长远靠消费。加大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投资力度，进而带动社会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手段。据测算，中央部署的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大约可拉动明年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在当前外需明显减弱、消费乏力之时，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当前，要坚持扩大投资规模与优化结构并举，确保4万亿元投资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推动结构调整；既能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是，居民收入增速减缓、收入预期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不利因素，制约着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广大农民的消费。当前，既要加快民生工程建设步伐，又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在保证人民更多、更好地享受发展成果基础上，逐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尽管面临不少困难，但世界经济调整也为我国加快结构升级带来了新机遇。不论从克服当前困难还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只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只要推动产业结构化升级，就能增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双双再上新台阶。
忧则兴，预则立。形势复杂多变，机遇转瞬即逝。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有正反两个方面。中国的经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缓，中国制造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次契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走过去的老路。在应对危机中调整变化，在调整变化中实现升级，将成为未来更长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
经济前景充满挑战，股市发展值得期待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似乎没那么惨重！在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锁定在8%的高位增速，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健发展以及中国有能力和有实力应对世界经济金融灾难。
中国政府极有远见地及时把中国2009年及以后的发展基调定位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而且为了落实执行这个经济基调，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执行步骤。最新公布的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为6%，这个数据看起来似乎令人不很满意，但是其他经济指标都在预示着中国经济在向利好的方向前进。放眼全球，唯有中国的资本市场仍是投资的乐土，于是投资人在期待中国的股市能回到两年前的牛气冲天的景象。
中国股市的回归需要中国经济前景的利好，然而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了挑战。
2009年中国经济将面对考验。政府正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以舒缓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反映了成品出口业的外部需求减弱。同时国内楼市低迷已对钢材、水泥等行业造成连锁效应，并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
政府宏调政策的重点目前已全面转移至刺激经济增长。若GDP增长低于8%，失业率上升的风险将提高。鉴于中国政府的积极行动，预计境外上市的中资股份情况将于2009年开始好转。
目前，多个类别的中资股的价格与整体比较已呈现出相对吸引力，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仍保持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铁路、建筑及建材、电信和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前景较好，而金属、航运及重型设备等面对经济周期性风险的行业形势相对严峻。
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尽管被少数人批评为“含糊的”，但无可否认它是迄今各国推出的最大型的财政刺激方案。由于地方政府提出的优先项目仍需等待中央政府的审批，政府注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呈现，但我们相信，政府的注资最终会给经济带来积极作用。国务院已作出批示，绝大部分的投资必须于2009年春季全国人大及政协会议举行之前投入到项目的建设中。考虑到项目审批与工程进度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刺激经济方案的成效将于2009年第二季度起在实体经济中逐步呈现。
由于对民生的注重及防止经济大幅放缓的决心，政府将在新年（或之前）推出新的刺激措施。据官方媒体报道，新一轮的政策重心会直接放在刺激消费上，届时将会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建立国有企业工资增长制度以及把医疗及教育补贴扩大至低收入家庭。
此外，继粮食收成创下近年新高之后（正遇上经济放缓下需求疲软的时期），政府将采取一系列针对农村消费的措施，包括增加粮食储备、提高最低收购价以及研究上调粮食入口征税等。
中国经济的未来尽管面临挑战，但中国也存在许多利好因素。中国财政盈余充裕，政府债务较低，并有15.5万亿元人民币的净储蓄，这为安然渡过全球经济衰退期提供了足够的资源。银行基础稳健，拥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可能增加的不良资产。
在过去的经济低迷时期，中国的调控机制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迅速地通过重要的政策调整。尽管财政刺激计划仍需一定时间方能发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政府已清楚地表明立场，并将继续采取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政府将继续增加社会福利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以减少中国公民为应付住房、教育、退休和医疗卫生问题累积大量预防性储蓄存款的需要。除中央政府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进行的低收入住房建设的三年计划外，我们预期政府将于2009年新年期间推出进一步措施，以加快医疗、卫生保健和退休金制度改革。升级农村基础设施的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长期而言将最终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同时，农业土地改革将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安排。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一项旨在提高中国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改革方案。相信农业用地改革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并有助于政府实现既定目标，提升农业生产力，重新分配经济增长资源。允许农民将农业用地投入市场等有关改革将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允许向大型农场经营者转让土地将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尽管市场在短期内可能继续传出负面经济消息，企业盈利在一段时期内可能继续疲软，但我们预期中国股市将在2009年年初靠稳。因为从以下几方面而言，中国股票的吸引力已大大增加：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目前的市盈率为8.3倍，而长期平均市盈率则为16倍；平均股息率为4.3%，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存款和国债收益率更理想；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7%～8%，但这个数字仍高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5.58%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仍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中国股票市场在一年内从牛市高峰跌至熊市低谷。尽管中国直接投资于股市的居民只占少数，但散户代表了国内最富裕的那部分人口。为了挽回这个重要消费群体的信心，我们预计当局将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国企控股公司继续收购其上市附属公司的股份，中央汇金加大对内地上市股份的投资，特别是大型银行。由于目标企业均为股指成分中最大型的股份，故相关措施将有助于稳定内地市场；调动国内机构投资者支持股市，包括鼓励保险商、共同基金公司及全国社保基金为市场提供支持；短期内限制新上市的审批，以舒缓资金流动性压力。
可以预计的是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将于2009年继续推动保证金交易及卖空交易计划的实行。这些新机制将有助于提高整体市场的流动性及从根本上改变A股市场的“单面”性质，让投资者可以从升市及跌市中获利。投资者将可以利用更复杂的交易策略，而非单纯的买入和持有。
然而，这个时候谈中国未来经济能够在挑战中复苏繁荣，股市的发展值得期待，好像有些不合时宜。毕竟世界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还不能看透。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做了“昨天不会回来，明年才是最痛苦”的演讲，谢国忠的演讲虽然悲观，但他道出了客观错误的由来。
谢国忠说：“对中国来说，像刚刚说的刺激经济，是暂时稳住，但没有解决中国根本问题。中国是出口依赖型经济，比日本、韩国都要更依赖于出口。所以在出口不好的情况下，经济再恢复增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政府砸钱，能维持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如果真正调动内需，是要调动中国家庭内需。我们说刺激消费说了十几年了，刺激消费，但消费在经济当中的比例一直下降，这一直是一个口号，没有具体行动。中国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家庭财富水平比较低、收入水平比较低。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消费不足，是因为不敢消费。其实中国老百姓不消费最重要的原因是没钱，不解决这个问题，刺激消费是很难的，中国的财富主要在政府的手里。一个市场经济里面，财富在家庭手里，消费好，劳动力市场好，工资也好，继续更进一步的财富积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财富积累都在政府手里，是不支持消费的。我们这么依赖出口，主要是这个引起的。这个不解决，中国经济要恢复高增长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要过了，我们就好了，一切回到昨天，这个梦我想就别做了，昨天不会回来的，你得另做打算。”
投资人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可以期待，但也要反思谢国忠的忠告，期待中国股市一切“回到昨天，这个梦就别做了，昨天不会回来的，你得另做打算”。
中小企业融资难亟待改善
中国的中小企业就像中国的农民工一样，处在政策的边沿、金融银行业的视野之外，无法走进政府官员们注意力。然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像野草一样疯狂地生长着，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创造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六成，吸纳了中国80%的劳动力就业。
终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疲软，造成了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大增。正是政府考虑如何安排庞大的失业人口的时候，政府终于认识到了中国中小企业存在的意义。中小企业开始走进了中央政府的视线里，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多么可悲的理由。但可喜的是中小企业将会有一个宽松的公平的发展空间。
在2009年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浙江省的讨论时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渠道。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离不开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国家出台的一揽子保增长的措施能不能见到实效，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看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如何，看带动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入多少。要进一步提高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认识，消除观念上的偏见和歧视。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能繁荣经济、解决就业的都要大力支持。要进一步破除各种体制障碍，切实扩大市场准入，特别要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使非公有制经济真正享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要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勇于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政治角度，温家宝总理的这段论述，对于占中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来说将会在融资和政策层面得到一个公平宽松的发展平台和环境。这是中小企业家们梦寐以求的喜事。
而这之前中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信贷融资渠道面临的艰难是很难想象的。
在货币紧缩环境中，为保持最佳盈利水平，银行必然转变信贷偏好。由于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重点项目的信贷资金风险较低，而且往往派生大量的中间业务，因而他们往往会成为各商业银行优先放款的目标。相反，中小企业由于项目较小、企业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等原因，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银行信贷“保大放小”的做法成为必然，中小企业资金链面临严峻考验。
货币信贷总量的下降将导致企业资金缺口难以弥补，中小企业本来分享的信贷份额就较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压缩贷款将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较大的边际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步伐更加沉重。目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个别的接近高达80%。同时不少银行还要求企业存单质押，使国有银行综合融资率达到了11.65%，股份制银行综合融资率达到了15.4%。如果是担保贷款，加上担保机构平均2到3个百分点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承担的融资成本更高。
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不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资本市场。中小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收资金以充实自己的力量，而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股权交易则成为其必然选择。
第二，缺乏有效的融资工具。中小企业的情况很复杂，不是一刀切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小企业既需要有针对现金流动的贷款，也需要有一些针对人的贷款，我们的金融机构必须有一些新的工具，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第三，缺乏必要的金融中介机构。许多中小企业并没有足够的自有资本进行抵押贷款，担保性放款是解决这些企业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这种担保服务的担保机构不多，即便有的地区建立了这种机构，也因担保资金来源等方面的问题而难以正常运作。
第四，有些金融部门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自国家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集中调控力度，贷款重点投向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和大型企业，对基层行处分配的贷款规模较小，尤其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县级支行，基本上没有贷款权限。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活动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来看，自身素质较差，符合贷款条件少，使他们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赖。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结构严重雷同，低档产品多，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前景，使金融部门不敢提供资金支持。有些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恶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加剧了银行的恐怖心理。加大政策性投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困难，首要的就是从体制入手，进行分析制定和改变相应的支持中小企业灵活融资的政策。
在现行的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给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贷款片面地向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倾斜，加上过分严格地控制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活动，是导致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缺少融资渠道的根本所在。也有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多数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注重资本积累，其简陋的条件和太低的信誉，令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望而却步。
另外，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但大多是针对中小高科技企业，而更多非高科技企业依然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中小高科技企业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风险投资的青睐，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小高科技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将难以改变。
由此看来要想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政府支持和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比如在各级政府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可以政府投入为主，适当吸纳部分——民间资本，再依据当地的条件及实际情况，在不同时期确立不同的重点，全方位地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由小到大的蜕变。
对于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的状况，在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之后，各相关部门开始针对这一问题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将组织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开发适宜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内外上市。规范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支持中小投资公司设立和发展。
——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重点围绕信用担保、投资融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等领域，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培训。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多层次、多类别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素质。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继续组织实施“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推动20万户中小企业联网。
——推动中小企业产业、产品和组织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各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落实六项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现状。
1.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市场。通知要求，要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以潜在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新产品、组织生产经营和技术改造，主动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市场。
2.要以办好“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和“APEC技术交流展览会”为契机，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组织和推动各类中小企业产品展览展销活动。
3.推动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通知要求，各地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要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开展资本运营，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实施并购重组，进行产业链整合，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4.管理创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通知要求，要引导企业突出战略、营销、财务、风险和质量管理，千方百计增收节支，降低成本，靠管理求效益。
5.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通知要求，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企业负担的专项治理力度，取消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项目。要结合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企业强化信用意识，健全信用制度，建立信用自律机制。
6.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千方百计保持社会就业形势稳定。通知要求除了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必须淘汰关闭退出的企业外，要千方百计减少企业停产、关闭和破产情况发生，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尽量不裁员、少裁员。
中国的中小企业的春天已经来了，虽然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冬夜之后。冬去春来百花齐争艳。
理清“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我们一味强调“高积累低消费”。没办法，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我们只能“先生产后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的“家底”逐渐厚实起来，国家应当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可是，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中，投资的拉动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据了解，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出现在1981年，当时的消费率曾经达到67.5%，2003年却下降到不到57%，而最新的数据是55.4%，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比较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普遍比发达国家低15～20%左右。
现在看来，前段时间中央在扩大投资规模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将从10个方面入手，安排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项目。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搞自己的刺激经济计划，不仅有省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也有地市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甚至还有县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某种程度讲，这些“地方版”的振兴经济计划抑或成为各地追加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代名词。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出台的“地方版”振兴经济计划就需要大约18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当然也有说15万亿元和20万亿元等其他各种各样版本的。
很明显，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振兴计划，还是各地的“地方版”经济振兴计划，主要意图还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增长”。虽然也会有一部分投资“溢出”到消费领域，如在没有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假设之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民工工资就算是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的一种“溢出”，但靠这种办法来刺激消费要绕很大的弯子，周期较长，规模也相对有限。
在“扩内需”方面，政府之所以重投资而轻消费，无非是仅从直接回报来考虑问题。投资能够带来收益，即使无法带来现金收益，至少盖的房，修的路，搭的桥都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相反，要让政府部门拿出钱来刺激消费，等于政府“白给”老百姓钱。这种惠民措施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无法体现地方官员的政绩。以官本位为特征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有积极性。
造成扩大内需重投资轻消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太大。85%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而85%的人只占有15%的财富。特别是县和县以下非农业人口，本身没有什么产业，很多人每个月挣200元都很困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给今天带来的后遗症：贫富差距过大，没有购买力和有效需求，消费启动不了，地方政府就只能把重点放在投资方面来拉动内需。
要启动内需，清除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就要从两个层面分析并着手解决：
第一是消费倾向问题。
一谈刺激消费，都会谈及社会保障，涉及的就是改变消费倾向的问题。有人提议说将中国家庭消费倾向提升到和美国家庭消费倾向一样的水平，这样消费不就起来了吗？这种建议不无道理，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福利跟不上，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等费用不仅高且都要老百姓自己掏腰包，老百姓本身收入低，承担这样高的生活后顾压力，老百姓也只能平时省吃俭用尽量多多储蓄。老百姓是不敢消费而不是不愿消费。另外，现在对中国家庭消费数据的统计是有问题的。如果把住房开支（包括购买住房本身）也泛泛地算作是家庭的某种消费的话，中国的消费倾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是在猛烈上升的，现在这一消费倾向上升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见，消费倾向并不是大问题，老百姓并不是不花钱，只是把钱都花在了买房子上。积蓄都花光了，再怎么刺激，也拿不出钱来消费。
第二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再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庭的收入占整个经济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上升很快。但是，包括预算外的收入在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就只有24～25%，而一般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个数字都在30%以上。所以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而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把企业部门剖开来看，最接近消费者的下游行业，如纺织、服装企业，其盈利能力及其占整体收入分配的比重，在过去四五年间的上升趋势并不是很明显。上升最猛烈的都是上游企业，如煤炭、石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以及和它们密切相关的行业。所以，企业利润的上升是建立在利润分配格局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其背后对应的是整个经济结构在工业化、重型化过程中的巨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投资轻消费的结构是市场自发力量形成的，我们无法依靠行政手段硬性纠正，只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去调整。
政府能做的就是要调整经济的结构，尽快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包含了利率、汇率、工资等一系列要素价格机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利润的重新分配，将原属于生产者的超额利润转移给消费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间可能会有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对于企业倒闭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但必须承认，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倒闭本是在所难免，倘若为了解经济一时之急而打乱产业结构转型的节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正如温总理在视察青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要实施一揽子计划，把扩大内需、振兴产业和科技支撑结合起来。这些规划应既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又着眼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谨防新贸易保护主义撞折
中国经济的腰
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被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撞破头，新贸易保护主义却把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撞折了腰。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较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国家则多提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用来对付危机的临时措施。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仅是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手段，更成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手段。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际贸易体系逐步完善，世界各国经济体间的经济合作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原旨贸易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成了一把双刃剑，世界各国也不再轻易抬出原旨贸易保护的政策。但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每一个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的时候必定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本国的新贸易保护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就一定会卷土重来。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它在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及实施效果等方面都与原旨保护主义有明显的区别，它更具隐蔽性、更有定向性和对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更具伤害性。
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新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
总体来看，在WTO规则的约束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因而保护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口实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WTO规则并不排斥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国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还来自发展中国家。
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
美国国会把“购买美国货”写进他们的刺激经济方案内，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正如奥巴马解释说的“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尽管美国国内存在相关的论调，因为金融市场崩溃产生的经济挫败感非常真切，失业率急剧攀升，但是，被写进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买美国货’条款的每一条都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
第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这在WTO组织内早已明确。但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条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
譬如美国贸易法案中就明确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贸易制裁。美国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公开向WTO的有关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WTO的权威性，并为其他国家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三，新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区域贸易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
近几年由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的经济体对其他国家经济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迫使一些国家意识到建立区域联盟，聚合力量增加谈判的筹码来与美国或欧盟经济体进行抗衡。东盟、南美国家联盟等区域性经济团体出现。
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视为对成员国的一种贸易保护。通过“内外有别”的政策和集体谈判的方式，区域一体化协定在为成员国创造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同时，却往往对非成员构成了歧视。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这种排他性特征，实际上起到了对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的作用。
第四，新贸易保护主义采取的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
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依然存在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而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的保护手段是那些经济、技术发达国家的惯用手段。
第五，新贸易保护主义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政策。
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确立战略性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手段，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变了，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贸易保护对世界经济的伤害依然存在，而且更加严重。针对时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猖狂地伤害着世界金融体系，正在阻挠着国际经济的健康复苏。
对于中国来说，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尤其严重。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
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中国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总共有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2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只是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四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这4个国家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
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
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中国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伴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一次次伤害，中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开始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全面施压；在欧盟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特别是在2009年3月份的伦敦G20峰会上之后，国际媒体无厘头地指责“中国民族经济主义”抬头，俨然是一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中伤中国参与常规的国际经济活动。
未来5～10年，将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
中国应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突出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中国应立足科学发展观，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应尽快摆脱单一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未来要培养中国国内市场，拉动内需，以国内消费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化解各种外部矛盾和冲突，为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而眼下针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要做的首先就是告诉世界，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中国要评估新的贸易保护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伤害，及时找到应急的对应措施。
慎重对待全球并购
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这给中国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对外扩张的机遇。中国的企业家们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老总们都已经开始忙碌了。譬如中国的钢铁企业已经出手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企业进行投资收购；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已开始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和南美地区转移。就连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纯国产汽车企业吉利汽车的老总们也开始成为“空中飞人”的全世界考察之旅，看看能否捡到什么便宜进行收购或并购。
中国企业家们之所以蠢蠢欲动主要有以下几点客观和主观因素：
第一，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实施对外扩张，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成为必然。第二，全球经济下滑，世界上很多企业处在困境之中，而中国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此时进行跨国并购或收购是最佳时期。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大企业的高端人才流动大，高端人才的身价大跌水，此时中国企业进行全球并购可以低成本的吸引大量人才，为并购后的企业重整提供了便利。
第四，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中国企业直接进行开外投资是避开国际贸易壁垒的最有效方法。
很多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政府在内都在积极鼓励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但是，尽管有那么多的有利时机，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一定要谨慎对待。进行全球并购和海外扩张相当复杂，企业一旦穿上这双“红舞鞋”就很难脱下。
正如香港一位银行从业者所说：“怀有全球雄心的中国公司对于收购海外资产依然谨慎。他们还担忧自身管理海外资产的能力。”一家研究金融机构的交易商说，在经历了自2007年以来的一系列在西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灾难性投资后，中国公司不可能再准备花钱了，除非他们能够看到长期盈利的可能。
中国大型家电制造商海尔公司曾经是一个积极的海外收购商，长期以来它还被视为跨国收购方面的头号公司。但是，它如今也变得更加踌躇了。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很谦虚也很真诚地说，海尔还没有做好克服巨大文化差异和融入海外商业挑战的准备。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需要比海尔更加复杂的管理信息系统。
张瑞敏说：“如果我们要收购一家外国公司，我们是依据我们的管理标准来经营它呢，还是根据别人的标准？或是我们另辟蹊径？这很困难。”
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领域来说，他们也保持着谨慎的并购贷款发放态度。
国务院出台了“保增长”的十项刺激政策，其中提到了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随后，坊间传闻指出，银监会主席办公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并购贷款管理办法》。按照1996年出台的《贷款通则》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不得用于股权性质投资。而传闻中即将出台的《办法》则有望打破这一规定。
对于备受瞩目的“并购贷款业务或开闸”的消息，银行界或许远没有外界来得兴奋。数家中、外资商业银行的相关人士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并购贷款业务“开闸”后，较难防范企业将并购贷款资金用作二级市场炒股资金。某大型银行信贷部门一位人士表示，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很多事情银行恐怕也很难控制了。
一家外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表示，被兼并方企业如果是上市公司，兼并方企业又像国外成熟市场那样，在二级市场通过收购被兼并方企业股权来实现兼并收购。这时，如何监测、判断兼并方企业究竟是正常收购，还是在炒股票成为工作难点。而另外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则直接表示，并购贷款开闸短期内不太可能。
开了这个口子之后，银行就很难控制了。
上述外资银行信贷人士表示，如果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并购重组向二级市场收购的方向走，那这个并购贷款闸口打开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如何界定正常二级市场收购和股票炒作，还有股权交割等一套程序的界定，这里面还需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法规问题的涉入。
并购贷款涉及兼并双方企业，包含了行业、适用法律、股权结构、或有债务、资产价格认定等多方面问题，其风险明显高于一般贷款。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并购贷款业务开闸后，如何进行相关风险控制是亟须提升的新课题。除此之外，防止贷款资金变相成为炒股资金，也是商业银行人士需要解决的难题。
中投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陈水祥认为，目前大规模推进银行展开并购贷款业务的时机还不成熟，预计将会首先采取试点的方法来推进。确实存在贷款资金进入股市的风险，因此银行发放贷款时要明确贷款用途。各家上市商业银行也都重视对自身的风险控制，对于并购贷款特别是海外的并购贷款业务会谨慎推进。
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的海外扩张和并购，金融企业老总们和金融评论家们更是谨慎。
从中国商业银行历史上并购的实例看，2006以来，中资金融机构进行的海外跨国并购有11笔，其中有五笔超过10亿美元，其中金额比较大的有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国开行入股巴克莱银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海外并购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包括平安。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身兼官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针对中国金融机构是否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提出了应该谨慎的三个理由。谢平说：“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觉得，我们过去对商业银行的研究是不够的。金融危机之前，是我们出去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外金融机构纷纷到国内与我们寻求合作。”中国金融业今天到底要不要走出去，我们应慎重对待，必须事先解决好以下三个自身的弱点：第一，信息不对称和定价一直是境外兼并收购的最大问题。
信息不对称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国内金融机构无法充分了解到即将收购的海外金融机构的内幕，尽管有详细的尽职调查、审计报告、上市股票指数等报告，但这个透明度远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二，中资机构没有管理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经验。
第三，我们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所隐含的交易成本问题。境外金融机构所在国监管当局对我们的严格审查甚至敌意是很难克服的。
尽管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扩张并购持一种积极鼓励的态度，但是中央政府对企业的全球并购仍是谨慎的。正如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告诫那样，要谨慎对待这场几十年不遇的危机，“现在国有企业不要急于并购，要留着现金，将来还会有很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