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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

第四卷第二章第三节《史记》的实录精神

开心一刻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廷,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匈奴单于相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奋战,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兵,但终因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而被俘。

消息传到长安以后,汉武帝本希望李陵能战死沙场,却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见机行事”,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迎合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另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不辨是非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对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一万多匈奴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李陵杀伤敌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回来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表面上是在为李陵辩护,实际是在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了大牢。

不久之后,司马迁被处以腐刑。遭受了侮辱的司马迁差点自杀,但最终他想到自己还未完成父亲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于是忍辱放弃了轻生的想法,并最终完成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开心学国学

《史记》是正史“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之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体例上来说,《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不仅内容上条理明晰,司马迁的文笔也酣畅淋漓,在众多史书中别具文才。《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将“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发扬到了极致。我国史学传统讲求“直书”,讲求“无征不信”,讲求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直书”即所谓的“实录”。司马迁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怀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发愤著书。

《史记》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司马迁对史料的广泛收集以及认真考证和选取上。为了写作《史记》,司马迁到处游历寻访,东到沿海,西到甘肃,南到湘江潇水头,北到内蒙古河套边,东南到江浙吴越之都,西南到四川云贵高原,足迹遍及整个汉王朝版图。同时,他还参考了大量古今图书,尤其是先秦古籍,凡汉代以前的书,无所不采。另一方面,《史记》的“实录”精神还表现在作者对史实“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写作态度上。无论写人还是叙事,司马迁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绝不无故添加。

生活的不幸使司马迁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悲愤化为著书立说的动力,却没有让自己的私人好恶影响史实的记载,所以,他最终能够完成“直可孤行天地”的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中国的历史书进入了一个规范的时代,人们写历史开始有了仿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