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35亿美元贸易顺差可以换购1亿盎司黄金，可是这些外汇储备存到今天只能换到0.02亿盎司。这表明40年间美元储备贬值了98%！既然这样，我国目前拥有3万多亿外汇储备就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原则只有一条：赶快减少并分散外汇储备。
我国究竟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美元陷阱的危害大小与外汇储备规模有关。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外汇储备，但也不是外汇储备越大越好，更不能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大“面子好看”，否则就会“死要面子活受罪”。过多的外汇储备不但没必要，而且容易跌入美元陷阱。
一个简单道理是，美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损失相对较小，原因就在于有其他各国尤其是中国在为美国转嫁金融危机。也就是说，有美元外汇储备国在为美国埋单。
所以，在研究美元陷阱对策时很有必要搞清楚究竟需要多少外汇储备，只有这样才能安排合理的贸易顺差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主要是外向型经济拉动的。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容易导致我国对外依存度过高，只是这种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从具体资料看，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是9.8%；1990年上升到30%；2001年44%；2002年51%；2003年60%；2004年70%；2005年80%；2006年65%；2007年70%。可以说对外依存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地步。同一时期的美国和日本，这个比例始终保持在14%～20%之间。
对外依存度也叫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经济学家认为，每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可以有高有低，但一般来说人口多的国家依存度应该较低才是，并且事实上也普遍较低。这是因为小国市场狭窄，需要过多地依靠国外市场。如果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国内市场庞大，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性也就大大降低了。
研究发现，外贸依存度与国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过多地追求贸易顺差把它变成外汇储备，实在是一件愚蠢的事。
正如2009年5月3日股神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股东大会上所说：“他们（中国人）每日辛勤劳作生产产品给美国人用，而我们给他们一些纸片。当他们想用这些纸片，例如几年前来买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时候，却发现这纸片不能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多亿美元，当他们发现这些美元没办法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后，他们会问，为什么要出口美国，而不是自己用呢？”
是啊，我国为什么要追求对外贸易，追求贸易顺差，而不是致力于改善国内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呢？后者才是正常逻辑。
因为要知道，对外依存度高了，贸易顺差多了会随之带来一系列问题，至少有以下五方面：容易发生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恶化我国和平发展环境。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我国受国际能源和资源竞争制约越来越大。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储备迅速减少，影响可持续发展，影响经济安全。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太低，劳动强度太大，加上缺乏合理的社会保障，容易引发社会冲突。
所以，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一般只需要能满足3个月的外贸进口就可以了，多则无益。
根据这样的标准，我国大约拥有三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了，超过的部分应该用于购买资源和能源及其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提高国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通俗地说，这样才能使全体公民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相反，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很容易受制于人，并且还要在美元陷阱里挣扎。
就好比一户人家，家里没有备用金（包括活期存款）是不行的，但也绝不是现金越多越好，多了就不能更好地发挥资金利用效率，在高通货膨胀下贬值很快，道理是一样的。
贸易顺差过大是傻瓜行为
从上容易看出，贸易顺差过大是傻瓜行为，它虽然与美元陷阱有关，却不是美元陷阱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贸易顺差过大虽然会导致外汇储备增加，但贸易顺差规模本来应该是自己掌握的，怨不得别人，也怨不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在2009年的时候就表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必然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从10年前的1000多亿美元猛增到现在（2009年）的2万多亿美元。问题的关键不是国际货币体系，而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出了问题。
在他看来，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泥潭，今后几年我国一方面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减少贸易顺差，绝不能盲目追求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顺差的最大理由，就是我国的外汇储备收益和安全性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具体数据是，2009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并且还在以每年30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只有降低并减少外汇储备规模，才能避免外汇储备损失。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是刺激内需，用内需来代替外需。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外汇储备占GDP比重下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来。
那么，我国过去为什么会一再愿意做这种“傻瓜”甚至还乐此不疲呢？实际上，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
中共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口号，替代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说法（国际上称为“经济增长模式”）。
而“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苏联提出的，这也是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发展方式。
当时的背景是，这些国家普遍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的做法，即依靠资源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年纪大些的读者应该清楚，这就是我国过去一直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遗憾的是，苏联为推行这种做法吃尽了苦头，但我国却没能从中吸取教训，而是依然一直往前走，直到“九五”期间才有所醒悟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过到现在效果仍然不明显，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一步步掉进美元陷阱。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具体地说，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目的是要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说到底就是要通过产品出口赚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重目的，就是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吸引外资投入。总体上看两者异曲同工，都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不足，同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
显而易见，当资金融通问题解决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基本上学到手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当转移到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上来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国的贸易顺差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庞大，以至于每年都要增加3000多亿美元，一发而不可收。
其实，早在1983年我国就有人提出，“我们缺外汇时不能充分利用外资，现在外汇储备多的时候又强调利用外资。一方面扩大贸易，争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外资，这是个矛盾。是否一定要争取贸易顺差？一般说来，多数国家在开始建设时期都有资金内流现象，如果贸易顺差，就是资金外流。我们有外汇不知道怎么用，结果让外国人利用我们的资金，这是不明智的”。应该说，这位“无名氏”在这方面有着先知先觉，只不过没有受到决策层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所以余永定认为，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三部曲——出口导向战略在我国建立了创汇经济，创汇经济形成了我国1991年以来的双顺差收支格局。我国的汇率政策对双顺差格局尤其是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最终促使我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从而一步步陷进入美元陷阱。
展望未来，美元资产的贬值和投资风险越来越高，继续扩大贸易顺差变成美元外汇储备的傻瓜行为也会更明显。
从美元贬值角度看，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不平衡和美国的超常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在起作用。从美元资产的投资风险看，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是长期的以及难以逃避的，不可能随时间推移得到自动改善。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美国将来是否能够还债？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
在这里，我国因为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所以不得不成为受“人”（美国）摆布的“银行”（每年的外汇储备都用来增持美元债券，等于是源源不断地向美国输出美元）。
所以，真正的聪明人应该从长远利益出发，根据国家长远利益来选择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绝不能继续把希望寄托在贸易顺差的增长上，否则是很危险的。
我国外贸做的是赔本生意
我国需要减少贸易顺差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这做的是“赔本”买卖。做生意当然想赚钱，做赔本生意意味着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当然，这里所指的赔本生意是指从宏观、长期、整体、国家利益和美元陷阱角度而言，并非指一时一地某个企业的进出口盈利状况。
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引进国际贸易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贸易条件。贸易条件能够较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购买力和国民福利水平，可是在我国却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人们关心更多的是进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
所谓贸易条件，具体地是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8年以来我国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恶化中，2008年前三个季度达到历史最低点，接下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得到大幅度改善，2010年年初又重新落到历史最低位，2010年2月的贸易条件指数居然只有81.
以2010年一季度为例，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清测算，按不变价格计算，当季由于我国出口价格下跌使得出口部门少收入104亿美元；由于进口价格上涨使得进口部门多花费404亿美元。一进一出合计508亿美元，占我国国民收入的4.9%。也就是说，由于贸易条件恶化，我国国民收入中有4.9个百分点莫名其妙地就被“贡献”给了其他国家，主要是石油输出国和矿产国。这也就意味着我国2010年一季度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名义上是11.9%，实际上只有7%。
所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把我国的外贸出口称为“赔本买卖”。他认为，在我国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背景下，我国的进出口越多，表明经济结构越是恶化。
原因在哪里？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进出口结构有问题，进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极大地影响着贸易条件变化。
国家海关总署的资料表明，2010年一季度我国进口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其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贡献了绝大部分，例如1至3月铜价分别同比上涨61.6%、106.6%和98.7%，一季度原油价格同比上涨89%。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却同比下降2%，是2000年以来一季度出口价格指数的最低点。
值得一提的是，出口价格指数下跌并没有带来进出口数量的显著变化，表明我国在以更高的价格购进更多商品，同时在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商品，这就是“赔本买卖”的主要表现，其背后反映的是产品结构问题。
进一步展开来说：
一方面，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低附加值出口企业，它们的竞争很激烈，产能过剩突出，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出口议价能力。以我国集装箱行业为例，2010年一季度累计出口集装箱31万只，同比增加123.8%。出口金额6.78亿美元，同比增加只有0.4%。可见，利润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高达46.8%，意味着我国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类商品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致使我国大部分进口企业无力把原材料涨价因素转移到产品价格上来。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2010年一季度钢铁行业利润率继续下滑，全国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有10家发生亏损，再也无法支撑原来的微利局面。
所以说，这样的出口贸易顺差越大，表明我国资源消耗越严重，贸易条件越糟糕。从发展趋势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态势正在决定着我国以后的贸易条件还将不断恶化。
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就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长严重脱节，今后再也不能盲目追求这种贸易顺差了，应当把着眼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尤其是要通过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来达到目的。否则像现在这样，中国人“负责加工制造”，美国人“负责尽情享受”，不是十足的“傻瓜”行为又是什么呢？
话已至此，有个古老的寓言故事可以改编后借来一用。
说是过去有一艘船在海上被打翻了，船上的四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一起漂流到孤岛上，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如何活下去。
中国人甲说：“我会捕鱼，今后吃鱼就包在我身上。”中国人乙说：“我擅长爬树，采椰子的事包在我身上。”中国人丙说：“我是泥瓦工出身，我就搞建筑吧。”中国人丁说：“我没什么特长，我就负责煮饭烧菜吧。”接下来大家把目光集中在美国人身上，看他怎么说？谁知美国人说他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还有肥胖症，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每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四个中国人一听很恼火，这不是国内一直批判的“寄生虫生活”吗？可是看看他这样子也确实不行，胖得像头猪，一动就喘的不行，所以只好同意他把身体养好了再作打算。
就这样，四个中国人每天辛辛苦苦地劳动，供养这个美国人绰绰有余，以至于后来居然忘了让这个美国人养病的初衷，每天只盼望着美国人多消费，否则自己就无所事事了，不但“GDP”上不去，而且“出口创汇”也会大幅度滑坡。但往往“好心没好报”。由于这个美国人整天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结果越来越胖，原来的“三高”更高了，于是抗议中国人的“倾销政策”，并且宣布以后中国人甲每天不能给他3条鱼，只能给他2条，结果引发甲和美国人争吵，说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人想，反正我吃不掉，如果你坚持每天要送3条鱼，我只好把其中的1条扔进海里了。虽说这是浪费，但因为不影响甲的“贸易顺差”，甲又能收到“收条”，所以甲对此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就更不多管闲事了。
这则故事听起来虽然有些荒诞，却大体上能说明目前我国对美贸易的基本格局——中国人负责工作，美国人负责享受。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进一步设想：如果有一天这个美国人死了，四个中国人会怎么想呢？从悲观角度看，这时候的贸易顺差减少了，GDP也降低了，没有了外需，经济速度降下来了，失业率增加了。从乐观角度看，简简单单一句话：少了一个累赘！
内需更能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看，只有实实在在的消费和服务才能达到目的；对外出口及贸易顺差过大，除了“纸上富贵”外，并不会起到前者的作用。也就是说，扩大内需比刺激外需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更大。
遗憾的是，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态势，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很慢，表现在国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下降，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上升。
从具体资料看，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民间消费占GDP比重高达69%，而现在只有35%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1952年时为16%，而现在则上升到30%，翻了一番。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直线下降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改革开放时期，都一贯如此。
例如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3亿个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要知道，当时的政府是“全能政府”，城里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和住房等全都是由国家包办的。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就下降到相当于1.5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实际上表明，此时政府规模已经减少了一半。1995年进行的税收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超过1978年的水平。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大幅度增加投资，更是使得这一比重继续向上攀升。
再换个角度以农民收入为参照物。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相当于8.5亿个农民当年的纯收入，1996年时只相当于3.8亿个农民纯收入，2007年时又攀升到12.3亿个农民当年的纯收入，超过全国农民总数。
政府以这样高的速度把国民收入中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国内增发货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使得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消费总水平出现相对下降。
读者也许会说，政府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是现代政府常用的转移支付手段，即所谓的“二次分配”。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如果财政预算不能实行彻底地公开、公平和公正操作，这种“二次分配”就必然会扭曲上述功能。
例如，政府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向国有经济和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它们主要是重工业而不是民生行业。归根到底，这是制度激励措施决定的。如果这部分投资由老百姓来决定怎么用，一定会把更高的比重安排在消费品和服务品而不是工业品生产上。不用说，后者所安排的产业结构更合理，更有助于拉动内需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从横向对比看，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重是10.4%，而我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所花费的总开支只有GDP的2.4%。当年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相当于GDP的5.4%，而我国不到3%。所以，盲目相信政府开支实际上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去具体考证，根本没有说服力。
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局面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关键是要做到两点：一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透明监督；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把原来虚的“全民所有”做实，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同时，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进行自由交易。
从目前看，我国外贸出口占GDP比重高达40%左右，这种外向型经济导向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否则受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影响过大，总有一天会给我国经济造成致命伤害。更不用说，由于受美元贬值影响，这种资源出口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已经深深步入美元陷阱。
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及早采取对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快把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转为内需。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谨慎使用货币紧缩政策
只有在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时，才能把货币紧缩政策作为临时政策来操作；并且即使这样也要有保有压，绝不能进行全面紧缩，以防因为内外全面紧缩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要知道，既然外需经济增长靠不住，那就要大力培育内需市场。培育内需市场，必须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实现，避免货币紧缩政策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二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内需市场的推动主要靠中低收入人群，只有想方设法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降低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提高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才能保护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提高民营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适当限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增长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从具体资料看，我国国民储蓄率虽然居高不下，比例高达40%左右，但从结构分类看，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92年的21.08%下降到2003年的18.11%）。在这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这同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从69.23%下降到62.68%；企业收入分配比重从11.59%上升到15.47%；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从19.22%上升到21.83%。
换句话说，我国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局面，才能为拉动内需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要回忆向公共财政转型过渡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性支出，提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农村消费性补贴覆盖范围，让人民群众乐于消费，敢于消费。
只有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才能促使他们压缩防御性储蓄，把钱拿出来用于消费。这样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又拉动了内需经济，能够彻底避免出口导向型经济下那种自己勒紧裤腰带却白白把钱送给别人用的畸形状态。
所以，如果政府仅仅是口头鼓励百姓消费，实际上宁可把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陷阱里耗损贬值，也不去购买大宗商品放在那里保值增值，或者分发给百姓消费，这说明百姓和政府一样“不敢消费”，生活质量必定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