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舒晋瑜
传统书院在近代渐趋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默，又在现代意识观照下悄然兴起，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学者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在山东办起了万松浦书院，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在天津办起了北洋书院，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与西安思源学院联手又在古长安的白鹿原上办起了白鹿书院。书院仍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万松浦书院、白鹿书院、岳麓书院、中国文化书院4家书院，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代书院文化版图上东南西北分立的格局。
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认为，传统书院有这样几种情形：一种像白鹿洞书院、阳书院，基本上成为旅游景点，是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另一种是传统书院焕发现代活力，像岳麓书院，和现代教育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书院重在文化版图中“复活”
书院，是中国文化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标识。也许正因为此，众多的文化人致力于创办书院。作家们创办书院，更是带来新鲜的话题。
冯骥才与北洋书院
和任何一所大学的作家任职任教不同，冯骥才一上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用他本人的话说“事情变得麻烦了”。他戏称，王蒙去海洋大学任职文学院院长，像是旅游，是“神仙”，而自己所任的研究院院长，是“苦役”。文化部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身兼数职的冯骥才，当时做文化抢救工作已是相当紧张，他把70％的精力用于文化抢救，30％的精力投入研究院。天津大学请他出任院长时，说是可以把冯骥才的工作室搬进去。可是7000平米的艺术研究院，不是仅仅工作室所能填充的。一年的时间，研究院从外到里放满了艺术品，他还成立了北洋美术馆，举办了四五个展览，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他居然把达·芬奇的原作从意大利搬到了天津大学，仅此项保险金就有30亿人民币。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从夜里3点排队买票，16天展览，观众达到10万余人。冯骥才说：“这件事实现了我的愿望。我想让学生们知道，除了嘉年华外，人类有一个神圣的精神圣殿”。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分了三个中心，文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中心和文化研究中心，教学体系正在组织，现已招收了6名研究生。在从事文化抢救的过程中，冯骥才感受到，这些工作需要理论知识，目前学术界和实践脱节，民间美术从来没有分类。按马克思的学说，建立学科首先是分类，于是他做了民间美术分类。冯骥才说：“我们正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心，要把民间美术普查抢救成果做成信息库，做成民间美术理论，同时还配合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我还在做一系列的博物馆，除了我自己的画廊外，在学院里建立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希望民间文化变成龙飞腾起来。文学这部分，想做的就是新时期文学的分段式研究，要做成新时期文学信息库，这也是另一个大的项目。”自从他创办了研究院，邓友梅、张平、刘诗昆、冯小刚等文艺界很多名家大腕先后来到天津大学演讲，并且每年度出版演讲集。
他还发誓为天津大学义务建一座人文图书馆。“我的理想，是在理工科大学建一个人文的圣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建成后，余秋雨来参观时感慨万分，说研究院体现了文人的力量。做了那么多工作，冯骥才却给研究院起了别名叫“北洋书院”。他说，我不希望把我的名字放在太重要的位置上，还是自己做的事比名字重要得多。
张炜与万松浦书院
前不久，万松浦书院莱西湖会馆在青岛市莱西湖畔建成并举行了揭牌仪式。莱西会馆的建立，让人们再次瞩目张炜与他的书院事业。问及当时为何建立万松浦书院，张炜说：“我一直想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在那里做一点极有意义的事情。……”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又在港栗河入海口附近，故得名“万松浦书院”。它具备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认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
书院建成后，各类文学研讨活动不断，其中有“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书院立场与边缘声音”研讨会等八九次学术活动，李锐、方方、阎连科、张承志、陈思和等曾先后在这里留下足迹。书院先后出版了两卷“万松浦阅读丛书”系列、“万松浦话语”系列“简朴生活丛书”等等，都曾产生过较大范围的影响。目前万松浦书院已建成国内第一家诗歌图书馆——万松浦诗歌图书馆。它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诗歌之家”，并成为大家共享的信息库。
万松浦书院同时积极开展与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合作，到目前已与多所高校确定了合作项目：与烟台大学商定了研究生教学计划，并签约在万松浦书院建立了烟台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性与鲁东大学的合作教学项目己启动。经有关部门批准，自2006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将出任文学写作和文艺批评专业硕士生导师；与复旦大学商定，在万松浦书院建立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分部，该中心由作家王安忆任主任，评论家张新颖、栗梅健任副主任。另外，与青岛理工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的合作项目正在进一步的磋商之中。
陈忠实与白鹿书院
白鹿原上办白鹿书院，名至实归。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写到一个白鹿书院，《白鹿原》中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唯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是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镰，白鹿书院原型就是牛兆镰当时主持的蓝田县的芸阁学舍。陈忠实与陕西一些文化人创办白鹿书院，自然有他们的文化理想。陈忠实说：“书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我们办白鹿书院，一是要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风神秀骨。以白鹿书院为平台，广泛团结、联系国内外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开展游学、讲学、讨论等交流活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白鹿书院诞生在古长安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我们将会开掘源远流长的关中文脉，承续关学精神，探索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新途径。第二，书院的研究课题将对现实问题和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既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也从思想理论的角度，以及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第三，白鹿书院还会以文学和艺术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从而对陕西、对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发挥作用，为促进和繁荣文学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白鹿书院以文学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设奖。据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介绍，白鹿书院现设学术指导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白鹿丛书编辑部（分《白鹿文丛》、《鹿鸣文丛》两个编辑室，《白鹿文丛》按年分卷出版，此文丛主要收入有影响的知名作家的作品。《鹿鸣文丛》按年分卷出版，重在扶持和培养文学新人）。目前，白鹿书院正在规划建设白鹿文学讲堂、白鹿书院藏书楼、中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艺术品展览馆、白鹿会议中心等标志性建筑，规划建成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园林式庭院。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
各种书院的成立，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和现代书院的创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引起关注和讨论。学界人物从不同角度对白鹿书院的观察和讨论，使人们对书院文化及其精神有了多方位的理解和认识。
在现代书院中，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先行者。1984年，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在北京创立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出版了《神州文化集成》（50本）、《国学举要》、《中国佛教史》、《道教文化研究丛书》、《远近丛书》、《跨文化对话》等皇皇巨著，泽被深远。
张炜认为，现代书院不再依赖于一种学术思潮和少数人的思想，而应该是主动与大学教育进行高端对接。万松浦书院创办之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等5所大学，都被纳入了共同创办单位之中。同时，它还实行了自己的“院士制”，从国内外聘请了50名一流学者担任“院士”，组成“万松浦书院院士委员会”。与大学合作成为现代书院文化“对接”的一种普遍方式。白鹿书院也是作家陈忠实联合西安思源学院等有关现代教育机构共同创建，而且，它直接作为西安思源学院的文学院。用作家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要“守住中国文化的根”，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能够薪火相传。
现代书院的创办，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以书院这种形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的断裂处境，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
另一方面，现代书院以民间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和文化的关注。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起于唐，盛于宋，传统书院主要以讲学研修、藏书出版、接待访学等为重要功能，历史上，岳麓、白鹿洞、唯阳、阳等四大书院曾盛名天下。今天兴盛的“书院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
在日渐世俗化的当前精神处境中，虽然也面临一些责难，有时候，甚至还遭遇一些市场经济中生存面临的巨大困难，两年来，万松浦书院还是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不仅传统文化议题在这里得到了激烈的讨论，而诸如“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研讨会、“应试教育”研讨会等各类当前社会及文化问题，也常常进入到书院这种民间方式的关注之中。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学界对书院创立的观察与讨论
针对中国传统书院在今天的再度出现，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对其是肯定的，他说，“其实它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努力，中国书院无疑是对现有教育机制的补充。”袁伟时说，“20世纪最后20年来，特别是中国文化书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不能自由办学等诸多限制下，它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方面，以启蒙为内容，兼容了传统文化，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第二个书院能与之相提并论。”近20年来，包括中国文化书院在内的许多书院相继建立，袁伟时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比起作家们主持的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则和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相连，它是由已故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与北大哲学系季羡林、朱伯昆、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海内外数十位著名学者于1984年创律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谈及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感慨万分：“中国文化书院算得上是1949年后建立的最早几个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自它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也才得以恢复。”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复兴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书院举办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共20余期。书院编辑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及函授班教材等已经出版百余种。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师资就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书院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这也反映了社会变化。在南方，有着千年传统的岳麓书院近年来也是通过与湖南大学合作，而备受关注。岳鹿书院院长朱汉民说，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鹿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作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鹿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鹿书院请进来，走出去。
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
书院体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纵观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到了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经为中华文化的承续和发展做出过无可比拟的贡献。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邢小利则表示，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各种革命及运动的“全面否定”，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正是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拨。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开始增强了，中国怎样发展，很多人开始面向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也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原刊于2007年1月1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