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桂生一听，脸色立刻就变了。当时，恰逢黄金荣不在家，几个能打的好手也都不在场。众人碰到这种棘手的事情，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了。杜月笙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是一展身手的好机会，他鼓起勇气对林桂生说：“娘娘，让我跑一趟吧！”林桂生看了他一眼，觉得杜月笙过于瘦弱，但又实在无人可派，便点了头，并问道：“要不要人相帮？”杜月笙早有盘算，仗着黄公馆的面子，料那拉黄包车之人也不敢来硬的。于是，他便对林桂生说道：“不必了，我这就去。我要一支手枪。”来人把运送黄包车所走的路线向杜月笙说了，他便把手枪斜插在衣服底下，袖子里暗藏了一把匕首，大踏步冲向门外。杜月笙叫了一辆黄包车，也不说地点，便让车夫狂奔起来。在车上，杜月笙左思右想，料定黑吃黑的偷土贼绝不敢逗留在法租界。上海县城一到夜晚便会关闭城门，偷土贼肯定进不去。拉着一麻袋烟土，他更不会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杜月笙断定，偷土贼肯定会冒险穿越法租界，到英租界躲起来。筹划已定，杜月笙立刻吩咐车夫往英法租界的边界洋泾浜跑去。洋泾浜是一条小河。河的南边英国租界，北边是法国租界。现在洋泾浜已经不复存在，现今上海市的延安路便是由填平洋泾浜而铺设的。杜月笙千方百计地想在洋泾浜的北边拦住偷土贼，一旦进入英国租界，事情就麻烦了。
不出杜月笙所料，不久他便发现了一部疾走的黄包车。一麻袋烟土足足有一百多斤，再加上偷土贼的重量，前面的黄包车车夫似乎已经筋疲力尽，走得极慢。杜月笙催促他的车夫赶快追上前面的黄包车。不一会儿，杜月笙便抄到了另一部黄包车的前面。杜月笙掏出手枪，枪口指向坐在另一部黄包车上的偷土贼，很镇静地说：“朋友，你失了风！”
失风是出麻烦的意思，帮会中常借以用来指对方栽在了自己的手里。偷土贼见杜月笙亮出了手枪，惊得魂飞魄散。车夫也被吓傻了，他紧紧握住车把，却已不知道迈动脚步了。
偷土贼坐在车上，颤巍巍地问了句：“你是谁？”
杜月笙听到偷土贼这样问，便知他并没有带枪，心里踏实了许多。他走下车，安抚车夫道：“喂，我晓得没有你什么事。不过，我倒是麻烦你一下，把车子拉到同孚里黄公馆，我赏你两块大洋。”
这两句话杜月笙都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说出来的，但偏偏恰到好处。由此可见，杜月笙确实适合在十里洋场上的帮会中混生活。后来，杜月笙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仍不免胆战心惊，他说，只要说错一句话，当晚很可能就会发生一场血战。他的手中虽然有手枪，但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在杜月笙的命令下，两名车夫拉起车，并肩往黄公馆跑去。路上，偷土贼担心自己到了黄公馆定会命丧九泉，便苦苦哀求杜月笙道：“朋友，我只是一时财迷心窍，请你网开一面，给我留一条生路吧。这一麻袋货色，你带回去交差。”
杜月笙起先一句话也不说，他骤然觉得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偷土贼哀求了半天，杜月笙终于开口了：“你只想保全性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
偷土贼忙不迭地回答道：“是的是的。朋友，求你务必帮帮忙！”
杜月笙对黄公馆的行事风格非常清楚，他知道黄金荣肯定不会在杀一个“失了风”的人，顶多把他赶出上海滩而已。于是，杜月笙便安抚他道：“这件事情倒不必让我帮忙，你跟我回黄公馆，财总归是发不成了，性命还是有的。”
偷土贼听罢，又哀求道：“朋友……”
没等他说完，杜月笙便不耐烦地说道：“放心吧，黄公馆里啥辰光‘做’过人？你跟我回去，挨一顿骂是免不了的。你的性命无虞，只是以后再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
“朋友，你肯帮我讨饶，说个情？”
杜月笙笑了笑说：“你用不着我给你说情，黄公馆向来不会动刀动枪，这种事体，你又不是不晓得？”
杜月笙带着偷土贼回到了黄公馆，见到林桂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货色已经搬进去了，人在客厅里面，等候娘娘发落。”
林桂生匆匆下楼，对偷土贼破口大骂。骂过以后，她便挥挥手，对偷土贼说：“即刻滚蛋，从此以后不许来上海。”
过了一会儿，林桂生又吩咐杜月笙去拦住偷土贼，给他派了一份美差，还赠送了他一百元钱作盘缠。那人对杜月笙千恩万谢，而杜月笙此时正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兴奋。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林桂生的心腹大将，参与到了黄公馆的核心机密中来。黄金荣对杜月笙的表现也十分赞赏，更对林桂生慧眼识英才的本领十分佩服。
八、猛虎张啸林声震杭州
就在杜月笙的地位在黄公馆步步高升，逐渐得到黄金荣的重用之时，后来成为上海滩着名大亨的张啸林也在杭州地界上混出了名堂，成为名震一方的猛虎。张啸林是浙江慈溪人，身材高大，相貌清奇，举止文雅，但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与人谈话，一语不合，便会破口大骂。他早年在杭州从事纺织工作，后来进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结识了张载阳、夏超和周凤岐等人。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张啸林由于在船上设赌局，欺诈乡民的钱财，引起公愤，而被钱塘县和杭州府通缉。张啸林逃离了杭州，一路风餐露宿，投靠绍兴安昌镇警察巡官翁左青去了。翁左青虽然是安昌镇的警察巡官，能文能武，但慷慨仗义，喜好结交江湖人物。张啸林多年前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如今走投无路，只好奔他而去。没想到翁左青听完张啸林的叙述，毫不犹豫地就收留了他，将他藏匿在家里，待为上宾。
在张啸林避难绍兴的那段日子里，中华大地发生了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八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改组兴中会和华兴会，组成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随后，在孙中山等人的领导下，湖南、广东、湖北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行武装起义，试图推翻清廷腐朽的统治。
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虽然没能推翻清廷腐朽的统治，但共和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各地革命之火犹如燎原之火，迅速在中华大地上燃烧起来。宣统三年，清廷在生死危亡之际不思进取，却依然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作垂死挣扎。五月八日，清廷为缓和矛盾，宣布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连立宪派也对清廷感到失望，认为清王朝根本没有推行宪政的诚意，逐渐倾向革命。
次日，清廷又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激起了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四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强烈。四川总督赵尔丰逆历史潮流而动，诱捕保路运动的领袖，继而又派兵镇压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
同年九月，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帮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清廷急忙令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农民起义。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之下，三分之一的新军都参加了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后，武汉防务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组建了起义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复基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在十月六日（中秋节）举行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十月十六日。
十月九日正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起义机关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紧闭城门，大事搜捕。蒋翊武与刘复基计议，决定提前举事。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在当晚12时起义。不料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军总指挥部被军警侦悉，刘复基等人相继被捕，并于十日凌晨遇难，起义军花名册也被清军搜走了。
十日清晨，清军开始花名册捕人，被捕人数已达32人，情况已万分危急，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集议，决定立即动手。当晚七时许，混成协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起义，向城内进发。经一夜血战，起义军占领了总督署，武昌全城光复。十月十二日清晨，革命党人用黎元洪的名义促黄兴、宋教仁等人来鄂，并请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时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即同时响应。各地革命党人询问，纷纷举行起义，响应武昌的革命党人。清廷上下一片惊慌，各省大员也手足无措，弃官而逃者有之；改旗易帜，宣布独立者有之；负隅顽抗，拼死镇压起义者亦有之。同年十一月五日凌晨，杭州革命党人举行起义，迅速攻占整个杭州城。
杭州各界在咨议局开会，选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十一月七日，杭州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浙江军政府成立，浙江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在绍兴避难的张啸林敏锐地嗅到了时局的变化。他想，在这个乱世之中，谁还有闲工夫来管他的案子呢！张啸林与翁左青商议了一番，便托人去杭州打听下自己的案子。几天后，那人便传回消息说：“杭州城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是革命党人当政。整个杭州都乱哄哄的，不要说你的案子，就是杀了人恐怕也没人管，你就放心地回去吧！”
张啸林闻讯，欣喜若狂，便辞别翁左青，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杭州拱宸桥。回到杭州不久后，张啸林便与洪门勾结在了一起。洪门是中国最古老的帮会组织之一。关于其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洪门起源于清初反清复明的民族争斗。明末崇祯年间，山西太平县人殷洪盛，又121名洪英，贤明练达，义薄云天。四方豪杰纷纷慕名来归。崇祯死后，满清入关，殷洪盛便领着一帮兄弟追随明朝将领史可法，在扬州抵抗清军南下。
史可法遇难之后，殷洪盛又领着众人转战东南各处，最终战死沙场。殷洪盛的儿子洪旭继承乃父遗志，继续与清军作战。洪盛手下五名得力干将，蔡得忠、方大洪、胡德帝、李式开、马超兴等人被清军团团围住，众人突围而出，并约今后见到面的时候，应报一“洪”字为暗号。
为什么要以“洪”字为暗号呢？有人认为，洪门就是汉门，因为丧失了中原的土地，所以在“汉”字里要除去“中土”二字，以示大家反清复明的决心；有人认为之所以用“洪”字做暗号，是因为明太祖年号洪武；也有人认为，以“洪”字为暗号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老大洪英。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与反清复明有着莫大的关联。蔡得忠、方大洪等人突出包围之后，转战东南各地，最终投靠了着名民族英雄郑成功并创立了洪门，立志反清复明。
关于洪门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广为流传的版本。康熙年间，清廷派兵清剿福建南少林寺，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收留了逃出来的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五名俗家弟子。这五人便是“少林五祖”，他们在陈近南的策动下，在各地开设天地会的分支机构，统称为洪门。
关于洪门的源流，从来不一致，但反清复明这一宗旨都如出一辙。据说为掩人耳目，洪门一致对外称天地会或红帮，对内则称洪门，会员互称洪门兄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洪门还衍生出了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三合会等众多支派，日本的三点会，美洲的致公堂，江浙一带的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阳党等也都是从洪门中分化出来的。总之，洪门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帮众从事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遍及黑白两道。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洪门人士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孙中山早年在美国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便加入过洪门，并开立山堂，改组致公堂，创立兴中会，山名大陆山。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也提到道：“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谭人凤之说未免有抬高洪门之嫌，但洪门人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南洋和美洲华侨大多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为革命募集了大量的经费；国内的洪门弟兄直接参加革命者亦不在少数。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世事混乱，洪门等各大帮会的会员趁机作乱者也有很多。当时在杭州活动最猖獗的莫过于洪门。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打劫富户，贩卖私盐，走私鸦片和军火，简直无所不为。
张啸林既然有意攀附，自然时刻关注着洪门的一举一动。不久，他便抓住了一次机会，结识了杭州的洪门大哥杭辛斋。杭辛斋在杭州的近代史上有些名号。他不仅是一个周易大家，还是着名的新闻人，曾与严复、夏曾佑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张民办报纸《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杭辛斋逐渐倾向革命，与孙中山有些过往，为辛亥革命出了不少力。杭辛斋很佩服张啸林的胆大骁勇，但看到了他桀骜难驯的缺点，是故没有引荐他加入洪门，只是与他结成了帮外兄弟。在杭辛斋势力的帮助和保护下，张啸林又笼络了一帮流氓，打拼出了一些地盘。
九、三大亨齐聚上海滩
张啸林越发狂妄恣肆，整日领着一帮人四处与洪门之外的其他帮会争夺地盘，弄得整个杭州城乌烟瘴气。就在张啸林在杭州城呼风唤雨之际，他却闹出了人命。有一次，张啸林喝醉了酒，当街打死了一个小瘪三。当时，整个中国都乱哄哄的，革命党人忙着与各方势力交涉，组建新政府，北洋军阀和原清廷大员们也在四处活动，准备窃取革命成果。武昌起义之后，北洋新军成为清廷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便任命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孙中123山通电各省改历，以1912年元旦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当时革命党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1912年1月16日，同盟会京津分会在东华门丁字街一带用炸弹暗杀袁世凯，将其卫队长等十人炸死，袁世凯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