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苏联飞虎队: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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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多行不义则自食其果

佛说:你种下什么因,就会结出什么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儿时,作者屡屡听见父辈们讲起重庆遭受大轰炸的情形,讲起重庆市民在大轰炸中的惨状,讲起苏联空军在我家乡境内击落日本飞机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便埋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恨,埋下对侵略者复仇的种子。

无独有偶,2010年作者在采写《鹰击长空——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的传奇人生》一书时,曾听宋文骢讲起他毕生从事歼击机设计制造的动因,竟然也是日寇在轰炸他家乡时,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和复仇的种子。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宋文骢是云南昆明人。

留在他童年记忆中的昆明,是一个叫人哀怨和惆怅之地。

在他出生的年代里,军阀连年混战,天灾人祸频仍不绝。整个滇桂黔地区,已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出生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东三省。紧接着,卢沟桥炮响,日本人又占领华北,继而华东华中沦陷,日本人攻占南京武汉后,侵略者的铁蹄直逼桂滇川黔。沦陷区的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往内地。那时的昆明城,每天都涌来数不清的逃难人群和溃败的军队。难民、伤兵、乞丐、死亡、惊恐、饥饿……充斥着这座古城。高原纯净的天空,几乎每天都被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撕碎,美丽古城被日本飞机炸得伤痕累累!

据美国人饶世和在《中国航空史话》记载,日本人在中国发动的空中轰炸中,使无数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化为焦土,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伤,以及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战略轰炸报告》吹嘘道:“开战以来,攻陷南京武汉之后,在战略上尤以重庆、成都、兰州、昆明为轰炸重点,不间断轰炸袭击,以示威慑,瓦解人心……1938年7月16日,第5航空师团远程轰炸机27架3批次轰炸昆明,炸毁重点目标40余处,全城淹没于火海;1939年5月15日,远程轰炸机27架伺机再次攻击了昆明,摧毁半个市区……”

“在我小时的记忆中,似乎满街都是难民和伤兵,时常见到的都是焦土和弹坑。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头上盘旋,隔三岔五就来轰炸昆明。整个城里的人,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宋文骢回忆道,“警报一响,全城的人就乱作一团,大人就带着我们躲警报。我是老大,跑警报时,小小年纪还必须背着弟妹跑。那样的日子,几乎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

时隔几十年,这样的记忆,对他来说依然是那么刻骨铭心。

“当时,中国也有飞机,但我们的飞机太少,打不过人家;地面上也有高射炮,但总把日本人横冲直撞的飞机打不下来。日本人的飞机基本都是集群而来,像一群群马蜂,每次来都是27架。这些飞机有时飞得很低,肆无忌惮耀武扬威,我们躲在郊外的野地里,不但能看见机身上血红的标志,有时还能看见日本飞行员的影子!”

这样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在一个儿童心底里留下的伤痛那可想而知。

他8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日本飞机又来轰炸昆明。他家住在金碧路司马巷巷尾。下午,他跟着母亲跑警报回来,三牌坊和他家附近也被日本飞机轰炸,留下巨大的弹坑和烧焦的房屋。在他家前面的巷口,一群悲愤的人围着一张破烂的席子。这张席子下,是一具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的老人尸体。他和母亲挤进人群,跟着众人唏嘘难过不已。他还揭起席子,看了看这位死不瞑目的老人。

善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平静地生活在这里,从来就没想去欺侮谁,从来也没去招惹过谁。可这日本人却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轰炸我们城市,轰炸我们的房屋,炸死我们的小孩和老人,真是可恶可恨!8岁的宋文骢,从那一刻起,他的心里不知是充满了愤懑,还是充满了仇恨。他默默跟着母亲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他突然对母亲说道:“等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去‘东三省’,去炸那些日本鬼子!我长大了,一定要发明一种‘找机弹’,把那些可恶的日本飞机打下来!”

目睹了这惨烈一幕的母亲,还沉浸在哀伤和悲愤之中。她回过头,看着年仅8岁忿忿而语的儿子,不知她是感到吃惊,还是感到欣慰。

要说宋文骢这辈子与飞机结缘,或许可以从这样一个幼童的心底,窥见些许萌芽的影子。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特别是用燃烧弹摧毁中国城市的行径,这给了后来的美国人关于战略轰炸的启发和灵感。珍珠港事件之后,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同样采用炸弹与燃烧弹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日本城市的建筑结构也与重庆相似,他们同样在火烧连营之中,遭受财产重大损失、人员惨重伤亡的报应——当然,此是后话了。

在日本人持续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驻守在重庆与成都的中苏空军,在空中力量存在巨大悬殊的情况下,面对像一群群马蜂似的扑来的日本飞机,他们顽强升空作战,以少击众,屡屡对日机进行拦截和打击。这期间,他们除了护卫重庆,减轻日机对重庆轰炸损失外,还主动出击,频繁战斗,也取得可观的战绩。

2月5日,苏联空军志愿队12架轰炸机远程轰炸了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敌机40余架;2月9日,中苏空军轰炸了芜湖日军军舰,炸毁军舰1艘、日机1架;2月15日,中苏空军又击落来前来偷袭的日机8架;3月24日,中苏空军袭击广州机场,摧毁敌机10余架;4月9日,击落前来袭击的日机2架;5月3日,击落来渝轰炸的日机7架;5月12日,击落来渝轰炸的日机3架;5月25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再击落来渝轰炸的日机1架;6月11日,击落分袭重庆和成都的日机5架……

《江津县志 军事志》第五章“防空”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民国27年冬,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和四川进行大规模轰炸,苏联与中国空军,护卫着陪都重庆及其余州县,屡屡和日寇飞机进行激烈空战,击毁击伤日寇飞机多架。民国28年5月25日夜,日本1架重型轰炸机被援华苏联空军击中,坠落于江津真武乡外迁村。”

知名作家肖建亭少年时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那时,肖建亭和姐姐在重庆“5.3”、“5.4”大轰炸后,疏散到了江津县。他记叙道:

1939年5月26日清晨,在我们借住的乡村里突然发生了一场躁动,四乡八里的乡亲们都往一个叫外迁村的地方涌去。我和姐姐也夹杂在这涌动的人群之中。当我们来到笋溪河边时,只见1架涂着红膏药标志的日本轰炸机深陷在一块稻田里,机身上还在冒着袅袅的黑烟,飞机周围有士兵警戒着。机上共有7名日本飞行人员,已经全部死亡,没有1个活人。这些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已经被人搬出,一顺溜地摆在稻田旁边一个小学校的院坝里,无数的村民正在那里围观。不少人愤怒地咒骂着,不时还有人拿起石块泥块对着那些尸体砸去,还有不少人对着那些尸体吐着口水。我那时人小,也跟着大人们对着那些尸体吐口水……

《中国事变中帝国海军行动》中有着这样的记载:“5月25日,山上少校指挥第1空袭航空队26架轰炸机,利用明月对重庆进行第4次空袭,晚9时出现在敌上空,瞄准市街东部的军事委员长行营,弹如雨下,炸毁许多重要军事设施,多处起火。敌起飞6架苏制飞机向我机群攻击,我数机中弹,1机勇敢冲入敌阵自爆……”

日本人讲的那架飞机“冲入敌阵自爆”一事,无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实际上,这架轰炸机被苏联空军志愿队飞机击中后,操纵系统被毁,飞机逃出火网后,竟糊里糊涂朝着与汉口相反的方向飞去,最终坠落在长江上游江津境内的这块稻田里。“飞机坠落之后,当地军民立即携枪带棒围了上去,但机上已经没有1个活人。第二天一早,重庆防空司令部第1科科长张士伦赶到江津察看,在机内找到8张地图和书籍、日记本之类的东西。”

正如本书前言所述:这架日机的残骸和7具飞行员尸体运至江津县城后,将日机飞行员尸体葬于县城南安门外的乱坟岗上,飞机残骸则在县城公园内建一“中苏友谊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