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宋仁宗）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蜀地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在于蜀地，这个地方原来用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五代十国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十国之一的后蜀末代君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但用在一个帝王身上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因为，所谓“才华横溢”可能是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擅长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史》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开始在剑门、白帝积极屯兵备战。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有钱。
防守方不能出蜀，必须把战场引到蜀道之上，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奉节县东）就是这样的地方。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跟进攻这些地方没什么区别，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资财！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
周世宗虽然没有攻取蜀地，却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六十六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秦国公，专心致志去写诗词了。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三十年，为何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伐蜀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的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965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度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宋朝官员也一直把蜀人看为叛乱之源。
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
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惟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蜀地谁在用铜钱？
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谁在用铁钱？
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铜、铁钱兑换比率约为4∶10。宋军入蜀后，没有官铸铜钱，官府又坚决禁止铜钱私铸和流入，铜钱数量急速下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铜铁比价飙升，二者实际兑换价格超过了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以铜钱计价，铜钱在宋廷统治者手中，铁钱在蜀地原居民手中，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不过，宋廷只获得了名义上的财富，只有限制铜钱流入才能维持现有的铜铁比价，一旦以铜钱购买当地物资，铜铁比价自然会随之下降。如此比价之下，宋廷根本拿不到真实的财富。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光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提出，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比如益州的铁钱。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光义统一货币的惟一手段（请注意“惟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10%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10%的铜钱。
蜀地税收确实每年递增了10%，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铜铁比价本就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黎庶只能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盘赵光义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腾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即使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
还用十年？
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
交子纸币初长成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第一代金融帝国，在这座历时三百年的城堡式建筑中种植了一株桑树。因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原材料就取材于桑树（后改为楮树，所以交子后来也称“楮币”），这张交子就源自北宋蜀地。
首先要告诉大家，史籍中并未确切记载交子产生于何时，只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中提到过一句“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面对这句话，历代学者和货币收藏者对交子起源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有想象力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想把第一张纸币的荣誉归于农民起义军，实际上，如果交子真是王小波、李顺创立，那么交子就应该随着义军覆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交子最盛行的时代恰恰是王小波、李顺覆亡之后。所以，不是这样的。
——流传最广泛的说法。铁钱实在是太沉了，给蜀人交易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人们集思广益发明了交子，即纸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乏加藤繁（日）、范文澜一类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无一例外举出了一个例子——匹绢要两万铁钱，实在是太沉了。与铁钱相比，纸币轻便易于携带，在不允许铜钱流通的条件下以纸币取代铁钱，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
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三国蜀汉、五代孟蜀时期，蜀地都曾出现过铁钱，但是，都没有产生交子；仅就北宋而言，铁钱流通的地区也不止蜀地，河东、陕西及广南、江南和福建等地也是铜、铁兼用，这些地方都没有产生交子。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先后在蜀地发行过四种铁钱，即平蜀钱、大铁钱、景德大铁钱、祥符大铁钱。其中，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平蜀钱，每文仅重一钱，其余几种大铁钱虽然重约两钱，却是每枚当十枚乃至百枚平蜀钱使用。以祥符大铁钱与平蜀钱的兑换比例，按照“匹绢两万钱”的价值计算，仅重二十余斤。
一匹绢（加上包装）有多重并不太清楚，想来比二十斤少不了多少，铁钱计量重量在古代交易中并不是一个大数。所以，蜀地产生交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铁钱沉重。
那么，交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凭着一些零星史料和我们对金融学的理解，现在可以为大家来还原这段历史。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不仅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易于分割，而且因为这些重金属生产起来确实非常费力，可以代表财富。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那么，什么人才有能力让所有人都信任他呢？
有钱人、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有钱而又有信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的封建官府是绝对没有这种信誉的。汉武大帝如此武功，推行皮币尚且无疾而终，何况“积弱积贫”的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削弱蜀地经济基础，但蜀地始终是北宋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所谓“扬一益二”。
更关键的是，这里最富裕的人不是官，而是民。
《宋会要》记载，整个中国历史上富裕的城市都是郡县所在地，即城市既为统治者的行政中心，也是非独立的经济中心。惟独北宋年间的蜀地，“州不如县、县不如镇”，最富有的地方都是各县自发形成的市镇——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千上万艘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之上，桅杆连绵千里不绝（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
西方第一代货币也出现于封建城堡之外的市镇，随着封建城堡外交易逐步发展，各城镇开始自己铸造银条。后来，信誉卓著的商人凭借自己的存银开创了汇票，这些汇票逐步演变为银行券。
蜀地交子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先说前半句“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第一步，存单。最初的交子并非纸币，而是类似于唐朝邸店开出的一些存款凭证，存钱的邸店逐步发展为“交子铺户”，而且，存款者要给交子铺3%的手续费。交子面额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现款数目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是存款凭据，与纸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们对现代银行业务的理解，对存单收取3%的提现手续费是一种又昂贵、又不靠谱的银行中间业务，应该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还不若直接把交子交给对方。拿到交子后，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铺兑现，这样就省下了3%的汇兑费用。于是，交子铺开出的交子在当地就成为了交易媒介（无远近行用），完成了交子从存单向纸币的关键演变。
第三步，货币创造。对一家现代银行来说，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全部来提现，否则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银行只要留出维持日常营运的现金（学名“备付金”）就可以把其余的钱用来放贷款了；贷款者拿到现金，会将这些钱再存到银行，然后，银行再用这些钱放贷款；一来二去，本来一块钱的存款可能产生十块钱的现金，这就是所谓货币创造。
存款能自己再创造存款，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交子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经营者意识到，挪用别人的现钱放贷，放贷后还可以再增加存款，从而使自己手上的钱成级数增加；另一部分愚蠢者则用留存的现金买房子、买店铺、买宝物（收买畜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侵蚀存款者利益”。
从事农村金融的人一定知道，养殖、种植业每年都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那就是每年收获的季节。养鱼户在出渔的时候要拼命向水塘撒饲料、养猪户要在出栏的时候拼命催肥、农产品收购者也要在这个时候集中资金组织收购。北宋时，蜀地以蚕桑、种植为主，在每年麦子将熟、新丝上市的时候（每岁丝茧米麦将熟），交子铺就在没有存款的情况下提前印行一批交子（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借助自身信誉创造货币用于放贷款，着实赚上一笔。
到了这个时候，交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银行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后，我们来解释《长编》中那句话的后半段“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是一部私人编纂的史书，却带有鲜明的官方背景。作者李焘累任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其所谓“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是一句带有严重感情色彩的话，指代刚才提到侵蚀存款人利益的交子铺。
在某一个时点，交子铺印刷的交子面值确实已经大于铁钱准备，如果个把人煽风点火搞一下挤兑，交子必然不能全额兑付现金。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坊间传闻交子铺用大家的钱买房子买地、增印很多交子用来收购新丝，结果，存款者集体冲向了交子铺，搞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批交子铺因此倒闭，史称“争闹”。所谓“争闹”史籍仅是一带而过，想来规模不会很大。
在人类第一次金融危机中，纸币（交子）持有人损失了多少钱呢？
答：20%—30%，一贯钱（一千钱）的交子最后只能拿到七八百钱。
先别急着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铺，当代经营最稳健的银行杠杆率比这也要高出不知多少倍。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银行界就叫苦连天。实际上，即使20%存款准备金、银行再留出5%的备付金、加上营运现金，银行备付金率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时代，如果所有人都拿着存单在同一个时点去银行提款，任何一家银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铺能兑换70%—80%的存款，备付金率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