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理念下，整个帝国官场只为了钱而存在：拜见上官要“拜见钱”、上官视察要“人情钱”、节庆上官要“追节钱”、上官生日要“生日钱”、办理正常公务要“常例钱”、抓捕凶犯跟受害者要“赍发钱”、审判官司向原告和被告要“公事钱”，就算没什么事也白要“撒花钱”……
时人曾这样评价伯颜当政以后的岁月：数十年来，世间风俗坏得不能再坏，只要当官就习惯于贪污，只要有钱就习惯于玩弄女人，自己不以为耻、别人也不以为怪，世间能有良好操守的人千百而无一焉！
河南行省官衙大堂之上居然有这样的题字：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
别看百姓的事情不办，自己的事情还是很认真的。本着对金钱的渴望，伯颜和他的爪牙更是把江南土地兼并推向了极致。
至元二年（1336年），伯颜取得了帝国土地兼并中的最高成绩：一次性在江南捞了十六万顷土地。他甚至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族人：为抢夺另一位蒙古宗王彻彻秃在苏州的二百亩土地，污蔑彻彻秃谋反，在妥欢帖木儿坚决反对下，伯颜依然捏造圣旨处死了彻彻秃。因为，伯颜的祖先曾是彻彻秃祖先的奴隶，理论上伯颜一族应世代奉彻彻秃家族为主人。此后，伯颜又在大汗反对下接连贬斥了宣让王、顺威王等诸多蒙元宗王……
与其闭口而死，何若苟延岁月以逃？
人们只能再次走上流亡的道路，背乡井、弃世业、掷百器、远离亲姻、再无定所，辗转流浪、寄食异乡异域，走上一条不归路！流民、可怕的流民不可遏抑地再次出现在中原大地。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天道有常，即使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焉能允许这样丧心病狂、毫无底线的人存在？
伯颜的侄子（也是伯颜的养子）脱脱担心伯颜倒行逆施会反噬整个家族，在他主导下，妥欢帖木儿将伯颜贬至岭南安置，这位不可一世的权相终于死在发配的路上。
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
丞相造假钞
脱脱，自幼受教于当世大儒吴直方，能力挽强弓，可谓文武双全、一位不世出的奇相！可惜，他生在了元末，虽非亡国之相，却有亡国之实！
《元史》对脱脱有这样一段评价：脱脱是一个看淡货财、女色和金钱的人，有着宏伟的志向和长远的眼光，也能够好贤礼士，但是，这个人办事性情太急躁，正因为这个原因经常为群小所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中国通史》（范文澜版）则对脱脱给出了一个同样的评语：急功近利。
脱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
拜自己的叔父所赐，脱脱登上相位的时候，蒙元帝国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物价比至元元年上涨了至少六七十倍。
次年，蒙元帝国改元“至正”，脱脱出任右丞相，“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从此，脱脱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独舞，这段备受称颂的历史今天被称为“至正更化”，也正是这个所谓的“更化”彻底毁掉了蒙元帝国。
十年惨淡经营，脱脱恢复了科举、经筵，控制蒙元贵族赏赐，减免田赋和徭役，对胆敢制造伪钞者杀无赦，对盘剥草民的奸邪小吏杀无赦……十年后，蒙元帝国终于有了一丝生气，脱脱也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相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
脱脱不知道，他看到的其实不是曙光，而是回光返照。
有时候历史的相似是惊人的。西汉末年黄河曾经改道，锐意求治的王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黄河水患吞噬掉了。脱脱为相后的第四个年头，至正四年（1344年），华北地区连续二十多天暴雨，汹涌的黄河在今山东曹县冲决白茅堤，黄河再次改道，顺便毁了京杭大运河河道。《元史》记载，当时平地水深六米有余，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千里沃野变为一片泽国，此后，三天一小灾、五日一大灾，再也没有消停过。
元人赵天麟曾著《太平金镜策》，其中总结了天下黎庶有“五死”，被天灾害死、被官吏逼死、被军兵杀死、被债务逼死、被自己懒死（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最后一条不足采信），五死之中天灾排名第一，比蒙元贵族还要狠毒。
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把人淹死了倒还清净，要是淹不死，居民就会变成流民，那才真正麻烦！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刚刚整顿完朝政的脱脱认为，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一定要根治黄河！
黄河泛滥、生灵涂炭，帝国立意根治水患，听起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朝廷上却有无数人反对脱脱。
历史有的时候其实很诡异，反对治理黄河的人未必是坏人，赞成治理黄河的人也未必是好人。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王朝的辩证法，一件坏事，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相也未必真是坏事；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有着无数的捞钱机会……
早就等这一天了！
以吕思诚为首的一批汉臣立刻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帝国官场并未脱胎换骨，奸邪小吏仍旧充斥于各个岗位，治理黄河要拨无数钱粮，无异为贪渎之徒抓钱大开方便之门，此谓“不念隐忧”！修河必定动用无数人力，无论在哪个时节都会耽误河工本有的农耕，况且，一旦河工聚而不散，便是天下大乱之源，此谓“不恤民力”！
所以，坚决不能修河！
真的不能修吗？
真的不能。
数千年往事早就把国人政治智慧演绎殆尽，最可怕的不是水患，而是人祸——流民。十几万河工要吃、要喝、要福利，在老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子女，有着诸多束缚，这些人或许还能安分守己，一旦在一起聚而不散，远比洪水可怕的多！
可是，脱脱不这么想，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事情都能摆平！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条绝妙的办法筹措修河费用——货币改革！
至正十年（1350年），蒙元帝国的通货膨胀刚刚得到控制，脱脱便拿出了前辈的绝招——变更钞法，即“至正钞改”。
为筹措修河资金，脱脱同时发行“至正交钞”和“至正通宝钱”。至正交钞为纸币，基准单位仍为“贯”，每贯交钞代表铜钱一千文、兑换旧钞两贯。至正通宝钱是铜钱，又分为“地支纪年钱”、“纪值钱”和“权钞钱”三种。前两种铜钱为虚值铜币，有折二、折三，等等。关键是第三种铜钱“权钱钞”，“权钱钞”顾名思义是衡量纸币“至正交钞”的范本，分为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和五钱，分别对应至元钞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
脱脱公开宣布，权钱钞是衡量纸币的基准价值，只要有权钱钞存在，至正通宝就不可能随意贬值，否则，人们会将纸钞兑换成铜钱。
这还是卢世荣、桑哥、海山玩剩下的，说穿了还是那个障眼法，以帝国的名义把新钞命名为财富符号，仍然不是真实的财富。只不过，当年忽必烈、海山用这些玩意儿来忽悠蒙元贵族，今天脱脱用这些玩意来忽悠自己。
纸币是法定货币，背后是帝国信用，无论货币制度多滥，增发货币多少都会给人一点财富幻觉。由于过分迷信自己的能力，这一次产生货币幻觉的是丞相脱脱，新币更迭，脱脱认为自己终于有钱了，要去追求自己宏伟的理想！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初四，蒙元帝国诏令中外，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领总治河防使，秩二品、授银印。跟着，贾鲁以中枢朝堂名义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共十五万人治理黄河，另配翼十八戍军两万人。
不得不说，脱脱没有看错人，贾鲁治理黄河的成绩是显著的。四月兴土，十一月就把二百八十里黄河逼回了旧河道！十一月，贾鲁向顺帝上《河平图》，妥欢帖木儿也对脱脱、贾鲁等大行封赏，撰《河平碑》以彰旌表。
一片歌功颂德的背后，没有人意识到脱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当年的隋炀帝一样，他完全从京杭大运河两岸征调民夫；唐宋相传，修河一般选在农闲时节，脱脱选择的时机却是从四月到十一月，十五万河工在河堤上忙活——这可是一年的农忙时节，意味着一年家里没有人耕种土地！
以往修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补偿河工一些粮食；不发粮食，给点现金也行——只要能换到赖以为生的粮食就行。
面对这个问题，脱脱的回答是，给钱可以，只给至正交钞！
这件事如果放在宋代，就算给河工只发交子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把手中的纸钞拿到市场上去，绝大部分钞票会暂时留在河工手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更不会搞得天下大乱。
问题是，蒙元帝国从来就是一个不遵守货币纪律的国度，在人们记忆中纸币就等于毫无准备的废纸！所以，脱脱的行为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把至正交钞拿到市场上去换粮食，结果，增发货币喷涌而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
平整黄河的庆功酒还没有喝完，当年十二月，京城大都就“物价腾踊”，十锭交钞买不到一斗粮食，按彭信威先生估算，当时的盐价较一年前上涨了十倍、较蒙元帝国征服江南时上涨了一千多倍！很快，货币在包括大都在内的北部帝国彻底消失了，帝国再次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
以货易货，意味着十五万河工修了半年河堤，家里的土地没有收成，接下来的冬荒、春荒如何渡过？
既然活不下去，索性就反了吧！时人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在颍上率众举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爆发了。红巾军通告海内：蒙元帝国立国以来穷兵黩武，数次征伐日本无功，我汉人聚集的江南已经彻底沦为贫苦之地、塞北却富比江南，凡我汉家义士随我直捣黄幽燕之地，龙飞九五，我大宋之天终有重开之时！
战端一开，至正交钞的印刷便再也无法遏制。
至正十二年，为弥补军需，至正交钞发行量到达二百万锭（折中统钞两千四百万锭），是蒙元帝国存在以来纸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由此，至正交钞发行不足两年就彻底崩溃。堂堂大元，奸佞擅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至正十五年前后，人们已经意识到至正交钞“将绝于用”，便把纸钞称为“观音钞”，意思是说纸钞印刷质量实在太差，描不成、画不就，就像半空中的观音一样。为了挽救濒于奄奄一息的王朝，蒙元帝国开始效仿曹操“屯田”，朝廷给屯田者每日折合白银二两五钱的至正交钞。这个价格可是盛唐开元年间一品大员的官俸！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自然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钞票不值钱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上都、大都同时设“便民钞库”，人们可以在“便民钞库”兑换破损的至正交钞，但是，“便民钞库”无人光顾。也是这一年，河北、河南流民涌入大都，仅官府收葬的饿殍就有二十万之多，蒙元帝国，再无延续之理！
1364年，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是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先锋出兵伐元。
元朝小结：变异的铁骑
辽国、金国都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这些王朝无一不是选择了汉制，辽国、金国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认为自己和宋朝不过是南北朝罢了。这种理念在契丹、女真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以至于辽国和金国在与大宋开战的时候，宋朝独修唐史成为一条发动战争的理由。
在传承数千年的华夏历史中，只有蒙元帝国没有采纳汉制，蒙元贵族固执地认为，只有骁勇的蒙古铁骑才是立国之本，帝国臣民也就因此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而居于最下等的南人却占帝国人口的90%以上。
这也是蒙元帝国的悲剧所在。蒙元贵族可以拒绝汉制，却无法拒绝中原之地财富的巨大诱惑。对这群刚刚走出洪荒的人来说，江南山水有着无限诱惑，既然少了许多士大夫的理性束缚，也就把历代封建官僚的无耻演绎到淋漓尽致。
增发纸币的招数失败以后，蒙元贵族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抢劫方式：喜欢，直接抢过来就是了！这种劫掠已经超出了人们日常的认知范围，最后，他们不但抢劫汉人、南人，连蒙古人、色目人都一道抢了，就连帝国最有权势的大汗也未能幸免。
谁有权，谁才有财富！
于是，黄金家族成为最为悲惨的帝王世系：为了谋得汗位，暗杀、下毒、设计陷害，甚至明火执仗砍死自己的大汗，至于后一任大汗不承认前一任大汗、把前任大汗牌位扔出太庙的举动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离谱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强势集团对财富的渴望没有丝毫底线，屠刀就不仅仅会砍向普通民众，强势集团自身也难于幸免。在这个逻辑中，小农不幸福，商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人能够幸存，哪怕你是帝国最有势力的大汗。
社会财富毕竟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夺超过限度，就会造成流民、社会动乱，最终玉石俱焚。元顺帝初年，帝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经沦为流民，所谓“流民如云”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人们“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时刻，又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再骁勇的铁骑又怎么能遏制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在“摧富益贫”口号的引导下，起义军（史称“贼者”、“无赖者”）为了获得维持生存的一口粮食不得不举事造反，他们冲入官衙府库、冲入富人的府邸、也冲入穷人的茅屋。在他们身后，社会秩序完全失控，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园荒芜，杀人吮血争锱铢！面对遍及天下的流民起义，在主要军事力量尚存的情况下，妥欢帖木儿不但没有坚守大都，反而把自己的军队扔在中原，孤身一人逃窜回了大漠——似乎是来中原打酱油的。
财富循环有着不可违背的天道法则，它不会因为谁有权势就偏爱谁、也不会因为谁贫贱就抛弃谁。一个人、一群封建官僚、一个强势分利集团，无论你多么有权力，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对天下人索取财富，一旦突破了底线，骁勇如蒙元帝国也一样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