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唯金钱是图的恶劣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杯酒能释兵权吗？
好了，就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黄袍加身，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当然明白那句民谣的含义——“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国之后，宰相赵普在一次闲谈中对赵匡胤说：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
后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际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手下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呢？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于是，当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纷纷匍匐在地：臣等愚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望陛下放我们一条生路。
面对一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富贵不过是手里钱多点、子孙没有贫困的忧虑，你们何不交出兵权，我再赏给你们良田美宅，从此以后，做一个富家翁岂不是更好？
义社十兄弟再次纷纷拜倒，表示还是皇帝聪明，愿意服从命令，立即交出兵权，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一顿酒席就上收了兵权，没有屠戮开国功臣，君臣之义也得以保全。
简要回顾完这个故事，这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五代十国六十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赵匡胤，还有哪个皇帝能靠喝酒降服骄兵悍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汉献帝把曹操、孙权、刘备叫到一起吃顿饭，“三国演义”岂不就没有了？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沿着理性的道路分析历史了。
这个故事的雏形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据《谈录》记载，大宋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赵匡胤仍然经常和义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请注意，《谈录》只是记载这些人一起喝酒，谈话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宋徽宗年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清朝有乱改历史的坏习惯，在清人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中，上述内容开始变得活灵活现，仿佛一千年前那顿酒席他也去敬了赵匡胤一杯酒。
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既然是为了钱，省却中间贪污腐败的风险，直接拿到钱岂不是更好？
如果义社十兄弟只认识钱，焉能成为肱股之臣？如果赵匡胤只有钱眼里的胸怀，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权势”二字的蹩脚揣测，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的杜撰。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天下黎庶。
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令人惊讶的是，赵匡胤确实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如果没有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寇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镇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羡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政务，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没有钱，用犬、马、鹰、豹也可以（符彦卿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袭衣、玉带、美人和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羡”而已，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大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方镇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作——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乡间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城里、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选“精兵”的标准。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感觉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那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恣不法，属邑不治）。
鉴于符彦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地盘上。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从此收上来的钱就与他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善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周谓秘书长刚一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居然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砖头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检举符彦卿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拥雄师十万，从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这样的军阀尚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对赵匡胤来说，解决个把符彦卿等只是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没有符彦卿可能还会有石守信，没有石守信可能还会有王审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单纯靠武力、权谋、欺骗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中原帝国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既然劫掠是每一个人都认同的致富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惟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都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暴力虽然卑鄙血腥，在聚敛财富、消灭异己方面确实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让天下人鄙薄暴力呢？
皇帝是一国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国臣民眼中都是榜样，如果为政者始终倡导并以身作则，无疑就能在天下形成这种风气，久而久之也就会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为了做到这一点，哪怕小题大做、哪怕借题发挥。
赵匡胤发挥的“小题”之一就是货币。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登基之初，赵匡胤曾谆谆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1）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曾是后蜀年号之一。赵匡胤非常生气，据说为此还把宫廷里一个房间砸了个稀巴烂，又把宰相赵普叫来一顿臭骂，最后告诉赵普：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宰相，宰相当用读书人，天下只有读书人方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鼎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赵匡胤发挥的“大做”，是身体力行和对子孙的约束。
陈桥兵变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遗孤，不仅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也包括整个北宋的九位皇帝，没有人对后周遗孤动手。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赵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这种妇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伟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释兵权”一样被广而告之。赵匡胤曾以恶毒诅咒来约束自己的子孙——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特摘录内容如下：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农田之赋，此为永制。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办成了！
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总结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
争利者于市
两千多年前那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院落里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在某一个确定的时点，天下财富的总量必然是一定的，国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穷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财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丢了。
让自己院子里的钱先多起来，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北宋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当时的富足景象，这幅长达五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扑面之感。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到什么样的景色呢？从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到如此盛世，赵匡胤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亡国之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