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感谢自己的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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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悲伤是完结悲剧的力量(3)

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无论自己怎么控制,怎么压制,怎么否认,它都不会消失。相反,它会沉入到潜意识深处,成为我们的意识无法碰触的黑影,这个黑影与我们的意识处于分裂状态,并常导致一些可怕的、彻底失去控制的事情发生。

就对个人而言,其实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控制不了——很可能,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

一个女孩脸红,她觉得很不好,于是想控制自己不脸红。但这样努力的结果是,她的脸红越来越重,她的控制欲望也越来越重,最终成为所谓的“脸红恐怖症”。

二战时,一个美军飞行员骁勇善战,击落无数敌机,他也极像一个钢铁一般不知疼痛不懂畏惧的男子汉。二战后,他去意大利旅行,在街头被偷了钱包,这一件小事居然令这个似乎钢铁般造就的男人惊恐发作。

原来,他以前的那种不知畏惧只是一种控制,他其实很胆怯,但他惧怕这种胆怯,他想压制住这个胆怯,于是表现得无比勇敢。他越胆怯,就表现得越不知畏惧,但被偷钱包这件事打破了他的控制感,他随即陷入瘫痪状态。瘫痪就是彻底的失序。

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控制欲望强的父母,先是担心一些小的失序。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够,于是孩子不想吃了还强喂他;担心孩子冻着,于是孩子不冷还给他强加衣服;担心孩子上学迟到,于是每天都盯着孩子;担心孩子学坏,于是孩子抽一下烟、喝一点儿酒、和“坏孩子”们说一句话、穿一件打洞的牛仔裤……就会暴跳如雷。

总之,在这样的父母看来,孩子的自发行为中有太多可能的失序发生,于是他们努力控制。但最终,他们收获了最大的失序——要么孩子的个人意志被他们的控制欲望杀死,要么孩子叛逆而成为一个他们所惧怕的“坏孩子”。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乱世中长大的朱元璋小时候失去了太多亲人,这是巨大的失序。可能这个失序造就了他空前的控制欲望,等他登基后,精力无比充沛的他试图给所有人安排一切:他规定所有人应该穿什么衣服、怎么劳动、怎么休息……但最终他的王朝还是陷入巨大的失序,他的儿子朱棣造反,放弃甚至颠覆了他制定的诸多规定。

世界历史中有一个几乎颠扑不破的真理:控制欲望太强的强人们,要么他们亲自制造苦难,要么他们的所谓的盛世后,接着就是巨大的苦难。

一个总是不断诞生强人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失序与窒息不断轮回的社会。古代中国秦统一后的历史验证了这一点,俄罗斯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

有时,回想英国和美国的历史,我总觉得似乎找不出一个光彩夺目的超级英雄来,这是因为,这样的国家一直处于自由而有序的状态,不需要一个控制欲望超级强烈的英雄来“拯救”。

对世界而言,控制欲望是万恶之源。

对个人而言,控制欲望是万病之源。

强人们其实首先想控制自己内心的失序,但他们做不到,于是他们去追求控制别人。他们内心越失序,就越渴望控制更多的人。最终,不管他们意识上的目的是什么,制造的或留下的多是苦难。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问: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是什么关系?我脸红,我控制脸红。那么,脸红和你是什么关系?

脸红就是我,脸红本来就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所以,一旦我试图控制脸红时,就是制造了分裂,脸红和我不再是一体,脸红被我当成了异己,这就是失序的根源,我把本来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分排挤成异己,于是它开始对抗我。这是更大的失序,于是我更想控制,而这个异己由此成长得更厉害,最终它成为我极大的苦恼了。

再如悲伤,你遇到悲剧,自然会悲伤。这悲伤不是外物,不是异己,而是你自身,和你是一回事。在悲伤产生的那一刻,你不是别的,你就是悲伤,悲伤就是你。

然而,你试图消灭悲伤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悲伤成了异己。你对抗得越厉害,这个悲伤就成为越重要的异己,并最终体现在你的人格上,甚至身体上。

愤怒、恐惧、嫉妒等一切情绪都是同样的。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妻子患了乳腺癌而去世,她生前说,她意识到,癌症的根源之一就是被她压制的愤怒等负性情绪。本来,她试图消灭它们,但最终,她与它们一同被消灭。

体验就是我们自身。罗杰斯说,所谓的“自我”就是一切体验的总和。克里希那穆提更看重当下,他说,当你悲伤时,你最值得做的就是和悲伤融为一体。其实,本来就是一体,这一刻,我就是悲伤,悲伤就是我,但我们总以为,除了悲伤外还有一个“我”,这就制造了分裂。

无数人会说,活在当下。但很少有人知道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当下这一时刻产生的感觉、情绪和情感,就是当下的唯一。如果你这时脑子里还生出了一个“我”的概念,那么,你就是没有活在当下。所谓的“我”,其实就是过去的一切体验的残留。如果你执着于这个“我”,你说“我悲伤”,这时你就和悲伤有了距离,悲伤就不再是治疗性的力量,悲伤就不再是天籁之音,悲伤就似乎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但是,不是悲伤破坏了“我”,而是“我”破坏了悲伤。

所以说,忧伤、愤怒、焦虑、嫉妒等等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试图消灭它们,我们视它们为失序,我们由此想控制,以为控制的局面就是秩序。其实,真正的秩序是自由,是顺其自然,是活在当下。

这是一个很简单但又似乎很难懂的道理,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是抱着“我”以及“我”所产生的控制感。

对抗痛苦才是痛苦主源

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对现状的抗拒,也就是无意识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种形式。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摘自德国哲人埃克哈特· 托利的著作《当下的力量》

┣ 思维与痛苦的关系犹如洋葱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两年,我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不仅痛苦,而且还险些导致毕不了业。

这份痛苦如此沉重,对待痛苦,人们通常的办法有3种:麻木、逃跑或对抗。总之,他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减轻痛苦。

但我没有和这沉重的痛苦对抗,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没有人也没有书籍告诉我这样做,我只是很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沉入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理解它……

两年后,抑郁症自然化解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发酵并转化成了另外的东西。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对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么书都可以看懂了,什么人的故事都可以听懂了。

后来研究生毕业来到广州,先是做国际新闻编辑,2005年转做心理版编辑,到现在积攒了很多类似的体验。这些体验让我确信,一份体验不管它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只要不作任何抵抗地沉到这份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那么它最多半个小时后就会融解并转化。

因为我这些体验,也因为从其他人那里知道的远比我更神奇的类似体验,我也会在咨询中这样做。当来访者体验到一种痛苦并试图对抗时,我会说,试着不对抗,试着接受它,并沉入这痛苦中。

我会觉得,“接受”这个词都不足以描绘这种做法,因为“接受”看起来还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任何主动的行为都是在给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内容。痛苦来了,只须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有时会有效得可怕,有时则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效。后者之所以会发生,也许一个原因是,当看到来访者难以承受一些痛苦时,我也会担心,所以会做一些事情,让来访者感觉舒服一些,暂时适当远离一下这种痛苦。

这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经典做法,即心理医生要根据来访者的接受程度来处理其痛苦,或者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地去展开其痛苦。一般说来,随着来访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越来越牢靠、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安全,来访者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更多更大的痛苦。

这就像剥洋葱一样,痛苦只是洋葱的内核,而围绕着这个内核,一个人发展出了复杂的防御方法,也就是对抗这个痛苦的种种办法。但因为在心理医生那里感觉到安全,那些外层的防御方法一个个被放下,最终那个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可怕体验——也可以展开了,这时也就有了修复的机会。

不过,有时我总是会幻想,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许可以陪伴来访者直接去面对这个内核。

┣ 痛苦与思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痛苦究竟是什么?譬如,失去一个亲人,这是痛苦吗?不是。这只是一个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所产生的体验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失去一个亲人并不必然带给一个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学家庄子,他在妻子逝世后鼓盆而歌,一边把瓦盆当鼓敲一边唱歌。友人惠施前来吊唁,看到庄子这样做很不满,于是指责他说:“你的妻子和你同居,为你抚养子女,如今老死,不哭就罢了,反而鼓盆唱歌,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时,我何尝不悲伤?但后来想,起初她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息。而后在若有若无的自然变化中,气息、形体、生命渐渐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运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我却在旁边大哭,这样就显得太不通达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的体验。作为一般人,我们若失去一个亲人,会认为是彻底地失去这个亲人,而且还认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仅会为自己也会为这位亲人悲伤。但是,在庄子看来,死和生一样,都是“如四季运行般”的自然现象,而且她也并非彻底没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那又何必瞎悲伤呢?

看法和体验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通常,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是事件导致了我们的体验,例如我们会认为,是失去亲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学理论会称,不是事件导致了体验,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导致了体验。

那么,看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埃克哈特·托利认为,看法,或者说是思维,是用来对抗体验的。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托利提出了“向思维认同”和“痛苦之身”这两个概念。他说,我们不能承受“痛苦之身”,于是发展出了种种思维,并认为,这些思维就是“我”,也就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最终令我们陷入思维的墙中,而不能活在当下,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事物建立毫无障碍的关系。

这听起来会有点复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用思维来对抗痛苦,最终又爱上思维,这导致了种种问题。

这样看来,思维和痛苦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了:思维是用来对抗痛苦的,而思维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导致新的思维……

这种复杂的关系仍可以用洋葱来比喻。最核心的还是痛苦,围绕着痛苦的第一层对抗性思维就是第一层“洋葱皮”。但你势必会发现,仅仅这一层思维并不能消灭痛苦,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二层“洋葱皮”。但这还是不够,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三层……

不管我们发展出多少层“洋葱皮”,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个逻辑——“我不要某些体验”,并因而发展出了种种对抗办法,但如能放下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可以一层层地破除掉思维的“洋葱皮”,最终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 痛苦更大,还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我们若想破除这一层又一层的“洋葱皮”,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那个原初痛苦更痛苦呢,还是你想消灭这个原初痛苦的努力更令你痛苦?

前两天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讲课。课后,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爸爸严重痴迷于彩票,请问该怎么办?

她问的“怎么办”显然意思是,有没有办法可以消灭老人家痴迷于彩票这个痛苦。我先问她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说试了种种办法,都没效果。因为我课上讲了“接受”的办法,所以她说她和家人也试了“接受”他痴迷于彩票的事实,但还是没有效果。

这显然不是“接受”,因为她说的“接受”中还是藏着一个逻辑:既然我们表现出接受了,爸爸你就应该不那么痴迷于彩票了吧。

总之,她和家人尝试过的种种办法都是试图与他买彩票这件事对抗的,最后全是徒劳无功。

我问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这件事带给你们多少痛苦呢?她说,其实没有多少痛苦,因为爸爸只是痴迷于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钱买彩票,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时也担心他太投入这件事了,会影响他的身体——因为很少运动,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都没时间交朋友了。

我继续问: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会运动,就会交朋友了吗?

她愣了一会儿说,那倒也不会,因为他本来的个性就内向且孤独。

这就是了,我继续说,照这样看来,痴迷彩票是内向且孤独的他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乐趣,而你们却想剥夺他这个乐趣,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我再反问说,到底是你爸爸买彩票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还是你们想消灭他这个行为的努力带来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说,显然后者多得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常见。一次,我在广州一个小区讲课,课后一位年轻的妈妈问我,她该怎样让女儿不再痴迷于打电话。

原来,她正读中学的女儿在两年前迷上了网络聊天,管理着一个QQ群,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她认为这会影响女儿的学习,没有必要做,所以用种种办法让女儿不要玩QQ,最终剥夺了女儿用电脑的权利,如果要使用电脑就必须经过大人的同意。

女儿玩QQ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紧接着,一个更大的痛苦产生了,女儿喜欢上了用手机聊天,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和朋友们聊不少时间。并且,她越干涉女儿这件事,女儿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就越长,先是聊到晚上十一二点,后来聊到深夜一两点,甚至更晚。

相应的,她对女儿聊天的事情越来越敏感,她经常会在女儿房间门口偷听女儿有没有电话聊天,如果有,她就会很“果断”地冲进女儿房间,对女儿大喊大叫,严重时会一边喊一边哭泣,女儿有时也会一边喊一边哭。这时,她的先生和公公婆婆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一起冲到小女孩的房间里,一边安抚她一边训斥女儿。

对这位妈妈,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女儿打电话这件事严重呢,还是你的努力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呢?

这两个故事,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很像是一个经典的洋葱生长过程。一层皮长出来,又一层皮长出来……最后,一层又一层的皮围绕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们的体积和重量远远胜于那个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 好的治疗会引出更大痛苦?

以上两个故事,是我们试图消灭别人的某种“不良行为”而不能的故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和姐姐都患有鼻炎,中学时,我的鼻炎严重到经常不能用鼻子呼吸,最后自己会因为窒息感而醒来,不得不大口用嘴呼吸,姐姐情况严重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