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三天，我与他们再次面谈。这次我请柳杨回避，与童海明单独交流。
他还是那样警觉。我请他落座后，为他倒了一杯水。
他突然问我为什么不给我自己倒水。
我告诉他在咨询中我不喝水，这样对来访者是一种尊重。没有想到他对此大发感慨，主动提起曾经到医院的心理医生那里咨询的事情，面带得意地说自己如何与医生辩论，最后心理医生如何以倒水喝为名躲开了。
待他停下来后，我便开始对他道歉。听我这样说他感觉诧异。
我对他说明上一次咨询在时间还差七分钟的情况下，我却结束了咨询，是我没有坚持好应该遵守的心理咨询设置规定，应该道歉。这次可以免费为他额外做十五分钟的咨询，作为上一次的补偿。
他表示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对待这七分钟。于是我抓住机会，对他简单普及了一下心理咨询的有关常识——这也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责任。
我又一次为他倒水，他用左手接过杯子的时候，我看到他腕上的纱布有些脏了，心念一转，决定从这里进入今天的核心内容。
我说：“你的手受伤时间不长，应该注意保持创口卫生。”
他很随意地说：“没关系。”
紧接着，我用商量的口气问他，是否可以告诉我他为什么要离开家到西安去，以及在那里是怎样生活的、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童海明脸上的神色表现出稍微一愣，然而还是对我讲述了他离家的经过。
“离开家之前的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已然快要崩溃了。工作上千头万绪，没完没了的事情让我很烦，想独自一人待着；真到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又难以排解郁闷。夜里睡不着就玩电脑游戏，可又不能集中注意力。面对老婆时既依恋又难受，想和她在一起，却不想见到她，只要见面就想那些和她不愉快的事情。平时的情绪也反复无常，白天多数时候脾气暴躁，容易争论、吵架。我手下的员工都怕我，见我过来就躲开。和外界交往的方式也有些另类……”
我插嘴问他：“你表现怎样的另类？”
童海明稍一思考回答说：“例如，在需要陪同老板出席高规格交际场合时，甚至有一些是省市级政府官员，我不管是在高级酒店还是政府办公室，也不去考虑自己的行为举止与当时环境氛围是否协调，随意着装，甚至穿着重金属的服装……”
我接过来问：“什么叫重金属服装？”
我真的不清楚现在年轻人在服装、用语、追求和表现时髦方面的流行方式是什么。一般情况下，提出这样问题严格说是不应该的，来访者的回答是满足了咨询者的需求。但在这里我必须提问，因为从童海明的穿着上可能会折射出他的心理状态。
童海明的右嘴角向下微微一撇，继而回答说：“就是那种在前后画着大幅人头或狼头图形的体恤衫或运动衫。有的时候出席一些场合必须穿西装，我却不穿衬衫，只是在休闲衣服外面套上一件西装外衣。别人提醒我时也不在意，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妥。带着人呼三喝四，不管不顾。”
我问道：“你这样做是有意而为呢，还是根本不经意？”
童海明一脸不屑的表情，“我这样做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想法，也不是有意对着干，就是觉得这样是随我自己的意愿和感觉，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别人认为不好那是他的事，与我何干？”
他这样的想法和行为，已然接近自身内在心理活动和表现行为与客观外界失去了一致性或同一性，开始偏离“人们行为的均值”。
我引导他讲述离家的情况：“那时你这样的情况自己很清楚，所以就想躲开这些环境。是不是这样呢？”
他回答说：“是这样。那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了，精神上感觉疲惫不堪，也不能对别人说，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清静清静，觉得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正好有一笔公司的钱在我手里，于是我就悄悄地离开家，来到西安郊外的一个地方。”
我再次插嘴问道：“你为什么选择西安呢？”
他回答说：“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同时也想到我老婆的姐姐住在这边，一旦有什么事情可以有熟人啊！”
我的心一动，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想？那时你就想到过死吗？”
童海明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想，可能有这个意思。但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要静一静，看看自己是否可以调整一下情绪。”
我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我在西安的郊区租了一间八层楼的小房间住下来，从此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既不工作也不外出，依靠带来的钱生活。每天只是简单的饮食，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多数时候躺在床上不能控制地想事情，甚至一躺就是好几天。”
我问道：“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他看看我回答说：“说不清楚，什么都想，但更多的还是我老婆和自己的事业。”
我问他：“你想你妻子什么呢？”
他回答说：“想我们以前的事情。我知道她很爱我，也愿意为我做一切，而且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就是她的那种做法我接受不了，总是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最让我难受的是，有的时候一些事就真的会出现她说的那样结果，于是就指责我当初为什么不听她的。我又咽不下这口气，只好对她发脾气。还有就是我非常想让她过上好日子，但是我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不成，钱也挣得不多，我心里觉得对不起她啊！”
说到这里童海明把脸转向侧面，不看我。
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站起来给他的杯子添了一些水，坐下后又问他：“你难道没有想到你妻子会到处找你吗？”
这时他好像稳定了情绪，转过头来，脸上又露出了痛苦的神态：“当然知道！她肯定在四处找我。其实我也惦记着她，但又怕听见她的声音，怕自己崩溃了。我心里清楚，这次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缘故，是我们之间的关系闹的。所以我一直不敢开手机，后来干脆把电话卡拆下来放在窗台上，不敢去碰。那时我觉得自己非常爱哭，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又问：“你想工作什么呢？”
他回答：“主要是工作中的那些人际关系。我想到自己这样辛苦工作却没有非常好的结果，看看那些社会上和业务往来中狗屁不懂的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却比自己好得多。看着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恨得牙痒痒。可没有办法，只能跟自己较劲。
“其实我知道自己有病，也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但就是不能控制自己。我既愤怒又无奈，躺在床上一会儿想自杀，一会儿想杀人，在脑子里设计各种各样的细节。但又想，谁也没伤害我，是我自己有病，凭什么去伤害别人呢？于是决定让自己安静地过一段时间，然后不告诉任何人悄悄的死去。可是我也很矛盾，我放不下我老婆。所以每隔两三天我就打开一会儿手机，看她发来的信息，再到网吧上网看她发来的邮件。几乎每次我都哭，真想跟她联系。但是不行，也不能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一旦她知道了一定会来，那我想要安静调整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因此我坚持着，不回应她的任何信息和邮件。”
我问他：“在这几个月中，你就没有想到请别人帮助你解脱这种烦恼和痛苦吗？”
童海明叹了口气说：“在我极其痛苦的时候也曾试着打过两次心理咨询电话，但对方的水平还不如我呢。因为我也上网查自己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了解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东西。两次咨询电话后，我知道自己根本听不进任何话了，也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
“最后的希望没有了，于是我开始做死的准备。考虑到跳楼和上吊或者卧轨的死法很痛苦，最后我想吃安眠药自杀好一些，可以不痛苦，睡着就行了。我去买药，但药店说这是处方药，没有处方不卖。没办法我就分别到不同医院看门诊，每次可以取回十几片‘舒乐安定’，我就攒着，并时不时地计算是否够量。最后一次数的时候记得已经有五十八片了，又去了几次医院，总量估计已经在八十余片了，我认为药量已经够了，于是便着手清理自己的物品实施自杀。
“那天下午，我将房东的租金付清了；拔掉了屋中的电话线；把放在窗台上的电话卡扔到垃圾桶里；听说酒精对安眠药起效快，又出去买了一瓶红酒；把身上剩下的几十块钱卷好也冲进了卫生间的马桶。然后我躺在床上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喝着红酒，一面一把一把地把安眠药吞下去。很快红酒喝光了，安眠药也全部吃完了，于是我踏踏实实地在那儿等死。”
当童海明说这些的时候，他的情绪相对比较平稳。也许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他麻木了；也许是因为他在冷静地对待死亡，属于情绪情感障碍里那种“理智自杀”的类型。这在精神病性抑郁症的临床上并不少见。
我知道，童海明接下来就应该讲述恐怕更为冷静的自杀过程。担心他的情绪和体力不支，我打断他的讲述，问他：“你还愿意讲下去吗？如果你觉得回忆这些对你很残酷或者你感觉累，可以不必讲了。”
童海明从鼻子里喷出一阵笑声，说：“这有什么啊！”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又继续说了下去。
在后来的叙述中我知道，在他吃下所有的安眠药后，并没有出现他想象的昏睡状况，而且神志一直清楚，认为这些药没有起效。此时他死意已决，思考采用其他的办法继续自杀。
接下来就出现了更为冷静的自杀行为。
后来可能失血过多，也加上大量安眠药的作用，他的神志开始模糊了，慢慢地闭上眼睛。
恍惚中，以前的日子仿佛回到眼前，他看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生活道路，看到了自己的姐姐，看到了妻子。猛地一激灵，他努力睁开了眼睛，意识有些清醒了。想到了苦苦寻找自己四个多月的到妻子，想到这几个月来每隔几天，妻子就给自己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诉说对他的想念和盼望他早日回家的愿望，还想到了自己曾给妻子带来的那些委屈和痛苦。这时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自责和后悔，觉得自己的心突然一阵撕扯、一阵疼痛。对妻子的愧疚和思念这时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要补偿妻子。
“不行，自己不能就这样死了！”他想到。
想要与妻子说话的愿望许久以来没有这么强烈了，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艰难地从垃圾桶里找回手机卡，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这是四个月来第一次听到妻子的声音啊！他听着电话中妻子哽咽的声音，强作镇静地告诉妻子自己还好，并告诉她自己想要回家，但没有钱了。请妻子马上给他的信用卡里存进一些钱，明天就买票回家，但没有告诉妻子自己自杀的情况。妻子要来接他回去，他拒绝了。放下电话后他又给妻子的姐姐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已经吃了安眠药自杀以及自己住的地址，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并嘱咐不要告诉自己的妻子。
这时他真的不行了，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再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了。隐约听到医生说失血大约有两千毫升，需要输血。他此时已经不想死了，担心血浆不安全，含混地说不要输血，然后就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说完了这些，童海明靠在椅子上，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我对他说：“你是否感觉很累啊？还愿意继续谈下去吗？”
他睁开眼睛点点头说：“可以，没事儿。”
我对他说：“这样吧，现在我们听一会儿音乐，你休息一下，如果你觉得还行，我们就继续谈十几分钟，好不好？”
他点头同意了。
于是我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没有语言提示、用于放松训练的音乐光盘放到CD机里，按下开关，立刻咨询室里回荡起轻柔的音乐声。
童海明则继续闭上眼睛，将头倚在椅子的靠背上，伸直的双腿偶尔随着音乐的节奏颤动一会儿。
大约十五分钟左右，音乐停止。我请他睁开眼睛，问他感觉如何，是否可以继续。他回答说没问题。
我问他：“上面你所讲的这些经过，回来后是否对妻子讲过啊？”
他睁大双眼说：“我只对她讲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简单说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讲呢？”我继续问道。
他显出了一些不耐烦，眉头开始皱了起来，对我说：“讲这些干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多说只能让她跟着难受，何必呢！”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触动了他的敏感，于是就赶紧解释说：“我只是想了解你妻子的全面反应。看来你很关心你的妻子。”
他说道：“多新鲜，那是我老婆！”
在以下的时间里，我主要想说服他能够接受专科医生的药物治疗。没想到，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导致他的对抗，并表示出了愤怒和攻击。
我对他说：“以你的情况看，单纯进行心理咨询恐怕不能解决本质问题，需要药物的辅助治疗……”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打断说：“那些心理医生我去看了，没有用的。”
我对他说：“我所指的不仅仅是心理医生，还包括神经科医生，也需要做一些检查呀。”
听了我的话，他极为敏感，立刻问：“你认为我精神上有问题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对他讲：“我说的是神经科而不是精神科。”
他提高了声音对我说：“那还不是一样啊！心理咨询就是这样吗？我说了半天，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让我到医院去，和我以前在西安见的那个医生一样。什么心理咨询啊！”
我立刻对他道歉：“对不起，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他见我并没有与他争论就说：“你和他不一样。”
我知道他说的“他”是指谁，也知道他所说的不一样指的是什么，但没有接过来问。
……
从心理咨询的角度评价，这又是一次无效咨询，最多客观上给他提供了一次宣泄自己情绪的机会。另外我也在担心，是否也提供了一次强化自我意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