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他以比较愉快的口气叙述自己的这些事情，我的心里涌起了阵阵烦躁。我能够意识到不应该这样，但就是不能将这些烦躁压下去。
我继续对他说：“请你把自己的家庭情况讲一讲好吗？”
童海明却带有挑战性地反问我：“我的事情与我家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又要分析我的父母吧？”
我回答说：“不是要分析你的父母，我想了解一些你的家庭背景，更好地把握你的情绪发展到现在的全面信息。”
我虽然是以平静的口吻说着这些，但心里却生出了反感。
他怀有戒备地说：“你说吧，想了解什么？”
我询问他家庭成员的情况。
“我现在只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都退休了。没有兄弟，有一个姐姐，已经到国外定居了。没有人能够管我。”临说完他又加上后一句。
当时我心里冒出一句话：“谁管你谁倒霉。”
我突然警醒，这不是对待来访者的态度啊！同时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今天的咨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我的情绪出了问题。
看看表，离预定时间还差七分钟，但我仍然提出结束今天的咨询。
在回家的路上我反思自己今天的情绪状态，力图归拢出一条线索，但不是十分清晰。晚上，我给自己的督导打了电话，谈了今天的情况。
督导老师首先评估我今天的咨询是失败的。标志有三个：提前结束咨询；没有达到当天咨询的预期目标；来访者的情绪没有得到缓解。接着，督导与我分析了这次咨询没有效果的原因。最后，帮我一起总结了三条：
第一，在接待来访者之前，我已经给自己设定了结论——这个求助者来北京没有意义，所以在咨询过程中，没有全身心投入。
第二，当时我本就不愿意接待这个来访者，不过是迫于无奈，人家已经找上门了，不接待不行，以致造成重要信息缺失——自杀经过以及家族史。
第三，来访者本人在人格上可能存在一定障碍，应该考虑，及早诊断，采取措施。
最后，督导老师告诫我，通过我对这个案例的处理情况来看，即使来访者完全是心因性问题，恐怕我也应该转介给其他咨询师了。
督导的告诫引起了我的注意。放下电话后我竭力回忆今天的咨询经过，仔细回想当时心里每次产生不愉快感觉的交流内容，又发现了自己没有尽心的“证据”：
首先，我不是没有想到过了解童海明的自杀经过，之所以没有问及，正是那时心里冒出了“他就不该来北京，我是否有必要帮他”的念头，于是就没有提问下去。
其次，在咨询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提出了解童海明家庭情况的问题，但因为他的态度让我感到烦躁，于是非但没有了解，反而提前七分钟结束了咨询。
反思起来，导致重要信息的缺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烦躁的背后是反感，我把自己的情感好恶以及道德评判带入了咨询中。意识深层的原因是，看到童海明的情况以及听到他的诉说，引发了我自身的“情结”，将我小时候不愉快的经历投射到了童海明的身上，对他产生了愤怒，以致本应该可以收集的信息都没有做到收集齐全。
但是，鉴于督导的提示和自己的观察，童海明可能确有人格上的问题。何况家族疾病史、自杀经过都是极为敏感的问题，是否合适直接向本人收集呢？
几经思考，我决定约童海明的妻子来了解童海明家族的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从童海明那里了解自杀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