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岚晴自从孩子流产后非常痛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但是谈到此事就后悔莫及，既痛又恨。“痛”在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做母亲的没能保住孩子的一条命；“恨”在前夫的无耻行径，如果不是他另有新欢，自己也不会因此打击而流产。所以她每天都在这种情绪状态中生活，自责、怨恨的想法时时吞噬着她的内心；有时所产生的自杀念头，多与这些有关；但她在理智的情况下，又非常担心自己会死去。这个冲突困扰了她很久。
于是我决定从此入手，不能回避死亡的问题。
有一些心理咨询者不愿意与来访的客人讨论当事人的死亡问题，不论是自杀的还是那些因疾病临终前的人。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其中“死本能”指向外界就是杀人，指向自我就是自杀。垂危病人即便不与他讨论死亡问题，也不等于当事人不想死亡问题；越是人为的压抑、回避，反而越会在内心中形成恐惧，以至影响人的情绪和生理器官的机能，甚至会加速死亡。
我与夏岚晴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导致她现在这样痛苦的假设过程：如果没有婚变，她就不会流产，就不会这样痛苦，也就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她同意了我的假设。
我又问她：“在以前，你是否有过怀孕的经历？”
夏岚晴略显羞涩地点头称是，并告诉我六年时间里曾经做过三次人工流产。理由都是没有做好物质准备，不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
我对她说：“这次流产确实是因为发生了婚变，你的情绪和体内相关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但你是否考虑过，即使没有婚变，你就能够确定生活中一定没有可以令自己流产的事情发生吗？”
她情绪开始有些激动了，对着我说：“都是他造成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不会这样折腾自己，当然也不会流产。”
我说：“作为女性，你一定对自己的生理结构比较了解，尤其是与生育有关的知识。你是否想过，在六年时间里你曾有三次流产，是不是存在习惯性流产的可能呢？”
她回答说：“有可能。”
我又接着问：“既然有这种可能，就不能得出‘没有婚变就不会有流产’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夏岚晴停顿了一下，但还是回答说：“对，是这样。”
我又说：“那时候你没有婚变，如果出现流产你会不会去死？”
她回答说：“不会死。”
“从你所说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实际上你想自杀，并不是因为孩子的流产，而是因为婚变，是不是这样呢？”我说。
她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
我继续说：“为了一个离开自己的人，即使是我们很爱的人，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夏岚晴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又问道：“你怀孕在先，知道前夫外遇在后。当时如果没有流产，你是否还要死？”
“不会的，我不能带着孩子去死。”她语气坚定地说。
“那么是否还要离婚呢？”我接着问道。
她语塞了。过了一会儿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接着说：“那你现在想一想，我等你。”
夏岚晴眼睛看着窗外，双手握在一起，双眉紧蹙。大约一分钟后说：“我还会离婚。因为我不能接受他有另外的女人，即便是曾经有。”
“好的。你既然还要离婚，那么孩子生下来后将怎样呢？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带，对吗？”我见她回答了问题，就继续问道。
她不假思索回答：“那当然。”
我接着说：“那时，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将会怎样呢？我想你是知道那些可能的。”
夏岚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对我点了点头。
我感觉到时候了，于是对刚才对话中她的观点和逻辑上的漏洞进行了分析。
“通过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感觉，你看是否同意。最近这两个月你有自杀的念头，是因为一直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流产的事情上，认为是这个原因让你灰心厌世，想用死来赎自己的罪。事实不是这样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你想以此来回避婚姻的失败，更确切地说，是回避自己在婚姻中的失误。其实你自己很清楚，痛苦不能解决问题，即便是痛苦得自杀了，孩子已经没有了这个现实也不能改变。但你还想自杀，难道不是为了这场婚变吗？
“刚才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说明你清楚，为了一个人，为了一场婚变就杀死自己非常不值得，然而你又无法面对孩子流产和婚姻失败的事实，所以想用死来逃避；然而你又不甘心，就在矛盾中痛苦挣扎着。同时你想想，即使孩子没有流产，以你的性格还是要离婚。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中生活，即使你重新组建家庭，将来给孩子带来的仍然是一种创伤，很有可能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孩子流产了是一件好事，而是从对立的角度和更深一些的层面看待问题。希望你能做到接受现实，面对现实，以较正常的心态和情绪，在生活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啊！请你想一想，我说的是否有一定道理呢？”
听了我的话，夏岚晴掩面痛哭。
我没有劝解，只是把茶几上的面巾纸盒推到她的手边，任由她哭。因为这个时候的哭，对于夏岚晴宣泄和排遣不良情绪，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同时还有可能达到另外的效果——反思自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在心理咨询的场合下，哭，经常是来访者自我领悟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与夏岚晴的上述对话，我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让夏岚晴明确，她自杀念头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孩子流产，而是婚姻失败；第二，换一个角度理性思考，为了失败的婚姻是否值得自杀？最终消除自杀念头。
我之所以这样处理的思路，在于引导她将意识层面的自杀理由从孩子的流产转向婚姻的失败。这是因为孩子流产意味一个生命的终结，永远无法以任何形式补偿。如果夏岚晴在意识上把自杀的动机归结为孩子的流产，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在对一个生命死亡的自责自罪中杀死自己。而婚姻的失败可以代偿，失去了可以再次寻找，这在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中都是非常明确的，意味着还有希望，可以重来。如果引导夏岚晴把自杀的动机归结为婚姻失败，度过了这个危机时期，那么就会在潜意识的作用下，逐渐消除自杀动机。
在上述的讨论中，我采用了埃利斯“合理情绪行为疗法”中常用的辩论技巧——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戴尔·卡耐基曾经总结过，“苏格拉底‘是迄今能使对方心服口服的第一人’，苏格拉底绝不指责对方的错误。所谓苏式问答法，就是使对方说出肯定的回答。以简洁的问题询问对方，使他不得不回答‘是’，第二句也使他不得不说‘是’，接下去每个问题都使他的回答不脱离肯定的范围。等到他感觉时，他原先否定的问题，已在不知不觉中回答‘是’了。”这样的问话方式在心理咨询中所收到的效果比较明显。
在做完上述的咨询后，夏岚晴原有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冲击，同时她的自杀念头也削弱了很多。当然，一种心态的改变只通过一次辩论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为了能强化夏岚晴的不自杀观念，在这次咨询结束时，我们签订了一式两份的“同意不自杀协议”，各自保存一份。协议中她除了保证不实施自杀外，还将内容予以了细化。例如：当她有自杀的冲动时，阅读自己签订的协议；给24小时开通的危机干预中心打求助电话；已经出现自杀行为后，拨打急救电话、去最近的医院就诊等。当然这些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同样可以起到巩固咨询效果的作用。另外还附加了一些诸如增加体育锻炼、与朋友交往聊天、参加娱乐活动的建议，要求她尽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