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镇上的居民即使是在白天，也常常躲在屋里，很少出门。他们在堂屋中间的地上摆着一只黑漆漆的火盆，火盆底部放着几块通红的煤球——那是他们在秋天里亲手捏的，煤球上方搁着几根粗壮的木柴，木柴和煤球正努力地燃烧着，散发出暖烘烘的热量，使人舒服极了。一家人就围坐在这只温暖的火盆四周，烤火，聊天，说说笑笑。有时候，他们还会从水缸里捞出几块白玉一般的糍粑，把火钳张开一个微小的角度，架在火盆上，再把糍粑小心翼翼地放在火钳上，让下面的火烘烤着，不时地翻转到另外一面，等两面都烤得又黄又脆就可以吃了。
农历二十九是今年的最后一天。老刘像往常一样，悠闲地坐在火盆旁边，两只手灵活地织着一件婴儿毛衣，嘴里轻声哼唱着革命时代的老歌曲。她的大女儿大姮七岁，乖巧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电视里播的是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老桂把两岁的小女儿小姮放在他的膝盖上，并用手搂着抱在怀里，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画面。那时候镇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户人家家里有电视机，基本上都是当官的——乡下人喜欢这样称呼他们，就像在城建办当主任的老桂和在供销社当书记的老刘一家。
老刘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肚皮像颗圆滚滚的大冬瓜。她的预产期已经过去十来天了，却还没有任何动静，因此随时都有可能生产。不过幸好她家离镇卫生院很近，只要十分钟老桂就能把她安全地送到手术室。这是老刘的第三胎了，按照计划生育的规定——尤其老刘和老桂都是国家干部，他们是不应该再生的，计生委的人每天都往她家里跑，在她家呆上好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地跟他们俩说明利害关系，劝她把胎打掉，如果不那样做，他们都会被“双开”，他们的远大前程就会毁于一旦。后来那些人见她执意不肯，肚子也越来越大，去她家的次数就渐渐少了。那时候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本地民风又很淳朴，所以很少见强制打胎或引产的事件发生。只不过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乡下人的头脑里还是非常之顽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生过儿子，她就没有尽到做女人、妻子和儿媳妇的职责——一个女人的职责就是为男人家生一个男孩、为男人家传宗接代，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儿子，那就是他的鸡巴有问题——“科学”上解释生儿生女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决定的。更何况，老桂的二弟已经接连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带把的，而他却只有两个赔钱的女儿，这对他——作为整个家族的长子——来说，无论他的官职多高，家里多有钱，都是一件极没面子、很没光彩的事情。但值得庆幸的是，老刘和老桂偷偷摸摸地跑到省城一家权威医院做了B超鉴定，得到的结论是：90%是男孩。这让他们着实兴奋了很长时间，也更坚定他们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心。
大姮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突然她尖叫了一句：“呀，鬼啊！”这声尖叫把她妈妈吓得心里一惊，忙停下手中的活儿，抬头看发生什么事了。老桂却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说：“是梅超风。”原来电视里面一个老女人，蓬头垢面，颧骨嶙峋，一头灰发，一身黑衣，一脸狰狞从一个黑黝黝的山洞里飞将出来，把大姮吓了一跳。这时候老刘感到下身一阵剧痛，忙用手捂住，表情痛苦地说：“哎呀，肚子痛！”老桂赶紧把小姮往地上一放，站起来扶着老刘的肩膀，急切地问：“是不是要生了？！”老刘喘着气说：“应该是的，快送我去医院！”老桂急急忙忙跑到隔壁去借板车——乡下常见的一种长条较窄的可以躺下一个人的有两个轮子的运货车，取了几床被单，然后和邻居一起匆匆把老刘送到了卫生院，顺路喊上了他的两个亲戚——他二弟和她四弟。两个女儿托邻居照顾。医院里没人，老桂就差他小舅子赶紧去把接生婆找来。小舅子走后，老桂对他二弟说：“快回村里，把咱爹接过来。”
生产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因为孩子先出来的部分是脚，而后面的手容易卡在盆骨下口处，造成接生困难。不过接生婆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什么样的情况都遇到过，而且老刘也有过两次生产经历，经过一番费力折腾，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孩子终于安全诞生了。剪断脐带，抹除孩子身上的脏物，接生婆来回拍了两下孩子的小脸，孩子就大声哭了出来，“哇哇……”。听到孩子的哭声，老桂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护士出来告诉他：“是个儿子！恭喜你！”此时老桂心里的石头才完全落了地，他大吐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眼眶一阵湿润，眼前一片模糊，因为过于激动，脸部和身体也颤抖起来。他说不出话来，一把坐在凳子上，低下头，用手捂着眼睛，开始哽咽起来。
没多久老家的各路亲戚从乡下陆陆续续赶到镇上，叔爷妯娌男女老少都围在产房外面，现场气氛十分热闹。爷爷知道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笑得嘴都合不拢，老树皮一样的脸上绽放出一朵朵灿烂的花儿。大家都说，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大年三十生了一个儿子，简直太圆满了。老桂乐呵呵地跟大家说着客套话，领着他们一齐去看小孩子和老刘。孩子有六斤多，白白胖胖，长得相当可爱，因为太小还看不出来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可是大家都说像妈妈。老桂的小舅子也早就跑回乡下去，把这个大喜讯告诉老刘的父母了，他们听说女儿生了一个儿子，都开心得不住笑，外公傻笑着反复地说：“生了个儿子，哈哈，生了个儿子！”之后他们也一起动身去镇上看女儿和外孙，趁天黑之前再赶回来。
1986年是虎年，因此这个小男孩就有一个小名，叫做“小虎”。而遵照家族取名的规矩，在辈分上他是“江”字派，所以他还有一个学名，叫做“江安”，好听、好记又好写。江安的爸妈因为生他，受到了严重的处分，双双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很多年后，江安在家里的一个旧柜子底部翻出了那封信封上盖有“绝密”公章的信，信里面就有当时县里下发的老桂老刘因为超生被“双开”的公文。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感动。尽管如此，可喜的是，两年之后老桂官复原职，还在城建办当主任，负责整个镇子上的房屋规划、水利建设之类的事务。而老刘虽然被撤职了，但是因为她之前的人际关系，她在供销社租了一间门面，开起了杂货和食品商店——江安还记得小时候经常从橱柜里偷糖吃，所以那个时期他们家的生活也不算拮据。再后来生活更好了，他们还盖了自己的房子，一栋三层的面积很大的楼房，江安就在那里长大，度过了美好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毫无疑问，老刘和老桂对这个幺儿子疼爱有加，比对他两个姐姐要喜欢得多，毕竟最后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江安和他二姐年龄差得不多，经常会在一起玩着，忽然因为某件事情吵起架了，吵着吵着就打起来，弄得家里鸡飞狗跳，两个人脸上都是一道道抓痕，地上散落着无数揪掉的头发。妈妈受不了他们哭闹，就吼江安的二姐，说她是姐姐，应该让着弟弟。小姮打不过弟弟，哭得更凶了，说她妈妈偏心，就知道护着弟弟。江安气呼呼地站在一侧，咬牙切齿。不过江安也经常因为不听话，比如跑出去玩水，或者在家里玩火，而被老桂和老刘狠狠地教训。有一次，他看电视不吃饭，老桂取下一根细竹条狠抽他的小腿，打得他连蹦带跳，哇哇大哭，可他就是不认错，腿上留下一条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他跟老刘吵架吵得不可开交，老刘准备打他，他一赌气跳到河里，把老刘吓坏了，幸好他从小会游泳，不然就淹死了。江安长大以后常想，他这种性格，倔强、固执、任性和不服管教，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不过他还没有意识到，另外一种性格也在那时候默默形成，驻扎在他的骨子里，那就是懦弱，只有等他碰到重大挫折，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它才会凸显出来。
1992年的秋天，爸妈把江安送进了学校，开始了他那漫长的读书生涯。老桂和老刘曾经都是镇上响当当的人物，有文化，又当过官，家里条件又好，是很多人羡慕和佩服的对象。老刘虽然不当官了，但是别人在路上看到她，都会非常恭敬喊她一声“刘书记”——江安儿时常以此为自豪。她的店面也越开越大，不仅卖杂货和食品烟酒，还卖水泥石灰砖瓦猪饲料，在小镇上也算是比较赚钱的生意，当然也比较辛苦，而正是因为刘书记吃得了苦，坚韧不拔，她才为别人所敬佩。老桂和老刘也希望他们的儿子为他们争得更多的荣光，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要出类拔萃名列前茅，高考时能考上一所有名的大学，使他们脸上有光彩。送他去学校的前一天晚上，老刘摸着江安的头，满怀期望地对他说：“小虎，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以后考上一所好大学，去北京和上海工作，把爸爸妈妈也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