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BLACKOUT的贝斯手，请问乐队专用的排练房怎么走？”
我对着镜子反复操练着这句话，低沉的语调，平稳的节奏，模糊的咬字，缺一不可。为了增添神秘感，我还配上了小幅的动作元素，比如说话的时候身体稍稍侧偏，略微躬下身来，右手推一推墨镜，左手插在腰上，酷劲十足。
作为贝斯手去唱片公司报道，我的穿着打扮当然也要改头换面。我不知该上哪儿去买摇滚风格的衣服，所以在网上淘了半天，终于买到了身上这件骷髅T恤。衣服的大小和想象中有点不同，怎么都穿不出陆磊那种松垮垮的感觉。我拉扯了几下衣服的下沿，让它尽可能变大一点，再配上一条破了许多洞的做旧牛仔裤，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接着，我又考究地用新买的发胶拗了拗发型，镜子里的样子简直和几个月前那个乐队“搬运工”判若两人，我真担心他们会认不出我来。
我带着全新的身份走进唱片公司所在的办公大楼，气宇轩昂，前台小姐看我的眼神似乎也不太一样了。我得意洋洋地走上前去，与先前排练的一样说出了准备好的台词。
那姑娘愣了几秒钟，接着问道，“他们乐队换人了？”
“嗯，原来的乐手突然要走，他们急着找人，就请我来支援一下。”我谦虚地说。
她点点头，像是对上司一样尊敬地说，“排练房在您的右手边，朝里面走到底，左转第一间就是。”
“好，谢谢。”
我转身离开前，她又毕恭毕敬地说道，“其它要是还有什么问题，您再来问我好了。”
成功了！我心中欢呼起来。要不是她肯定还注视着我的背影，我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其实，我在这里干了大半年，哪会不知道排练房的位置？可那前台小姐狗眼看人低，总是对我冷言冷语，我心里憋火好久了。没想到，她竟真没认出我的新造型，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我顿时自信满满，真要多谢她为我开了个好头。
我走到排练房门口，理理头发、清清嗓子，向里面打了声招呼，语音语调都精确地符合家中的演习，可谓是不卑不亢，只略带几分欣喜。我本以为会受到热烈欢迎，几个成员接连上前感谢我让他们逃过暂停活动的厄运，可是房间里却鸦雀无声，无人应答。
我看了看表，时间应该没错。走进房里一看，只有沙发坐着一个人，正在旁若无人地翻看杂志，嘴上还叼着根抽到一半的烟，全然无视房间里的禁烟标志。他就是我们永远愤怒的主唱——蒋涛。
“只有你一个人？陆磊他们还没到吗？”面对他，我的声音不知怎么就轻了下来。
蒋涛没有反应，依旧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继续翻了几页杂志。我离开他只有一米的距离，他的耳朵里也没有插着耳机，显然他是故意不搭理我。之前我当助理的时候，他就经常对我视若无睹，好像我是一团脏兮兮的灰尘，多看一眼都会污染他的眼睛似的。
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来回走了几步，再次问道，“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排练吧？”这里的“我们”一词被特地加了重音，为的是婉转地提醒他：我已经是乐队的一员了，过去的黑历史应当可以一笔勾销了。
“你……”他终于开口了，“去帮我拿个话筒过来，这里原来的坏了。”
他竟然再次无视了我的问题，反而继续把我当助理使唤，这真叫我气不打一处来。可是，蒋涛凶神恶煞的面相总在无形中给人一种震慑力，让我不敢反抗。他见我还在犹犹豫豫的，毫不留情地说，“你应该储藏室在哪儿吧，你不是经常去吗？”
他的话里不但充满了找茬的意味，而且不耐烦的情绪也越发明显了。他时常动不动就会大发脾气，没人知道他的雷区在哪里，所以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公司上层都选择尽量不要招惹他。我也只好遵照他吩咐，给他递了话筒，接着又为他插上电源，摆好支架。
等陆磊和姚盛杰到场了，我又理所当然地听从他们的使唤，一会儿拎包，一会儿整理地上的电线。我所期待的“改头换面”的效果始终没有出现，排练房的大镜子里映照出的我，只是一个打扮拉风的搬运工，仅此而已。
等我终于拿起自己的贝斯，加入大家的演奏，情况也没有好转。我的第一场排练就丑态百出，好几次弹着弹着被中途叫停，成为众矢之的。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倒不怎么惊讶，毕竟，我贝斯本来就弹得一般，又荒废了这么多年，和职业乐手的水平当然有着天差地别。在答应重回乐队之前我曾问过陆磊，为什么明知道我水平一般，却还是让我来填补贝斯手的空缺。他当时只是笑而不语，显得很是神秘。
我梦寐以求的职业乐队生涯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始了。虽然算不上什么知名乐队，但我们的行程却排得非常紧密。我加入之时正值乐队录制新唱片的阶段，每天都要在录音室里待上大半天，而我的其余时间则都在录音室外一边待机一边苦练贝斯。我尽可能地抱着贝斯出现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希望他们看在我努力的份上，一会儿录音的时候能少责备两句。
我在几乎每天都是谩骂的环境中度过了录音阶段，期间常常被要求反复不断地弹奏同一段旋律直到制作人满意为止，那种从四处向我压迫而来的紧张气氛和鄙夷目光如同梦魇一般笼罩了我几十天。但我也得到了相应回报，我的弹奏水平在唱片录完时已经提升到了乐队成员们基本能接受的状态。蒋涛一句“没想到把狗逼急了还真能跳墙”的挖苦，却让我暗暗高兴了好几天。
唱片成品出来的那一天，我和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从制作人手中接过，用弹琴弹出水泡的手指，指着背面的歌名一行一行在心中默读，每一首歌都蕴含着自己的心血。然而，当我把唱片翻转过来，见到专辑的封面时，我的心忽然冷了下来。设计感十足的封面上，摆放着三位乐手的照片，却唯独没有给我留位置，甚至我从未得知要为新专辑拍照这件事。我害怕别人察觉我的失落，不敢对着封面凝视太久，便打开唱片盒里的歌词本翻阅起来。我从头看到尾，终于在最后一页上才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不过，它并非出现在乐队成员那栏，而是被排在了底下的工作人员表中，名字旁的括号里还写明了五个大字——“支援贝斯手”，好像生怕别人把我错当成正式成员。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经受着这样的失落。尽管所有新专辑的宣传活动我从不缺席，但乐队的影像里总是难觅我的镜头，杂志社的访谈也只会象征性地留给我一两行字的空间，好像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和职业乐队的世界比起来，我在高中乐队里曾遭遇的轻视和嘲笑只能算是小儿科。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现实总是和想象中的相去甚远。
有时，我工作到很晚，还要急匆匆地赶在宿舍大楼锁门之前冲回去，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上床，却怎么也睡不着觉。我常常会陷入一种鬼压床的状态，全身动弹不得，耳边响起吵闹的轰鸣声，仿佛白天经历的所有不满都在夜晚聚集起来，向我叫嚣。我恨自己没有才华，恨自己没有魅力，我恨自己即便得到了天赐良机，还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境遇。
但是这一次，我却丝毫没有想要放弃的念头，耳边的愤懑之声，反而成为了驱动我前进的力量。我本可能一生都默默无闻，不留下任何痕迹。谁都不会知道，重归乐队的梦想成真，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进入乐队三个月后，几乎所有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演艺工作都在我心中幻灭了。娱乐圈真是个造梦的地方，就连标榜返璞归真的摇滚厂牌也无从幸免，它们用现代科技将一切真实堙没，让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的少男少女都上了当。听众们不会知道一首听上去流畅的歌曲是由多少次弹奏的片段拼凑而成的，其中主唱走了几度音，贝斯手又被喊停了几回。唱片公司编造出一个个美妙的故事，比如哪个才华横溢的主唱在睡梦中想到一条旋律马上记下来，比如哪个天才吉他手从没经过正统训练却能弹出惊为天人的SOLO。而事实上呢？他们的工作状态和临近截止日期还在通宵赶论文、到了月末还在被老板压指标的普通人没多大区别。
然而，仍有一件事情对我保持着最初的魅力。只有它，是完全真实的、公平的，没有人能做手脚，也没有人可以随意把我抹除。它能够集聚千百双真实的目光，而不是屏幕背后的收视率，网页背后的点击率。更重要的是，那些目光总会毫不吝啬地赐我一份，让我即便呆在角落，也能尝到受人瞩目的欢愉。
我重归乐队后的第一场演出是经纪人为我们接到的一个“大CASE”。这场拼盘演出的场地能够容纳数千名观众，舞台宽敞，设备齐全，这排场可是乐队里任何一个人都没见识过的。虽然我们只有两首歌的表演时间，但是大家一点都不敢马虎，一大早就到现场进行彩排，灯光、走位、调音，一遍遍试过来。
我站在那巨大的舞台，不禁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模样，一时感慨万千。离我第一次听说摇滚，第一次梦想登台，好像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时代。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哪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突然异想天开，决定依靠乐队演出来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那时的我怎会料到，要历经多少苦难我才能最终抵达这里。
“贝斯，这是怎么回事！”一首歌排练到一半，蒋涛突然一声怒吼，中断了我惆怅的思绪，也打断了我陶醉的演奏。“你的节奏太快了，你没发现吗？”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姚盛杰，如果我的节奏有什么错误，鼓手都应当是第一个察觉的。但他似乎也云里雾里的，没发觉什么异常，只是为了配合蒋涛的说法才点了点头。
看来蒋涛今天的心情不怎么样，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重新来一遍吧。”
蒋涛不屑地瞥了我一眼，接着重新开唱。可是，还没唱几句，他又突然皱起眉来，对着调音师喊道，“贝斯开得太响了，在我耳边嗡嗡直叫，连吉他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这下我明白，蒋涛又在拿我当出气筒了。从我加入乐队开始，他就从没给我好脸色看过，最近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其实，我对他的蛮横并不服气，我心目中真正看得起的人从来都只有陆磊一个，因为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才华和超凡脱俗的气质，而蒋涛不过是仰仗着暴戾的脾气和一张长得还不错的脸招摇撞骗。要是我能有那样的外貌，我也同样可以做到。
可是，不管我心里多么愤愤不平，等到表现出来的时候又变成了一脸赔罪和歉意，越是这样，他越是对我感到不爽，好像只有打上一架他心里才会舒服些。或许这才是我和他最大的区别，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你一点也不摇滚”。
“大家都累了，中场休息。”陆磊开口，这场闹剧终于得以平息。
在一旁观看排练的经纪人及时地跑上前来，把蒋涛带到会场一侧休息，而陆磊则走到闷闷不乐的我身边，递来了一瓶晶莹剔透的矿泉水说，“老蒋就是这样的，你别怪他。他脾气特别暴躁，有时候自己也克制不住。”
我们在舞台上就地坐下，仿佛坐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前整排整排空荡荡的观众席像是波光粼粼的大海，让我的心情也得到了些许宽慰。“可他总是特别针对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说。
“我们之前的那个贝斯手，你见过吧？”陆磊说，“老蒋和他搭档快十年了。”
“你以前好像说过，他们俩在加入BLACKOUT以前就是同一个乐队的。”我点点头，突然恍然大悟，“所以贝斯手换成了我，他就怎么都看不惯了？”
“不适应是肯定的，再加上他那臭脾气，要真生起气来，连我也不会发过。”
陆磊说得很轻巧，好像作为队长的他完全不介意乐队里的人对他发火。录音期间，我也见过几次蒋涛因为音乐理念不合与陆磊起了激烈的争执，不擅于言辞的陆磊总是选择沉默，直到蒋涛的情绪恢复到可以正常沟通的水平为止。想到这里，我不禁又觉有些失落，在我脱离乐队的那些年里，陆磊和他的队友们似乎已经建立了我无处可求的深厚友谊。
“既然他们搭档得那么好，为什么那个贝斯手会选择退出乐队？”我问道。
陆磊沉默了一会儿，给自己的那瓶水盖上盖子，接着抽出一支烟来，一看到这个动作我就知道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他说，他已经看到了乐队的尽头。”陆磊答道。
“这也太没志气了吧。”我惊叹道，“现在乐队不在蒸蒸日上吗？况且，你们连最坏的时期都熬过来了。”
“他所说的是更长远的发展，基本上，我觉得他说得没错。”
我一听，急了，“什么？陆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悲观了？要是连你都这么说，我可就没有精神支柱了。”
他听到我的话欣慰地笑了笑，接着说道，“我们乐队虽然表面上看还不错，但其实已经很难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了。以他的才能，如果退居幕后，应该能做出更大的事业。”
“他既然那么厉害，一开始就不该加入BLACKOUT。”我愤愤不平地说，好似不知不觉中已经把乐队当成了自家祖传的宝物，不由得别人轻视。
“他的确是这么想的。”陆磊说，“在前一个乐队解散的时候，他已经决定退居幕后了，后来是因为老蒋的劝说才勉强加入了我们。”
“强扭的瓜不甜啊。”我有点幸灾乐祸，毕竟他要是没走，我就没有上位的机会了。
“的确，不论关系多好，谁也没法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互相迁就。可是偏偏，一个乐队必须得集齐这几个人才能运作。”陆磊叹了口气说，“要是一个人就能做乐队，一定会容易不少吧。”
我第一次听说陆磊竟有这样的想法，惊讶地问道，“难道连你都觉得和乐队里的人相处不容易吗？”
“当然，世上哪有人人和睦相处的地方？”他面不改色地回答，好像这是不容置疑的一般，“我们是来做乐队的，又不是来交朋友的。做事可比与人相处容易多了。”
这些年来，我总是抱怨着世界对我的亏待，羡慕着陆磊天赐的好命。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眼中的世界其实和我的相差无几。仔细回想一下，那些嘲笑过、欺负过我的人，对待陆磊的时候也并不温和，只是他冷淡的应对法则，让人以为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罢了。这个充满纷争几乎难以生存的人间，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要公平许多，这真是出人意料。
“我不希望乐队再有什么动荡了。”他继续说，“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会找你回来吗？原因就在这里。”说完他随即站了起来，拍拍衣服，迅速恢复到精神抖擞的工作状态。
我一头雾水地说，“我，我好像没听明白。”
“你在这里当了大半年的助理，什么苦活累活都肯干。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像是在强调我的所作所为并非默默无闻。
我怔怔地望着他，前所未有的感动震颤着我的心灵，就差没把咸咸的泪水震落出眼眶了。原来，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并非偶然，我先前的付出竟然得到了回报。顿时，那大半年的时光。从一件稀松平常的傻事摇身一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过了好一会儿，我如梦初醒似的，右手用力一撑，唰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我对着陆磊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说，“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好干吧。”他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你这阵子过得不好。”
他面朝舞台，忙碌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搭建着设备器材。可以想见，当演出开始，所有灯光一并开启的时候，那场面将会十分壮观。“可你要记住，维系着我们这个团队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友情。”陆磊抬起头，看着大屏幕说，“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黑乎乎的屏幕上并没有显示任何的画面，但那并不妨碍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色彩明艳的画面。在他那坚定地双眸里能见到的只有梦想，是他在十六岁时，在学校寒酸的花坛旁就对我宣誓过的梦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这时，我恍然大悟，他对蒋涛的包容或许根本不是因为建立起了默契和感情，而是维护乐队的稳重之举。我甚至觉得，他今天找我说的这些话也并非即兴的聊天，而是先前就想好的。为了今天的演出能够顺利，为了乐队不再重演解散危机，他知道自己作为队长必须出面安抚成员的心情。
在我的印象里，陆磊一直是那个不爱言辞，什么交际活儿都交给姚盛杰去干的孤僻男孩。可是现如今，为了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为了继续那早已被污染幻灭了千百次的梦想，他已经藏起了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灵魂，在俗世之中战斗。
梦想，对谁都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