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到此，低头致敬！”
一个曾经的军人，一个辞官下海的商人，一个富有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一个干了一件伟大事情的平凡的人……所有这些形容词因为一座博物馆而凝聚到一个人的身上，那是怎样的博物馆？那里有真实的历史，民族的苦难，还有你我的灵魂，你要走进去吗？
2008年6月12日，在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一场名为“震·撼——5·12—6·12日记”的展览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正式开幕。这场展览从筹备到开幕仅用了八天时间，记录了从5月12日到6月12日的一个月内，在四川、在中国发生的感天动地的历史瞬间。在震区余震频仍的时候，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来到灾区，开始收集凝固了这个历史瞬间的地震文物，此次展出的上千件展品就是他们近一个月废寝忘食工作的成果。
这个时候，灾区的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国家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尚在筹备之中，四川的民间博物馆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与正在发生的历史保持同步，这在以前似乎还没有过，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
中国人素来有修史的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承担起了“终极审判”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之于中华民族，相当于基督教之于欧洲民族。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盛世修史”虽绵延不绝，但历史话语的书写权却一直是官家的禁脔，以至于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发出这样的感慨：“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民间修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一直是凤毛麟角。
在宏大叙事的如椽之笔下，历史被简化成英雄人物的传奇，生活被抽象为简单的概念和教条。英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在他的《英国简史》序言中写道：“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大不列颠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伍德沃德感慨于正史难以记载许许多多在历史上未留下踪迹的寻常百姓。他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但是正史并未给王艮所言的“百姓日用”之“道”留下多少空间。宏大的历史叙事，虽不难引起我们的激情，但却很难唤起我们心灵的感动，因为历史的细节和血肉已经被“宏大”消弭于无形。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历史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可能。人们可以放飞自己的梦想，也可以追逐自己的愿望，生活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广阔起来。历史给了樊建川这样的空间，使许许多多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经历第一次成为我们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时代通过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保存了民间对于历史的记忆，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保存了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历史和记忆。
樊建川投资3.5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他对民族的承担意识和责任感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这30年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樊建川的人生历程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樊建川人生开始的时候，“收藏”这个在他生命中具有特殊位置的爱好，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生于1957年的樊建川的第一个收藏品，是他五岁时在幼儿园的一张成绩单。谈起他的第一个藏品，樊建川说，当时我们那帮孩子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彼此用同学父亲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同学。让樊建川得意的是，别人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
樊建川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发成绩单，樊建川拿到自己的成绩单以后感到很紧张，因为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于是，成绩单上写着父亲名字的那一栏被樊建川抠掉了。樊建川很高兴，这样他的同学就不会知道父亲的名字了。但是，樊建川也不敢把有一个洞的成绩单拿给父母看，因为这样就免不了挨父亲一顿打。
樊建川决定将这张成绩单收藏起来，这成为他的第一件藏品。樊建川说，这张成绩单诱发了他对收藏的爱好。后来，樊建川把上小学时的成绩单、通知书，以及“文革”期间当红小兵的胸章、臂章都收藏起来了。此时，他收藏的还是他个人的记忆。
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自己五岁这一年，他在幼儿园的这份成绩单，现在已经成了他收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件藏品中的一部分。
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是山西晋县人，属于“南下干部”，年轻时曾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兵，抗战时被日军俘虏，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一路枪林弹雨走过了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后南下落脚到四川宜宾。
樊建川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与一般的父母不同，樊建川觉得小时候父亲根本不管他，也不操心他学习的好坏。樊建川夏天到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去游泳，父亲也听之任之。樊建川说，别人家的孩子都不让下去游泳，怕被淹死。但是，如果樊建川跟别人打架，父亲却很关心打架的结果，如果打赢了，他就很高兴。
有时候，樊建川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父亲就出来收拾残局，到县医院去给人家打破伤风针。只要他胜利了，父亲就很高兴。樊建川回忆说：“如果打败了，我爸就跟我一起讨论，为什么会打败，打不赢的原因是什么。要偷袭啊，打游击战啊，用弹弓打啊，教了很多办法。我觉得对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留给樊建川最深的记忆就是为人重情义、负责任，敢做、敢为、敢牺牲。樊建川觉得，他的血液里流着父亲这种行伍出身的精神。在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父亲遗传给他的这种性格和精神——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拼。
1966年，这一年樊建川九岁。夏天，他仍然到金沙江去游泳。金沙江流过宜宾之后，就被称作长江。樊建川游泳的时候并不知道，在距宜宾一千多公里的武汉江面，毛泽东也在畅游长江。
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和领导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的7月16日，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出现在人们中间。在响彻江面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领袖与人民合为一体。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的具体形式。
这一年的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场大动乱开始席卷全国，各级干部成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一批批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开始向所谓的“黑帮”、“黑线”开火，“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抄家、打人成为正当的“革命行动”。整个中国开始陷入空前的混乱。宜宾这个内地小城也没有置身事外，正在上小学的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逐渐被这场风暴裹胁了进去，正常的学校教育被打断了。
樊建川的母亲是地主出身，父亲此时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双双成为被批斗的“专政对象”。在“文革”刮起的第一阵红色风暴中，樊建川的父母成为被送上祭坛的第一批牺牲品。很快，樊建川家里被抄，父母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游街，然后在批斗会上遭到“群众专政”，被造反派用棍子打，“触及灵魂和皮肉”。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因为参加过阎锡山的晋军，被迫跪在煤炭渣上接受批斗；他的胸前被挂上沉重的木牌子，木牌上细细的铁丝勒进了脖子。
“天下未乱蜀先乱”，樊建川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九岁这一年被迫结束。他没有资格参加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环境迫使他开始懂事。他开始考虑如果父亲被关起来，他去送饭的时候怎样才能避免挨打，怎样才能让父亲吃得饱一点。樊建川开始逐渐适应这种新环境，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
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适应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担任的“运动员”的角色，生活似乎变得不再沉重了。樊建川的父亲在参加完批斗会之后，回到家中会和儿子交流当天的“斗争”情况，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刚开始作为批判对象出现在批斗会上的时候，樊忠义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用竹子编了一个很重的高帽子，作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道具。但是，很快樊忠义就感到吃不消了。他必须保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的姿势，高帽子太沉，稍微一晃动就会掉下来。这时，樊忠义就会被造反派们实实在在地打翻在地，然后再踩上一只或更多只脚。
当批斗成为“走资派”樊忠义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如何保持在批斗会上“低头认罪”的姿势而又不让高帽从头上脱落成为他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和儿子探讨的结果是：用牛皮纸做一个更大但是非常轻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樊忠义”，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低头认罪的态度，又能减轻身体的重负。樊忠义对这个办法很满意。后来，樊建川回忆说：“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折起来，去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捋抻牛皮纸再戴上。我爸说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樊建川一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樊忠义逐渐变成了“死老虎”，造反派们的兴趣开始转移。“文革”升级了，造反派内部开始分裂，“拿起笔做刀枪”的“革命小将”们开始拿起真正的刀枪“捍卫毛泽东思想”。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开始发生急遽变化，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并迅速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
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武斗，其中以四川为最。而四川最为惨烈的则属重庆，离重庆不远的泸州和宜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的宜宾是在武斗的枪声中度过的。樊建川的父亲不再处于运动的中心，他们父子俩目睹了宜宾这场规模空前的武斗。造反派对立的两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彼此用自制的巨型弹弓、钢钎、步枪、机枪、手榴弹互相进攻，整个宜宾城区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双方不断有人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壮烈牺牲”，一些无辜的市民因为身处“战场”而惨遭不测。
在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樊忠义眼里，造反派的武斗纯属“业余”战争。这位曾经的职业军人带着儿子，近距离观察两派的战斗。十岁的樊建川就这样开始认识“文革”。当时，大字报、传单和油印的小报遍布大街小巷，樊建川在观战之余，就将这些随处可见的宣传品拿回家去。日积月累，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纸片开始增多。樊建川将这些传单、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收藏起来。樊建川收集的“文革”期间的检讨重大八吨，报纸上百万张。
有时，樊建川将他的收藏品炫耀般地展示给前来串门的同伴看，但是无人喝彩。除了樊建川，没有人对这些在社会上到处泛滥的“文革”宣传品感兴趣。这位未来的收藏家只好一个人自我欣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到了1968年，运动初期的狂热开始褪去。这一年年底，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年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学已经停止招生，那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曾经的红卫兵们，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知识青年”。
在“文革”岁月中，樊建川逐渐上到了高中。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在“文革”初期参加运动的热情已经消散，开始小心翼翼地用革命的辞藻掩饰自己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樊建川知道，自己高中毕业后就要面临上山下乡，他极力想躲过“上山下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