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全体中国人以无比强烈的热情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大街小巷都挂着一幅幅真诚的横幅，“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中国人赋予了奥运特殊的情感，那里有自尊和骄傲，有开放的胸怀，有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激情。然而，这么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体育盛事硬是让一些美国人把它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许多对美国抱有善良遐想的国人突然发现山姆大叔实在霸道得令人齿寒。一位美国学者忧虑地说：“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人民。”
也许来自内部的规劝力量还不够大，但是在全球领域的一系列新情况却让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重新估量中美关系。从朝鲜问题到中东问题，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环境危机到人道危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而且，与许多心怀恶意的人所希望的相反，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欣欣向荣。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已经用自己的笔向世界诉说不得不说的事实。
1994年1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采访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道。芮效俭说：“如果你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那你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过去的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15年。而在这15年中，最近这两年在经济繁荣、个人选择、得到外部世界信息的可能性、国内的自由流动和国内状况的稳定方面又是最好的时期。”
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第一次阐述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时表示：“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未来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只有当两个国家以建设性的、公开的方式对待对方时才能服务于这些利益。”
三年多的时间让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就像美国的态度从1972年到1979年发生的变化一样。此后，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从竞选时标新立异的挑剔，到当选后的自大，再到彷徨和犹豫，最后发生改变。变化的模式几乎相同，只是时间长短不一。
1997年，围绕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坛内部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这年2月13日，《华盛顿邮报》以耸人听闻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以“政治献金”的方式操纵美国大选，使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仿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师出现在美国白宫门口相类似的臆语，竟令美国媒体如获至宝，无数似是而非的“独家发现”充斥美国报纸的版面。
同一个月，两位美国记者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将中国与威胁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书中第9页信誓旦旦地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为自己确立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对于所谓的政治献金，美国国会耗费巨资调查却一无所获，只能不了了之。对于中国威胁论，一番讨论后，务实的态度占了上风，一位美国参议员的态度代表了主流：
“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华盛顿和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而是谋求同中国的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中国自身的积极变化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忽视，而且随着中国开放的深入，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找到共同利益。这不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就可以轻易切割的。随着经济领域和民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双方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1997年，《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这部电影的票房位居全球及北美地区第一名，在中国同样以狂卷3.6亿元人民币的成绩创造了一个传奇。奢华的视觉效果让人们啧啧称奇，但更能打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还是杰克与露西之间纯美而执著的爱情，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北京，都有许多人带着泪花离开影院，并在脑海中留下了冰海浪漫爱情的交响。
1997年，一位伟人的离去让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为之叹息。
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元宵节，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年味。这一天人们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机，发现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身着深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用沉重的语气播送着一则新闻：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称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量，他1979年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为中美关系和双方合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副总统戈尔则亲自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悼念邓小平。
在克里姆林宫，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评价道：“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都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就邓小平的逝世发表讲话，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美国学者派耶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
龙安志亲眼见证了邓小平的离开带给中国人民的悲痛，他看到了天安门降下的半旗，他看到了高校校园里开完追悼会后人们把胸前的小白花别在一棵棵青松上，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悲痛但并不迷惘，中国沉重但并不压抑，这与二十几年前毛泽东去世时人们宛若天崩地陷般的失落感相比，是一种新的进步，因为前进的道路已经指明。
在许多年后，龙安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突然说起邓小平：他很务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那种实用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北京时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服务于他的理想，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一个富强的民族和国家。而他的伟大在于，他能极好地用最务实而简洁的办法实践宏大而艰难的理想，并使之实现。
龙安志深深为邓小平惋惜，因为这位用一国两制的思想为香港回归奠定基础的伟人，无法实现在回归时去看一看的夙愿。从内地到香港，人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有忘记邓小平。
1997年6月30日，香港大雨如注。龙安志默默地注视着“日不落”帝国以一个被称为“日落仪式”的方式与香港告别，英国旗和英治香港旗在《最后一站》的乐曲声中和着大雨降下。在“日落”号声中，查尔斯亲王和全体来宾默默注视着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落。晚上8时，仪式在全体乐队和演出者合唱的“终曲”声中结束，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行将“曲终人散”。末代港督彭定康艰难地说：
“当初揭开这个篇章的序幕，从20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予以宽恕。”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虽然自1984年以来，港英政府用各种方式谋求自己在香港回归后的影响力，在中英港之间酝酿了许多矛盾，但在最后时分，彭定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他的一位顾问对一群西方记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当一个伟人离开的时候，天亦为之动容”。彭定康对此质疑，顾问承认此话是自己编造的。彭定康后来用一句真正的中国谚语表达了心情：“既来之，则安之。”大不列颠似乎无奈地承认了东方明珠物归原主。
当时，龙安志和几位香港朋友谈起眼前的暴雨，香港朋友对他说这在广东的风俗中就是发财的意思，香港未来一定很繁荣。
在香港回归的当天，首任特首董建华对龙安志微笑着说他的书不错。在香港回归前，龙安志写了一本书，名为《红色资本》，所谓红色资本就是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的名称，此书讲述内地企业对香港的积极作用。龙安志认为这支力量一定会帮助香港稳定繁荣。
这本书不仅得到了董建华的赞赏，也得到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认同。周南很高兴地写信给龙安志，称他为新的“红色资本家”。后来，“新红资”成为龙安志旗下一系列企业的品牌。
在龙安志看来，香港回归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就像落叶终将归根，秋雁总要南飞，日落还有日升，花谢总会花开。
多年之后，他从许多细节看到了香港的新风情：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普通话标准了许多，拥有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过去的香港人是殖民地思维方式，以英国殖民地为荣，如今香港人会说“我是中国公民”，这是一种思想的转变。过去香港律师的普遍愿望是退休之后，可以在伦敦郊区拥有一套乡间别墅，而现在许多人的愿望是退休后到北京住四合院。
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不断的变化
2001年，一场新书发售仪式在北京召开。在这本书上赫然印着“中国的世纪”五个大字，编者龙安志。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由朱镕基总理作序，内容汇集了八位中国政府部长，世界500强的一些董事长、CE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判断。
这本应运而生的图书有它产生的深刻背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人对中国的态度显得非常复杂，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这两派时常出来搅扰世界的视听。
1999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窃取美国原子弹计划建造更好的武器”的爆炸性消息，并指出这位“核子大盗”就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一时间，李文和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之一，美国乃至西方各媒体连篇累牍地挖掘幕后信息，把一件臆测的事弄得仿佛十足“铁案”。看过美国媒体报道的人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直接对每一位美国公民造成了威胁。
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否定了这一消息，克林顿直接表态：“在我的任期内，没有人向我报告过中国搞间谍活动的事。”能源部长理查森表示：“许多猜测是毫无根据的。多年来，我们的实验室保密工作是非常严格的。”
中国政府和媒体对此更是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驻美大使李肇星认为这是“毫无根据和极不负责任的”。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一些美国华人致函美国当局，认为这将“引起恶劣的反华狂热”。一些华人侨社还成立了李文和法律基金会，以支持李文和打官司。
与此同时，一些熟谙美国政治游戏的人士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撰文说：“把对华政策当做党派之间的皮球踢来踢去，那就危险极大。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后来都不得不花好几年时间，在一堆竞选时说过的敌对言辞的瓦砾上重新建立起日后的对华政策共识。”
中美建交的核心人物基辛格说：“我们正在转向对抗……你打开报纸就必定会看到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是怀念过去的对抗。”
《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间谍丑闻无中生有》，认为这“是以《纽约时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政客的耻辱，他们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当选而打出已经磨破了的中国牌。在此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由尼克松总统在30年前开创的民主的接触政策”。
有的报纸则干脆将之联系到1949年中美开始的敌对关系，并高声呼吁“不要再次失去中国”。另一家报纸则谴责一些共和党人及其总统候选人“正在发出冷战号召”，“华盛顿最不该做的就是捏造出来一个‘中国威胁论’”。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李文和在被监禁9个月后释放，负责此案的法官表示此案“令整个国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并代表美国法院向李文和道歉。在这起闹剧般的案件中，某些美国人丑化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浪费了美国纳税人上千万美元，并伤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华裔的情感，美国政府的信誉与被美国人奉为心灵圣经的民主与自由因此蒙羞。两个月之后，另一起恶性事件将中美两国人民卷入了旋涡。
5月8日凌晨，一架美国B-2A隐形战略轰炸机在南斯拉夫的万米高空发射了5枚导弹，它们的目标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它们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