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的早上，预设的闹铃还没响起，我感到鼻腔内充斥着不友好的干燥的空气，呼吸道隐隐作痛。我睁开眼睛，又闭上，再张开，再闭上，如此循环往复了将近十分钟，起床事业终究还是失败了。这样的天气里，即便是被暖气烤得喉咙发痒，也懒得爬下床去喝口水，在冬天早上起床无疑是万分痛苦的，起床起了二十分钟这种事是家常便饭。就这样昏昏沉沉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猛然惊醒，现在几点了？我抓起手机，却发现昨晚忘记充电，此刻手机早已电量耗尽自动关机了。我迅速爬下床，这才想起今天薛定谔请了病假，昨天我是一个人住在寝室的，习惯了每天早上薛定谔都会提供叫早服务，今天屋里空荡荡的景象实在令人沮丧。我鼓起勇气看了一眼手表，惨，已经上课五分钟了。从寝室到教室的这段路程基本在半梦游状态中完成，由此可见迟到的事实也仅能吓醒我三分。结果在进入教学楼的第一个台阶那儿绊了一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年前我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时候也是在同样的位置上绊了一跤。“睡过头了？”灭绝师太站在门口斜眼看着我。
“不，起床起过头了。”我揉着眼睛，还在做最后无谓的挣扎。
我百无聊赖坐在座位上，手边又多了几张灭绝师太的奖赏，三套数学模拟卷。我撑着下巴看着走廊对面教室里薛定谔的座位是空的，尽管它时常是空的，但一想到一向生龙活虎的薛定谔会生病，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同样这里也没有什么新闻，简直就像是现代物理学，自从1930年之后，除了超弦理论外就没有什么新闻了。寒色越来越重，就是没有一星半点儿要下雪的迹象，对此我也不再抱有期望。很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越期待反而越不会来临，而不经意间却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从前我喜欢在计算器上许愿，是初中时规定使用的那种计算器，按照键盘字母数字用拼音输入愿望，然后按“=”键，不能得出结果的愿望不能实现，可以得出计算结果的愿望就可以实现，得出的一串数字结果也可以用自创的编码重新解读出来。这样无聊的许愿小游戏玩了很久，直到计算器电池耗尽。总算熬到了第一节下课，我打算到外面去透透气。当我从教学楼出来时，还是在相同的地方，那个该死的楼前台阶那儿，我华丽丽地崴到了脚。不知是那个位置上有着一块特别强烈的磁场与我相克，还是我全部的运动细菌都在赶往小脑的路上被大规模歼灭了。而扭了脚后就意味着每次上台阶都是煎熬，不知下个星期能否完全好利索。
当我再次回到教室时，教室正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下雪了。雪终于落下来了，尽管不是很大，这个城市有几年没好好下过雪了，本以为又会是一个暖冬，初雪却在不经意时悄无声息地降落。“走。”袁舟律忽然蹦出一个字来，“啥？”我也回了一个字。“翘课啊。”袁舟律摘掉耳机，我一度以为那副耳机已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了。“行。”我干脆地答应了，接下来是兔牙李的历史，想想她写的那一黑板看不清的苍蝇字儿，开口那一腔听不清的蚊子声儿，若要听完她的一整节课，我宁肯选择拖着崴了的脚上马拉松赛场。我和袁舟律从后门无声无息地滑了出去，出了教学楼，出了校门，出了街口，雪轻轻飘落着，似有似无。我们一前一后地沿街慢慢走着，远处是一排有些年头的老屋，灰尘覆盖的水泥地面上，有个孩子背对这边远远地蹲着，手握半片红砖砾，兀自写写画画，雪片在她头上飞舞，她丝毫没有在意。记得自己也曾那样出神地在地上涂鸦过，那时我不过小学四年级。当毁掉一块地砖后，我站起来，看着地面上不可名状的痕迹和一地五颜六色的粉笔头，一边把皱巴巴的零钱揉一揉塞入口袋，一边把剥开包装的冰糕叼在嘴里。现在，曾经属于我的那片水泥地是不存在了，应该说它就这么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连同曾经可以买到15元一只娃娃的地下商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候，15元对我来说还是一大笔钱，可以买很多的零食和有趣的小玩意儿。现在，一杯奶茶端在左手，右手递出15元的时候，柜台服务生连眼睛也不会抬一下。
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游，刚才崴到的脚竟然不再觉得疼了，此刻是早上九点多，工薪族的上班大潮还在街上四溢奔涌，我们逆着人潮向空旷的地带走去。“坐地铁兜一圈？”袁舟律回头问我。“行。随便找一站下了。”我表示赞同，早就想这么做了，在城市里流浪，在一个陌生的站点下车，纯粹为了消磨时间而行走。因为从小到大学校离家都不算太远，最多骑单车就能到，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早晨挤过城内的地铁。于是今天，我们有幸感受了一下城市地铁早高峰的人流量，之间那蝗虫般奔腾涌动的人群伴随着激昂的音乐（话说地铁站为啥要在此加入激昂的背景音乐？）交错着。我们在一群疾走狂奔的人浪里慢悠悠地挪，与周遭完全不在一个波段上。从入口流往地铁候车线的这段路，简直像在人海中游泳一样，一会儿就得探出来换口气。这趟地铁是绕城环线，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我们决定从此刻开始发呆，回过神来到了哪站就在哪站下。地下列车从幽暗的隧道里飞驰而来，由于多普勒效应而变得尖锐的声音轻轻划过耳畔。在疾驰的车型里，人们表情木讷地盯着前方，车窗外是幽暗的隧道，时不时有广告栏一闪而过，在低分贝的列车嘤嘤运行的声音中，我眼前好像出现了幻觉。车厢外的隧道渐渐被水灌满，列车驶过水的隧道还会发出呼噜噜水泡的响。由于隔着幽深的水，窗外的一切看上去都被扭曲变形，那些彼端候车的人群，有白色灯光的车站，指示表还有广告牌全部都沉浸在深邃的似乎是海洋隧道的暗蓝色光芒里。嘿，似乎还有浅淡的鱼影从窗前游过，一群群地，隔着玻璃，隔着人群，旁如无人地摇头摆尾着。“叮——”，到站了，白色灯光瞬间照亮视野，水和鱼呢？
大约是在午后最悠闲的时间里，隔着微茫的雪望去，金黄色就开始从树叶的边缘渐渐渗透进去，搞得树的颜色乱糟糟的，挤满了一团一团的绿色、黄色、红色以及它们之间的颜色。尽管冬天早已经得寸进尺，可秋天残存的颜色还会泛出光来，让城里头有点暧昧的空气越发说不清楚。我们下车的这一站是老城区北边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站牌已经有些磨损了，看上去充满神秘色彩。我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气温预报，零下五度，应该是很冷了，不过我倒是没有特别感觉到，是因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吧。冷风中，偶遇老街边买棉花糖的小摊，看到那一团一团纯色的云块，我顿时脚底像生了根一样，走不动了。记得很小的时候，奶奶家附近有一个欧式小游园，每次去那里玩耍后，都会看到像这样棉花糖的摊子，这么多年了，散发着老旧暖意的棉花糖铺子没有什么改变，就像是连通过去与现在的一条虫洞。我买了两个，将淡蓝色的那个递给袁舟律，“算还你钱。”我说，“还欠十块一毛。”他说。那么大的一团，真的就像是牵着一大块云团。我们走过的地方，很多人都侧目而望，并且小声对同伴说着：“哎呀，我也想吃棉花糖。”我们就这样手持云朵一路勾引着路人，我想，棉花糖大概是承载着每个人童年记忆的东西，当人们看到那朵游走在繁华中飘忽不定的云团，多少会想起曾经简单美好又飘渺的孩提时代吧。走过整整三条街道，我们坐在了一棵老槐树下的长椅上，此刻雪开始下大了，大得让人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我们是下午三点回到学校去的，自然挨了灭绝师太一顿狠批，但是无所谓了，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年恐怕还将会重新来过。薛定谔一天没有来学校，我有些担心了，于是拿出手机想要打电话，这才想起我们换了手机号码，薛定谔用着我的号码，却时常都关着机。果然，电话无法接通，我试着拨她家里的座机，可奇怪的是，同样没有人接听。晚上我独自躺在寝室里薛定谔的床铺上，小铀卧在我脚边发出低低的呼噜声，这床位靠近暖气片，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微波炉中转着圈圈的面包一样。一直记得，深夜的黑暗中，秒针嘀嗒嘀嗒地轻响。才暮然发现，现在很少有地方是有这种声音的，是的，现在已经少有人需要闹钟了，有各种电子设备告诉你现在精确的时刻，提醒你起床。我一直听得见，薛定谔带过来的那个老挂钟靠在墙边嘀嗒嘀嗒地转动，孜孜不倦。这个星期虽然不忙碌，却莫名染上了些许忧郁的色彩，或许和阴天有关，或许和寒冷的风有关，或许是其他琐碎的事。或许只是随时间的推移，我们都开始经历以前所不曾遇到的事情罢了。
就在困意逐渐侵占神智的时候，我隐约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压迫在我心上。我该想起来什么，好像有什么事情被忘记了。我回想，从我的时间轴被拨回的那一天起，一天一天往后倒回去，薛定谔的床铺是空的，上一次这样孤独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我想起，在薛定谔离开后的那几个月里，学校后墙的爬山虎肆意生长，爬满了一整条走廊。时间继续退回，我记得，薛定谔的葬礼上，我哭不出声来，放在照片之前的是一个空盒子，薛定谔什么也没有留下，那场火引发的爆炸实在太过强烈。时间逆流着，我回到了那个光芒幻化的夜晚。伴随着霓虹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闪烁，我站在医学院五层的空地上，眼前是扶摇直上妖娆的火焰，火光温柔地包围着我。烟雾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我感到鼻腔里一阵阵烧灼的痛感，我立刻伏下身体，捂着口鼻。就在刚才，一道燃烧着的横梁带着淡紫色的火焰轰然横亘在了我与薛定谔之间，四周的温度骤然升高了，火星噼噼啪啪地迸射出来。火焰霎时间声势浩大地涨了起来，各种化学物质燃烧着，产生流光溢彩的焰色反应，火光不断变幻着迷幻的色彩，像光与色彩在四周跳舞，逐渐地，我开始感到意识不清晰了。我蜷缩在空地上，地板的温度在升高，我却动弹不得。有身影从窗口一跃而入，消防员带着灭火设备冲了进来，我感到自己被托起来，我想要呐喊，我要告诉他们，可是我张大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被送到了外面，新鲜的空气重新回到肺泡里，我看到头顶的夜空格外透亮，我看到爸妈，我看到袁舟律……我看到远处流光溢彩的火焰已经包裹着整个医学院的大楼，我终于喊了出来，“薛定谔还在里面！”可是，我的声音全然被震彻天地的爆炸声淹没，那场大火之后，我失去了薛定谔。
我记得那天很冷，却没有下雪，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那天我病了，请假躺在家里，手边堆着厚厚一摞习题，心里充满了负罪感。大概是下午一点左右，我迷糊中从床垫上翻了下去，摔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却隐隐听见有人按门铃的声音。我挣扎到门口，从门镜上望出去，只见薛定谔正趴在门框上冲我诡笑，手里晃着半袋子五颜六色的感冒药，发出悦耳的沙沙声。“感动吗？”薛定谔一步跨进大门，或许是我的错觉，她一进屋，我感到原本黑暗的房间里瞬间明亮了几分。薛定谔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简直能煎熟鸡蛋。你这是拖了有多久？”薛定谔又是把脉又是看喉咙，我浑身无力，只能任她摆布，我干咳了两声说：“上星期开始就难受了，以为能撑过去就没管，结果今天严重了。年前爸妈都忙，实在不行我得去趟医院。”薛定谔看了又看，眉头紧缩起来。“你这可能不止是感冒了。搞不好……已经拖成肺炎了。怎么不早告诉我啊？”薛定谔忽然拉起我，“快穿衣服，已经不是吃药能解决的问题了，我现在带你去医院。离这边最近的是医学院附院，两站路。”她说着给我找了件大衣，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费了好半天劲才穿戴整齐。“能走吗？来搭着我。”薛定谔指挥着我出了门，我们下了楼，在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的轻微颠簸让我感到困顿，薛定谔不停地晃着我，使我保持清醒。天好冷，我好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感到呼吸开始有些困难起来，车子转过一个街角，前方白色的建筑映入了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