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对于知识分子，从来就有着道德行为与学问并行的要求。事实上，这两者比较起来，实践道德比单纯地做学问有更大的难度。即使是一些学问大家，他们也往往两者相背离，甚至做出一些与其“表面文章”极不相称的事情来。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这方面就有一些瑕疵行为。
韩愈的仕途开始时很不顺畅，他20岁左右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连三次，均名落孙山，直到第四次才算考中，这时他已经30岁了。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考中进士，还不能授官，还需经过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可正式授官，于是韩愈又考，不料又是一连三次的失败。
和其他文人一样，韩愈向当时的权贵投书，推荐自己，两个月内向三位宰相上书三次，依然没有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韩愈不得已而求其次，投奔藩镇的节度使，先后投奔了两位节度使，可都干得时间不长，节度使就死了，韩愈又只好重找靠山。
韩愈于是又回到京城，这一回他选中了京兆尹李实。按照老办法，韩愈先给李实写了封信，信中多有溢美之词，他说：我来到京师已经15年了，所见的公卿大臣不可胜数，他们都不过是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之辈，还从没有见到一个像您这样忠心耿耿地效忠皇上、忧国如家的人。今年天气大旱，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种子下不了地，田野寸草不生，可是，盗贼不起，谷价不涨；京城百姓，家家户户都感受到了您的关怀。而那些以前喜欢为非作歹的奸佞之辈，也都销声匿迹了。如果不是您亲自处理镇服，宣传天子的恩德，怎么能有这种喜人的局面呢？我从青少年时代便读圣贤之书，颂圣贤之事，凡忠于君孝于亲的人，虽在千百年之前，也十分敬慕，更何况亲逢阁下您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侍候在您的身边以报效我的忠心呢！
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吧，韩愈果然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成为一名有显赫地位的京官了。
那么，这位李实真的像韩愈所说的那样好吗？完全不是，他是一个十足的奸佞之辈。据史书记载，李实“自为京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二十年春夏旱，关中大欠，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
李实之奸，京师之人无不切齿痛恨，以韩愈的识见，竟然看不透这个人的真相？当然不是。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后，立即上书唐德宗，反映关中旱情及民不聊生的情况，实际是在不指名地告李实的状。
从向李实阿谀奉承到告李实的状，前后时间相差不过半年，可见韩愈是很了解李实的，可是，为了能打通通往官场的道路，韩愈无法顾及这些。而当他当上监察御史后，便对此事做了弥补。
可见，即使是本质上的“君子”，有时也不得不做些违背道德和自己本意的事。因此，即使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十分清楚，但也有必要时时处处提醒自己，践行君子之道，知行结合，是需要花大力气，不可懈怠的。
孔子在这里一番自谦的话，很能给我们带来一番启示：识人，不能只看他的学识见地、言谈语态，更要看他能否按照他的各种谈论观点去躬行实践；自我修养，更要以此为标准，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只有主张却没有实际行动的话筒子。否则，即使知识再渊博，文章写得再漂亮，如果没有任何实践的成绩，充其量只能成为两脚书橱或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