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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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石景宜博士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根源就是石景宜博士。因此,我先谈景宜先生。

景宜先生是广东佛山人,仅仅小我三岁,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据说,他年幼时,家庭并不富裕,完全靠自学成才。他很早就到香港去谋生,从事出版事业和书籍发行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企业活动。由于勤苦努力,又经营有方,终于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事业日益兴旺发达,如日中天,晃耀辉煌,照亮了香港的一隅。

像石老这样的成功的企业家,在香港为数颇多,资产大于他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石景宜毕竟是石景宜。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同许多香港企业家是一样的。可是他表达这种热爱的方式,却是与众不同,完全不同的,他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他用他自己所掌握所拥有的文化载体的书籍,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他为自己的儿子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事业基础,但是,告诉他们,他不管有多少遗产,绝不再留给他们。他自己一生艰苦创业,终于有成。他的儿子们也只能以他为榜样,靠个人努力奋斗,达到养家报国的目的,他绝不把他们培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绝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愿望上,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他的行动就表现在努力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道也绝非只有一端。香港的爱国企业家,有的为祖国大学盖房子,修图书馆;有的设立奖金,奖励学生和教员。殊途同归,都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石老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他购买书籍,赠送给大陆和台湾各大学图书馆。根据约略的统计,十几年来,石老把五十余万册大陆出版的书籍,运送到台湾,分送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又把台湾出版的三百余万册书籍,运来大陆,分赠给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这么多的书籍是怎样选购的,又是怎样分送的,其间过程我完全不清楚。但是,这样繁重艰巨的工作,必然耗费石老大量的精力,则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台湾版的书籍,大陆读者难免有些疑惑难解。我现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解释几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毫无所知的。1994年至199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每天跑一趟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的是搜集《糖史》的资料。炎夏严冬,风雨无阻。我经常到的地方是善本部阅览室和教员阅览室。在善本部里,我除了借几本善本书外,大多数时间是翻检《四库全书》。在教员阅览室里则是钻进楼上楼下两间书库,书库面积极大,书架林立,一般的书籍几乎应有尽有。大约有十几万种。我逐架逐层审视每一种书的书名,估计有我想搜集的资料,则取下逐页翻检,抄录下来。在炎夏之时,屋内温度至少也有三十七八度。此时炎阳与电灯共明,书香与汗臭齐发。我已汗流浃背,而毫无知觉,几已进入忘我之境,对别人或已苦不堪言,我则其乐融融也。在翻检群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台版的书对我用处极大,用起来极为省力。原来中国古代诗人学者的全集,全为木板印刷,卷帙繁多,编排虽有秩序,翻检实极困难,而台湾学者和出版家则将这些文集分拆开来,编成大套的丛书,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如《中华文史丛书》之类的丛书,种类颇多,大大地有利于读者,而刊印并不十分困难。我常一个人胡思乱想,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和出版家,忙于开会,写检讨,忙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真话与假话并列。虽然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究竟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笔墨纸张。相形之下,我们真不能不认真反思了。石老运到大陆来的书,不完全属于丛书,我提出丛书,不过略举一例而已。我的意思是想说明,石老运来的书,对大陆学者是十分有用的。

在北京大学授予石老名誉博士学位之前,我对石老和上述情况,所知甚少。去年10月14日,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教授陪石老和他的儿子汉基先生来到我家,拿出一帙他在台湾收购到的贝叶经,让我鉴定是什么佛典。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用泰文字母刻写的巴利文大藏经。巴利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没有自己固定的字母,在印度,则用南印度字母抄写,间或也用天城体字母;在泰国,则用泰文字母;在缅甸,则用缅文字母;到了近代,英国的巴利经典刊行会(Pli-Text-Society)使用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巴利文学者以及佛教学者,都习惯于使用拉丁字母。据德国梵学大师吕德斯的看法,泰文字母的巴利藏有许多优异之处,因此,石老在台湾购得的巴利贝叶经极有学术价值,又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十分珍贵的。我的鉴定显然使石老异常高兴,他立即将手头的一帙泰文字母巴利贝叶经赠送给我,我当然也十分高兴。

由于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过委员们的投票选举,让北京大学授予石老中国学术界最高荣誉名誉博士学位。

授予仪式是在1998年10月29日,地点是在北京大学新建图书馆大楼内。

当时参加的显贵要人颇多。广东省几届领导人都不远千里来京参加了。可见石老在广东地位之崇高,声望之隆尊。到了12月1日,石老夫妇又偕汉云和她的女儿崔丈冰来访,带来了一帙缅文字母写的巴利藏。不知用的是什么工具,把缅文字母刻写在贝叶上,极细微,但却极清晰。人们把刻成的贝叶摞成一摞,在这一摞的两面都涂上了黄金,足证此书之名贵。看样子是王宫中珍藏的宝典,不知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偷出来的。石老说,偷这种东西,如被发现,是要砍头的,说着便用右手在脖子前比划了一下。他要把这一帙宝典送给我,我立即拒绝,说:这是宝贝,应由石老自己珍藏。

从此我就同石老结成了朋友。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深感,结识朋友要有一点缘分的。缘分这玩意儿确有一点神秘难解;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想否定也不可能。它绝非迷信。有一些唯物主义“理论家”,大概会这样认为的。无奈事实胜于雄辩,这真叫做没有法子。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曾有过共事几十年之久的同事,到头来却仍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共同的语言,只好分道扬镳了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做过总结。

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了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最重要的是能分清是非,又敢分清,从而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那一些情况,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我生平颇有几个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的朋友。我们见面不过几次,谈话不过几个小时。他的表情,他的谈吐,于我心有戚戚焉,两颗素昧平生的心立即靠拢,我们成了知己朋友。

我同石老的友谊颇有类同之处。

我上面说到,石老是佛山人,佛山属广东。我自己是典型的北方人,但颇有一些广东朋友,也曾多次到过广东。经过多年的体会与观察,我逐渐发现,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许多特点或者竟是优点。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人口以汉族为最多。汉人分布地区极广,进入历史文化的视野比较早,他们创造了中华辉煌的文明,虽然目前仍然璀璨灿烂,生气勃勃;但是,我感觉,他们在某一些方面血管已经有点硬化了。反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仿佛正在壮年,年龄大大地轻于北方。他们无坚不摧,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他们似乎在眼前的路上,只见玫瑰,不见荆棘,因而胆子极大。仅以吃一项而论,俗话说:食在广州。记得当年印度友人师觉月博士曾对我说,印度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水里面的东西,除了船以外,中国人都敢吃;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以外,中国人都敢吃;中国人使用筷子精妙到能用筷子喝汤。前两句话用到广东人身上,似乎极为恰当。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无不是他们餐桌上的珍品,吃蛇已经是家常便饭。吃猴脑,吃猫,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吃穿山甲,吃果子狸等则是我亲眼所见的。我举这些吃的例子,没有别的用心,只想指出广东人勇气之大。广东人还绝不保守,他们敢于引进西方人的点心,把在中国流行了千百年的酥皮月饼改造成现在这样的广东月饼,大概是由于确是好吃,于是天下靡然从之,统一了神州的月饼坛。他们又引进了西方音乐,把中国旧乐与之融合,改造成现在的广东音乐,至少我这个乐盲——应该称为“乐聋”——听起来异常好听。

这一点又证明广东人绝不保守,对新鲜事物极为宽容,心胸极为豁达。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了这一些特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革命或者革新的英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林则徐等等,都生在闽粤,就丝毫也不足怪了。

我像博士卖驴一样,唠唠叨叨地写了这样一大篇,所为何来呢?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证明石老确是一个佛山人,一个广东人,一个真正的佛山人、广东人,广东人所有的优点,他无不具备。我由石老而联想到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林志纯教授。林是福建人,较我犹长一岁,是地道的耄耋老人了。个子虽不高,然而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在他眼中,宇宙间好像没有困难之事,字典里好像没有“困难”二字。他做事果断迅捷,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皱过眉头,像是一团火,一往无前。同这样的人见面,自己纵因事碰壁而精神萎靡,也必能立即振作起来。有这样感染力的人是极少的,林老就是一个。

然而,石老也是一个。要举例子嘛,就在眼前。今年11月8日,石老在中央教育部的支持下准备向全国一百零一所“211工程”的大学赠书,地点选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大是一所有九十多年历史的着名学府,从上海迁至广州,以面向华侨为主,兼收内地学生,学生数目已达一万多人,教师队伍整齐,图书设备丰富。这次赠书是一次空前壮举,石老和暨大都希望我能参加。但我自念年迈体衰,难耐长途跋涉,没有答应。可我万万没有想到,11月1日上午,石老竟在施汉云和汉屏姐妹陪同下,不远数千里,专程从广州飞到北京,亲临寒舍催请。这颇有点出我意料,然而感激之情却溢满胸腔,我义无反顾,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有一件小事儿,颇值得一提。我正在写《新疆佛教史》中的一章,需要台湾出版的《高僧传索引》,但在北大图书馆中却只能找到其中的一本。这次见到石老,不禁向他提到此事,我只不过是试一试运气而已。然而我万没有想到,四五天以后,汉云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说,《高僧传索引》石老已经用十万火急的办法,从台湾购得,又用真正的特快专递的办法,运到了香港,共用去两千多港币。听了以后,我感激得简直说不出话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一套书,然而茫茫大地,渺渺人寰,我托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可眼前竟不费吹灰之力,于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了。从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也能看到石老对朋友之忠诚,办事之雷厉风行,我钦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石老捐书的规模之大是绝对空前的。这一件事,从表面上看起来,能促进海峡两岸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能增强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而了解又能使感情增长。感情逐渐浓厚了,会大大地有利于统一。不管眼前还有多少跳梁小丑别有用心地在捣鬼,在破坏,中国有朝一日必然要统一,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的问题,螳臂是挡不了车的。等到将来吾中华土地金瓯重圆之日,麒麟阁上必然有石老的名字,这还用怀疑吗?

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多的,然而下笔不能自休,仿佛不是我拖笔写字,而是笔提着我写。写到这里,好像还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用尽全力,强迫自己停下笔来。好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石老石景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