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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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悼念周一良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

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9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为书院导师庆祝九十华诞和“米”寿举行宴会。一良属于“米”寿的范畴,是寿星老中最年轻的。他虽已乘坐轮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会上,虽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面色红润,应对自如。我心里想,他还会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几天前,在10月20日,任继愈先生宴请香港饶宗颐先生,请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亲笔签了一本书,送给饶先生。饶先生也在自己的画册上签上了名送给他。但在两天后,杨锐想把这一本书送到他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多么突然的消息!据说,他是在睡梦中一个人悄没声地走掉的。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一良的逝去,既不饮恨,也不吞声。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前生修来的。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一良的死却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行当,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可以说,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出国11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

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

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掌握英日两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汤用彤先生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锡予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作,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见他对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长才未展。他留下的几部专着,绝不能说是也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他也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绝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当时北大大权全掌握在“老佛爷”手中,一良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样,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们成了“棚友”。我们住在“棚”中时,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这种阵势我已经经受了多次,已经驾轻就熟,毫不心慌意乱,熟练地自己弯腰低头,坐上了“喷气式”。至于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发言,我却充耳不闻了。

这一段十分残酷然而却又十分光荣的回忆,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关系。

一良是十分爱国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同另一位也是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共同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器重。据知情人说,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过那一位学者。如果他选择移民的道路,拿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真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至今已五十余年矣。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当他暂时飞黄腾达时,他并不骄矜;当他暂时堕入泥潭时,他也并不哀叹。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从没有听到过他发过任何牢骚,说过任何怪话。在这一点上,我虽驽钝,也愿意成为他的“同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始终维持着可喜的友谊。见面时,握手一谈,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快慰。然而,一转瞬间,这一切都顿时成了过去。“当时只道是寻常”,我在心里不禁又默诵起这一句我非常喜爱的词。回首前尘,已如海上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经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包括年龄在内,能活到这样高的年龄,极出我意料和计划。世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我也不敢否认。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老友一个个先我离去。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

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鲁迅笔下那一个小女孩看到的开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须到的,问题只在先后。

按中国序齿的办法,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我已下定决心,绝不抢先使用优待证。但是这种事情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吗?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笔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我想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诗:“如果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闭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