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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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忆章用(2)

在羡慕同景仰两种心情下,我当然高兴常同他接近。在他那方面,他也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每次我找他到小山上去散步,他都立刻答应,而且在非常仓皇的情形下穿鞋穿衣服,仿佛一穿慢了,我就会逃掉似的。我们到一起,仍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谈哲学,谈宗教,仍然同以前一样,转来转去,总转到中国旧诗上去。他把他的诗集拿给我看,里面的诗并不多,只是薄薄的一本。我因为只仓促翻了一遍,现在已经记不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诗,我用尽了力想,只能想起两句来:“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雨忆联床。”他还告诉我,到哥城八年,先是拼命念德文,后来入了大学,又治数学同哲学,总没有余裕和兴致来写诗;但自从我来以后,他的诗兴仿佛又开始汹涌起来。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果然,过了不久,又在一个傍晚,他到我家里来。一进门,手就向衣袋里摸,摸出来的是一个黄色的信封,里面装了一张硬纸片,上面工整地写着一首诗:

空谷足音一识君

相期诗伯苦相薰

体裁新旧同尝试

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

气嘘史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

后世凭猜定小文

我看了脸上直发热。对旧诗,我虽然喜欢胡谈乱道,但说到作,我却从来没尝试过,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我哪里敢做梦做什么“诗伯”呢?但他的这番意思我却只有心领了。

这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并不太好,他也正有他的忧愁。七八年来,他一直过着极优裕的生活。近一两年来,国内的地租忽然发生了问题,于是经济来源就有了困难。对于他这其实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知道,只要他一开口,立刻就会有人自动地送钱给他用,而且,据他母亲告诉我,也真的已经有人寄了钱来,譬如一位德国朋友,以前常到他家里去吃中国饭,现在在另外一个大学里当讲师,就寄了许多钱来,还愿意以后每月寄。然而俊之都拒绝了。我也同他谈过这事情,我觉得目前用朋友几个钱完成学业实在是无伤大雅的;但他却一概不听,也不说什么理由,我自己根本没有多少钱,领到的钱也不过刚够每月的食宿,一点也不能帮他的忙。最初听到说,他不久就要回国去筹款,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后来他这计划终于成为事实了。每次到他那里去,总看到他忙忙碌碌地整理书籍。我不愿意看这一堆堆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书籍。我觉得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心里凭空惭愧起来。

在不知不觉时,时间已经由暮春转入了初夏,哥廷根城又埋到一团翠绿里去。俊之启程的日子也决定了。在前一天的晚上,我们替他饯行,一直到深夜才走出市政府的地下餐厅。我同他并肩走在最前面。他平常就不大喜欢说话,今天更不说了,我们只是沉默着走上去,听自己的步履声在深夜的小巷里回响,终于在沉默里分了手。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是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到他家去了。他已经起来了。我本来预备在我们离别前痛痛快快谈一谈,我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似的,但他却坚决要到大学里去上一堂课。他母亲挽留也没有用。他嘴里只是说,他要去上“最后一课”,“最后”两个字说得特别响,脸上浮着一片惨笑。我不敢接触到他的目光,但我却很能了解他的“客树回看成故乡”的心情。谁又知道,这一堂课就真的成了他的“最后一课”呢?

就这样,俊之终于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哥廷根,离开了我,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看到他。路上每到一个停船的地方,他总有信给我。他知道我正在念梵文,还剪了许多报上的材料寄给我。此外还寄给我了许多诗。回国以后,先在山东大学教数学。在这期间,他曾写过一封很长的信给我,报告他的近况,依然是牢骚满腹。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去,情形如何,我不大清楚。不久战争也就波及浙江,他随了大学辗转迁到江西。从那里,我接到他一封信,附了一卷诗稿,把他回国以后作的诗都寄给我了。他仿佛预感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赶快把诗抄好,寄给一个朋友保存下去,这个朋友他就选中了我。我一直到现在还不相信,这是偶然的,他似乎故意把这担子放在我的肩上。

从那以后,我从他那里就再没听到什么。不久范禹来了信,报告他的死。他从江西飞到香港去养病,就死在那里。我真没法相信这是真的,难道范禹听错了消息了么?但最后我却终于不能不承认,俊之是真的死了,在我生命的夜空里,他像一颗夏夜的流星似的消逝了,永远地消逝了。

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做“先生”。在他没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

然而他的死却给了我一个回忆沉思的机会,我蓦地发现,我已于无意之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在这茫茫人世间究竟还有几个人能了解我呢?俊之无疑地是真正能够了解我的一个朋友。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哪怕是极浅薄的呢,从他那里我都能得到共鸣的同情。但现在他竟离开这人世去了。我陡然觉得人世空虚起来。我站在人群里,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我仿佛失掉了倚靠似的,徘徊在寂寞的大空虚里。

哥廷根仍然同以前一样地美,街仍然是那样长,阳光仍然是那样亮。

我每天按时走过这长长的街到研究所去,晚上再回来。以前我还希望,俊之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逍遥在长街上高谈阔论,但现在这希望永远只是希望了。我一个人拖了一条影子走来走去:走过一个咖啡馆,我回忆到我曾同他在这里喝过咖啡消磨了许多寂寞的时光;再向前走几步是一个饭馆,我又回忆到,我曾同他每天在这里吃午饭,吃完再一同慢慢地走回家去;再走几步是一个书店,我回忆到,我有时候呆子似的在这里站上半天看玻璃窗子里面的书,肩头上蓦地落上了一只温暖的手,一回头是俊之,他也正来看书窗子;再向前走几步是一个女子高中,我又回忆到,他曾领我来这里听诗人念诗,听完在深夜里走回家,看雨珠在树枝上珠子似的闪光——就这样,每一个地方都能引起我的回忆,甚至看到一块石头,也会想到,我同俊之一同在上面踏过;看了一枝小花,也会回忆到,我同他一同看过。然而他现在却撒手离开这个世界走了,把寂寞留给我。回忆对我成了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

今年秋天,我更寂寞得难忍。我一个人在屋里无论如何也坐不下去,四面的墙仿佛都起来给我以压迫。每天吃过晚饭,我就一个人逃出去到山下大草地上去散步。每次都走过他同他母亲住过的旧居:小楼依然是六年前的小楼,花园也仍然是六年前的花园,连落满地上的黄叶,甚至连树头残留着的几片孤零的叶子,都同六年前一样,但我的心情却同六年前的这时候大大的不相同了。小窗子依然开对着这一片黄叶林。我以前在这里走过不知多少遍,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有这样一个小窗子;但现在这小窗子却唤回我的许多记忆,它的存在我于是也就注意到了。在这小窗子里面,我曾同俊之一同坐过消磨了许多寂寞的时光,我们从这里一同看过涂满了凄艳的彩色的秋林,也曾看过压满了白雪的琼林,又看过绚烂的苹果花,蜜蜂围了嗡嗡地飞;在他离开哥廷根的前几天,我们都在他家里吃饭,忽然扫过一阵暴风雨,远处的山,山上的树林,树林上面露出的俾斯麦塔都隐入滃蒙的云气里去:这一切仿佛是一幅画,这小窗子就是这幅画的镜框。我们当时都为自然的伟大所压迫,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沉默着透过这小窗注视着远处的山林。当时的情况还历历如在眼前,然而曾几何时,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满了落叶的深秋的长街上,在一个离故乡几万里的异邦的小城里,呆呆地从下面注视这小窗子了,而这小窗子也正像蓬莱仙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逝去的时光不能再捉回来,这我知道;人死了不能复活,这我也知道。

我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来活了30年,我曾经看到过无数的死:父亲、母亲和婶母都悄悄地死去了。尤其是母亲的死在我心里留下无论如何也补不起来的创痕。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差不多隔几天我就会梦到母亲,每次都是哭着醒来。我甚至不敢再看讲母爱的小说、剧本和电影。有一次偶然看一个电影片,我一直从剧场里哭到家。但俊之的死却同别人的死都不一样:生死之悲当然有,但另外还有知己之感。这感觉我无论如何也排除不掉。我一直到现在还要问:世界上可以死的人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单单死俊之一个人?倘若我不同他认识也就完了,但命运却偏偏把我同他在离祖国几万里的一个小城里拉在一起,他却又偏偏死去。在我的饱经忧患的生命里再加上这幕悲剧,难道命运觉得对我还不够残酷吗?

但我并不悲观,我还要活下去。有的人说:“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里。”俊之就活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为了这,我也要活下去。当然这回忆对我是一个无比的重担,但我却甘心肩起这一份重担,而且还希望能肩下去,愈久愈好。

五年前开始写这篇东西,那时我还在德国。中间屡屡因了别的研究工作停笔,终于剩了一个尾巴,没能写完。现在在挥汗之余勉强写起来,离开那座小城已经几万里了。

1946年7月23日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