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压垮骆驼的稻草：关于胡雪岩阜康钱庄遭到挤兑的前因后果，众说纷纭，但这其中又有多少是“谣言”呢？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来到上海，命令“苏松太道邵友濂”扣住各省送来的“协饷”不发，逼使胡雪岩抽调钱庄里的数十万两白银用来“垫还”洋债……
但这显然说不通。
第一，阜康钱庄出事的时候，“李鸿章的死党”邵友濂根本就不在上海，更没担任“苏松太道”这个职务。因为法国侵略越南，并威胁要派舰队进逼大清国，台湾告急，邵友濂已被调去襄办台湾防务了。
第二，从光绪九年年初，法国突然加大对越南的侵略力度，局势吃紧，李鸿章先后和法国驻清公使宝海、法国驻日本公使脱利古展开激烈谈判。到这一年十月，在越南北方的清军和黑旗军一起同法军展开激战，李鸿章一方面要关注前线战局，在天津和法国人打外交仗；另一方面还受到来自朝廷清流的巨大压力，又想着怎么加强台湾防务，怎么把在德国订购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济远号弄回国来……心力交瘁，哪儿有工夫派人去对付远在上海的胡雪岩呢？
第三，阜康钱庄倒闭，直接造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大动荡，给阜康的储户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单亏空公款就达二百九十万两白银，引发的连锁反应又使很多家钱庄应声倒闭！这时候法国人正虎视眈眈，中、法大战一触即发，他李鸿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在这种时候“挑”这么大个事儿，他就不怕左宗棠出来告他？不怕户部衙门骂他？不怕朝廷里那些“清流”御史们弹劾他？
第四，如果真是李鸿章指使盛宣怀打击了胡雪岩，为什么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没有一个御史上奏弹劾他？包括左宗棠也没吭声……要知道，在当时御史上奏折骂李鸿章，就跟今天老百姓喝着啤酒骂中国足球一样，那可是大清国的一道“风景”啊。
第五，在挤兑来临之时，胡雪岩手里其实握着巨额现银，真正打倒胡雪岩的并不是“挤兑”，而是另一个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凶手”。（下面的文字中将说出这个凶手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意外）
所以阜康钱庄倒闭，胡雪岩破产，这里边应该没有李鸿章的事儿。这一说法，是从文学作品里冒出来的，是对李鸿章有极深成见的文人编出来的。
说起被人泼脏水，造谣言，估计“李鸿章的走狗”盛宣怀身上被泼的脏水，绝不比胡雪岩少。而盛宣怀的“主子”李鸿章，那更是个“脏水之王”！整整一个国家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窝囊、最失败的三十年间的全部黑锅，李鸿章一个人，背了一多半儿。
在这上头，吉尼斯世界纪录都让李鸿章给破了。
省省吧，真的，省省吧！咱中国人真就这么喜欢窝里斗吗？看看这大清国，都成什么样儿了，咱还自己给自己人拴对儿！
要说阜康钱庄挤兑的真正根源，可能出自上海分号。
阜康钱庄上海分号的业务经理叫宓本常。这个人也是经商能手，多年来把上海的钱庄打理得有声有色。
可是这些年来，宓本常也一直在拿着阜康钱庄的银子私下周转，给自己做“小货”。想不到就在胡雪岩因为收购生丝被套住数百万两白银，开始出现“信誉危机”的时候，宓本常动用阜康钱庄五十万两银子给自己做了一批大大的“小货”，却意外地发生了翻船事故，五十万两银子的货物一下子全沉进了黄浦江！
要在平时，五十万两银子对阜康钱庄来说不算大钱。可今天，阜康钱庄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被生丝套牢了，在这个节骨眼儿，市面上忽然风传：“阜康钱庄又亏损掉五十万两银子！”这对那些早已是惊弓之鸟的储户们来说，就像是往玻璃窗上扔石头，打的是个洞，可碎的，是整个窗户！
这个宓本常，可真把胡雪岩害苦了。
奇怪，商人应该是个最守信誉、最守规矩的群体呀？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咱们看到这么多业务经理在做“小货”呢？
一开始是丝行的朱福年做“小货”，后来米行的谭柏年又做“小货”，现在出了个宓本常，又是做“小货”，这些人都是商场能人，业务经理，可他们怎么都“不规矩”呢？
难道说这帮人全都不配称做商人？全都是“败类”？那败类是不是也太多了点儿？
这里面牵扯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这个儒家思想有个内涵，就是要求信徒们要无条件地忠诚于君主。
君，主，这两个字可以连着看，也可以分着看。君就是皇上，这没啥说的，可主呢？主，这个范围就大了。别的咱们不说，就说商业方面，东家，就是“主”，业务经理，伙计，学徒，这都是“仆”。
按儒家思想来说，“仆”对“主”，那是必须无条件效忠的。结果造成一个问题，“东家”们对自己手下的业务经理和伙计们，是很苛酷的。
这些业务经理，很多都是商业精英，他们是花了十几年、几十年工夫苦苦打拼才能得到今天的地位，可他们的东家却对他们非常冷漠，根本不去关注他们的成绩，不体谅他们的辛苦，给他们的薪水和待遇，远远低于他们对店铺、对生意的贡献。
可这个社会，是“儒”的社会，是讲究“无条件忠诚”的社会，一个业务经理如果堂堂正正地去找他的东家，要求给他增加工资，甚至要求分给他股份，那这位“经理先生”面临的不止是立刻开除，同时还会身败名裂！
他们本应得到的利益，却永远得不到，甚至连提都不敢提，那他们怎么办呢？
只能背着东家做做“小货”，“名”得不到，就偷着弄点儿“利”算了。
是社会逼着这些商业精英们走了这一步。他们的做法非常“不规矩”，可社会现实却使得这种“不规矩”成了业务经理们都在暗中奉行的“规矩”。
“潜规则”，就是这么诞生的——或者说，是被那些扭曲的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逼出来的。
为什么不能让这些业务经理、商业精英们真正掌握商铺的运营，让他们参与进来，给他们应得的报酬，甚至给他们股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把这家店铺管得生龙活虎、精神十足呢……
如果能这样，不但很多中国企业会做大做强，估计很多见不得人的“潜规则”，也会逐渐消失了。
且说这位上海阜康的业务经理宓本常，自己也知道闯下了大祸。可眼下时间紧迫，分秒必争，他必须赶紧搞到一笔钱，以应对那随时可能发生的山崩海啸般的大挤兑。
于是宓本常跑来找古应春，跟他要账。结果古应春没钱，宓本常就跟古应春争闹起来了。
那古应春什么时候欠了阜康钱庄的账呢？
原来古应春这些年一直在上海炒地皮。
还记得二十多年前胡雪岩到上海做生丝，跟朱福年斗法吗？那一次胡雪岩和古应春商量过在上海炒地皮的事儿，可后来老胡拿着银子去做当铺生意了，而古应春，却炒了地皮。
后来太平军进了浙江，围攻上海，吓得洋人纷纷逃回海外，上海地价暴跌，一下把古应春“套牢”了，又过了些年，太平天国失败了，上海地价回升了，古应春慢慢又缓过劲儿来，再往后上海发展得越来越好，地价也一路上升，老古觉得炒地皮有赚头，就从宓本常手里借了三十五万两银子，投到地产上去了。
结果眼下欧洲发生经济危机，影响到上海地价开始下跌，接着中、法两国翻脸，江浙沿海局势紧张，上海地价更是一路猛跌，把个古应春又给套牢了……
这时候宓本常跑来跟古应春要账，老古哪儿有钱给他呀？两人当场就了一架。
想不到这事儿又被风传出去，外面马上起了谣言，说阜康钱庄又亏掉了一笔银子！
这天早上，阜康钱庄上海分号的伙计们开门下板儿，准备做生意，可大门刚打开，所有人都愣住了。钱庄大门外已经挤了几十号人，每人手里都攥着几张银票。见大门开了，这些人一哄而入！
挤兑啦，挤兑啦，阜康钱庄也要完蛋了。
2．疯狂大挤兑：应该说上海阜康分号是家很有实力的大买卖。但由于宓本常挪用了店里的大笔资金，使得这个原本应该可以应对的事件一下子变得难以应付了。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阜康分号首先被挤倒！这一下立刻牵连到了相距最近的杭州和宁波。
在上海阜康分号最危急的时候，宓本常第一时间跑到宁波，想跟当地的两家阜康钱庄分号调取头寸。但宁波这个通商口岸眼下比上海还要萧条，阜康在这里开的两间分号情况也不好，加上又因为上海分号出事，引得宁波分号也发生挤兑，一家已经倒掉，业务经理躲起来了；另一家则向宓本常表示：如果第二天仍然挤兑，就要倒了，所以没办法帮宓本常的忙。
这一下，宓本常走投无路，又不敢到杭州去见胡雪岩，只好也躲了起来。后来阜康钱庄全面倒闭，老宓觉得这件事都是因自己而起，愧悔之下，自杀了。
所以说，宓本常不是不要脸，他也有他的人格和“商道”，这个人之所以做“小货”，是因为在阜康钱庄里，他的贡献、他的权力、他的待遇，三者之间差距太大了。商业社会所推崇的“张扬自我、追逐利润”和封建社会所奉行的“君君臣臣、奴才主子”冲突太剧烈了。结果活生生把宓本常这个生意人给逼成了“贼”。
不几天工夫，上海、宁波，先后三家分号倒闭，这对胡雪岩来说真是晴天霹雳！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杭州阜康也遇到挤兑了。
这时候，浙江布政使德馨提出，可以先从藩库借给胡雪岩二十万两银子，帮着他应付挤兑风潮，度过眼前的危机。
奇怪，很多人认为德馨这样做是出于他和胡雪岩的“私人友谊”……
显然不是。
阜康钱庄代管着浙江省的公库和官方汇兑，如果阜康钱庄忽然倒闭，将给浙江藩库造成巨额损失，而德馨是浙江布政使，也就是俗称的“藩台”，这藩库就是他在管的。
也就是说，如果阜康忽然倒闭，公库将遭受巨额亏损（后来阜康真的倒闭了，结果亏欠浙江公款达一百六十一万三千九百余两白银），这种严重后果，身为布政使的德馨是不能看着不管的。
所以浙江布政使德馨不但应该借钱帮着阜康钱庄度过危机，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直接出面，以官府的名义帮阜康钱庄稳定信誉。
最近几年全世界闹金融危机，很多国家的银行都出了问题，这时候，那些国家的政府就站出来，用多种手段保护自己国家的银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