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中庸》是被宋代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宋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但最早探索《中庸》的并非儒生，而是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的方外之士—释智圆。智圆之后，司马光则是宋儒中论中庸较早的一个。后来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就是既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实质上用现代文字表述就是“临界点”，这就是难以把握的“中庸之道”。人性的不善也不恶的本性，从临界点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向上就是善；向下就是恶。
中庸主题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管理。此《中庸》之性不等同于《孟子》之性。 “天命之谓性”是指天命也属于人性； “率性之谓道”是说要自我管理而不是放纵本性； “修道之谓教”是说改善自我的仁道就是儒教（聂文涛谈《中庸》）。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明仁诚之极功。”
朱熹对这一章也有极高的评价。他在《中庸章句》中说：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本要是也。”
当然，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明确地指出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就是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完善，以求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诚、至仁、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理论基础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 “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天道与人道合一
天道就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这就是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也就是要求人道与天道相吻合。《中庸》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郑玄说： “言诚者天性也，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孔颖达说：
“此经明至诚之道，天之性也。则人当学其诚之性，是上天之疲乏不为而诚，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杀信著四时，是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学此至诚，是人之道也。不学则不得，故云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者，此复说上文诚者天之道也。唯圣人能然，谓不勉励而自中当于善，不思虑而自得于善，闲暇而自中乎道，以圣人性合于天道自然，故云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此复说上文诚之者，人之道也。谓由学而致此至诚，谓贤人也。言选择善事而坚固执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诚也。”
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中庸之道的天道与人道合一为两种类型：一是圣人的天人合一，二是贤人的天人合一。圣人的天人合一是本能的天人合一。贤人的天人合一是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天人合一。应该说，还有凡人的天人合一。《中庸》说：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以说，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是圣人，学而知之、利而行之的是贤人，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的是凡人。不论是圣人、贤人，还是凡人，都能达到至诚、至善的天人合一境界。惟困而不学者不能致天人合一之境界也。
（2）天性与人性合一
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一。天性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那人性也应该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只有使人性达到了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天性，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才能创制天下的大纲，建立天下的大本，才能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才能达到中庸之道。
（3）理性与情感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表现在理性与情感的合一。人们的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情感的表现，为了追求与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诚、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所以《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有“致中和”才能天人合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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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鬼神与圣人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了鬼神与圣人合一。《中庸》第二十九章：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质证于鬼神没有疑问，就算是懂得认识了天；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来也不会有疑问，就算是认识了人。说明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包括鬼神，人则包括圣人。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含有圣人合一。鬼神是天地和祖先的总称。所以古人的天的要领里也包含了死人（祖先）的成分，天字本身就是大人站在天下，头顶蓝天。
（5）外内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外内合一。《中庸》第二十五章揭示了外内合一。其文云：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合外内之道，即外内合一，外内合天诚。所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又合一于诚。
这种外内合一又可以视为品德意识与品德行为的合一，或者说成己与成物的合一，或者说是知与行的合一。
因而清朝杨骅《中庸提要》云： “《中庸》全书，以‘道不远人’句为宗旨，言人必溯源天天者，《戴记·礼运篇》夫子之言曰：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天地而兼鬼神以立说者，大抵皆宗此义。天命之谓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该交会秀气在内。 ‘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乐，即五行之端，而慎独二字，尤示人节欲以践形而尽性之要旨也。全书中以‘仁者人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两‘人’字为枢纽。曰‘人莫不饮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后行’，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每段提掇‘人’字，皆以阐‘道不远人’之旨。书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结，言天、言天道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阐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为德，又以阐天人合一之真机也。配天者圣，浩浩其天者圣，而别无所谓道，别无所谓圣也，待其人而后行，圣人亦圣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所以为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诚也。性为人性，道为人，教者教以为人也。孟子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远人，而目之曰庸，谓之曰不可离，始于慎独，极天参赞，祗完得生人本来面目，毫无加损于间焉。子思以中庸名书， ‘庸德之行庸言之慎’，庸字于道不远人章点睛，自系全书宗旨。”
中庸具体内容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中庸》第十二章详细论述了夫妇的人际关系，将夫妇关系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其文云： “君子之遇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年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三章论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达道。综观斯两章，五达道备焉。
五达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种人际关系。通过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诚如《礼运》所言：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2）三达德
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智、仁、勇靠什么来培植呢？靠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所以《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证。
“九经”的提出，是对《尚书 ·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太平和合理想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庸主要原则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并分别论述于下。
（1）慎独自修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地方，也时刻属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就必须坚持慎独自修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故《中庸》第三十三章云：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 ‘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年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 ‘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 ‘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威于钺。《诗》曰： ‘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 ‘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 ‘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 ‘德如毛。’毛犹有伦， ‘上天之载，无声无自。’至矣！”
（2）忠恕宽容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原则分别见于《中庸》十三章、三十章。
“子曰：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这一思想源于孔子，曾子将其概括以传于世。《论语 ·里仁》记载孔子告诫曾子的话： “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问曾参，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为仁、行仁。孔子说恕便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实施。
忠恕之道在《大学》里被称作“矩之道”。《大学》说： “所恶于上，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这谓矩之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不论是忠恕之道还是挈矩之道，其实质都是仁慈博爱，都是要求人们做到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 ·公冶长》）。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进一步提出了 “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中庸》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3）至诚尽性
至诚尽性的原则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这就是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亦泽“中道”，古希腊哲学范畴，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现存事物看作是对方之间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柏拉图开始把这种均衡概念移植到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则把中庸和节制相联系，并制定了系统的理论。认为万物皆有其中庸之道，如“ 10”这个数“ 5”居其中；人的心理状态、情感中欲望过度是荒淫，不及则是禁欲，节制则是适度。中庸有两种，自然界的中庸是绝对的，人事的中庸则是相对的；在伦理中观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都是恶行的特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征和道德的标准，美德是一种适中，是以居间者为目的。他还把这种中庸原则运用于政治国家学说。
认为由中等阶级治理的国家最好，因为拥有适度的财产是最好的，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最不会逃避治国的工作或拥有过分的野心，是国家最安稳的公民阶级，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城邦，是结构最好的和组织得最好的，因此有希望治理得很好。
关于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 “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 “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 ：“君惠臣忠”、 “父慈子孝”、 “夫义妇顺”、 “兄友弟恭”、 “朋友有信”。 “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的历史价值
中庸是和文化的哲学升华。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样的包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天地间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的和谐。
中庸是哲学不是宗教。中庸本于《易经》，强调无地的发展与化育。可见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
中庸、中道是人类认识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由青铜器向铁器发展时代的哲学。在古希腊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佛教中被视为最高真理。而中庸的提出要早于二者一百多年。
中庸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两过渡”：由问神向问人过渡，由直观经验向逻辑抽象过渡。中庸在社会领域，适应了“三转变”：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了“一结合”：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促进了“两分离”：思想家与政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古名相魏征则是宰相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与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贞观之治。
中庸，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为我国传统法律依据的最高标准，以及盛行两千多年的根本原因。
“中庸”即中和，不是平庸碌碌无为，而追求的是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得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处事中较为完美的平衡点。
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国之道，历来为先进政治家所重视。梁启超、孙中山视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改造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领导延安整风。《毛选》开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敌我友。友，即是我与敌之中，团结友就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中庸的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且时代的合理性多于历史的局限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不乏成功的与共产主义信仰对接，而今又以顽强的时空穿透力作用于当今时代而成为普世伦理金律。一国两制、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竞争与合作、互利共赢，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孔子文章中宥坐之器其器曰为：虚则倾，中则正，满则覆，即中庸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