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仲其人
管仲（约公元前 730年—公元前 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南）人，出身于破落名门之后。青年时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显赫辉煌一时的家族史的影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具有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境的贫困，谋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乱世的纷争，时局的动荡，锻炼、铸就了管仲明察世态、洞悉时局的能力。他为了实现功名显于天下的志向，学先贤、习武艺、交友共勉、调查实践，多方吸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为其后来能成为治齐贤相、称霸诸侯、建立伟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早期的个人奋斗是不顺的：经商赔本、做官被逐、打仗败北、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但是这些磨难正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炼了他的意志，积累了他的处世经验，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质，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抓住机遇，一举功成。
管仲从阶下死囚犯一跃而为齐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鲍叔牙的推荐。当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以国家社稷为重，力荐管仲： “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我能胜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气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犹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儿子，不能不用他们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书篇名。）然而到后来管仲与齐桓公临终论相的时候却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推荐了隰朋，这同样是体现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可见，被世人称颂的管鲍之交是建立在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共同志向基础上的友谊。
齐桓公弃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为相，管仲报知遇之恩，辅佐齐桓公图霸，真乃贤相遇明君，明君逢贤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凭借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赢得了齐桓公的重用，先拜为相，又拜为“仲父”，几近言听计从，使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知人善任，举荐了大批的贤能之士；他改革内政，稳定了齐国的社会秩序；他发展经济的富民政策，使齐国国力大增，民富国强；他修治甲兵，壮大了军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扩大了齐国的政治影响；他礼法并用，确立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近四十年，把一个原来“地舄卤、人民寡”的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功高当世，影响深远。公元前 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齐国朝野上下的悲痛，人们把他安葬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为他树立了高大的石碑，永远纪念他对后世的功德。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直到现在。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功绩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 “国史上第一流人物”、 “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管子》概说
《管子》是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编定的我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典籍。它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刘向编定时依据了五种版本：中秘（皇家图书馆）本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刘向将这些版本除去重复校勘整编为八十六篇，并划分为八大类：《经言》以解说管仲遗说为主，共九篇；《外言》以齐法家言论为主，共八篇；《内言》以记述管仲的事迹为主，共九篇；《短语》以齐稷下学者所著的短书类文章为主，共十八篇；《区言》以黄老道法各家的言论为主，共五篇；《杂篇》以稷下学者杂记管仲的逸闻轶事为主，共十三篇；《管子解》主要是对《经言》的解释，共五篇；《管子轻重》以财政经济的论文为主，共十九篇。全书佚失十一篇，实存七十五篇。我们今天见到的《管子》，是在刘向所编版本的基础上，由历代学者校订而成的。
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自古至今，众说纷纭，春秋说、战国说、汉代说、春秋至秦汉说，不一而足。据今人研究：《管子》中的《经言》和《外言·五辅》篇，属于春秋时代的作品；而《立政》、《七法》、《八观》、《法法》等篇则明显带有战国时代的特征；《弟子职》则反映了稷下学宫的特点；《轻重》诸篇则带有秦汉的时代印迹。所以，《管子》内容庞杂，并非一人一时之书，已成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总的来说，《管子》是由战国时记载管仲遗言和管仲事迹的齐稷下丛书发轫，加之后来管仲学派后学者的论著，汇集一起托名《管子》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
从《管子》的整体结构分析，《管子》是齐稷下管仲学派对“管仲相齐，一匡天下”的经验总结，也即齐法家丛著。《管子》中强调的法治，充分体现了齐文化恢宏阔达、兼收并蓄的特点，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其他法家有不同之处：一是齐法家重视民众，察觉到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主张立法行政都要注意“得民心”、 “顺民心”，这比韩非一味地用强制高压的办法进行统治高明。二是齐法家把法治与礼义道德相结合，既提倡法治，又注意礼德的作用。《君臣上》说： “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而在商鞅、韩非那里是找不到如此对仁义道德的看法的。三是管子认为道德法令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治国》）这一思想有点与今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相一致的地方。四是主张道法结合。
《法法》中说： “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认为道法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君主只有遵道行法，才能治理好国家，掌握道法的君主是“有道之君”，违背道法的君主是 “无道之君”，甚至强调道法的重要在国家之上。因此，才出现了《汉书》中将《管子》列入道家，隋唐以后的史书又将《管子》列入法家的现象。现代一些学者认为：《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道”。《管子》认为，“道”是无形无声的，又是具有普遍性，无处不在的，既是“至大”与“至小”的统一体，又有自己运行的常法和规律，而人通过修心静意、心静气理可以得“道”，从而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自然之“道”。《管子》正是以“道”为主旨，在诸多方面都意在揭示事物自身的固有规律，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使该书体现出与自然、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务实、尚变的特点。正因为如此，《管子》才有了经久不衰的研究价值。
三、管仲与《管子》的关系
《管子》虽不是管仲的著作，却托名管子而成书，这说明二者的关系是密切的。首先，《管子》是由管仲的治国论著《立言》奠基的。管仲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齐国的富强和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辉煌业绩是几千年来世所公认的。管仲相齐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经过实践证明取得显著成效并获得成功的强国之策。如经济上“四民分业”的产业格局， “均田分力”的土地制度， “相地衰征”的赋税政策， “官山海”的国家宏观控制， “关市讥而不征” “请以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等鼓励发展商贸业的措施等。政治上“三其国而五其鄙”的行政分划， “三选法”的选贤任能。军事上“作内政而寓军令 ”的强军之策，外交上的“善邻 ”政策和“尊王攘夷 ”口号等等。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和政治举措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造福当世，功在千秋！管仲因此而“赢得生前身后名”。齐国的学者拥戴他，推崇他，传抄学习他的著说，追述他的言行，继承并依据时代的变革，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这样既彰显了管仲的显赫功业，又完善了管仲的精辟立言。从春秋至秦汉，崇奉管仲的学者们，前后相传，积累成书，铸成管仲学派的代表之作《管子》。可以说《管子》是崇奉管仲的学者们在管仲的学说和事迹的基础上，颂扬管仲完善管仲学说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另一个角度讲，后世的学者们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发现并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治世高论，也托管仲的言行记入《管子》，这些内容则与管仲关系不大，如前边提到的《管子》中具有战国时代特征和秦汉时代特征的篇章即属这种类型。《轻重》篇中的经济思想多数是汉初经济政策的经验总结，是打着管仲轻重理论的旗号，为当时巩固社会统治服务的。再者，由于管仲的影响大，不仅齐国效法管仲言行，传颂管仲事迹，诸侯各国也广泛流传：楚国老子的《道德经》里有《管子》的思想雏型；孔子的理论中有的能在《管子》中找到依据；孟子的一些思想同《管子》是一致的；稷下学官中颇有影响的鲁仲连有《管子》中“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价值观。时代历经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朝崇尚商鞅、韩非的法制而完成大一统后的焚书坑儒，汉初崇尚黄老哲学的休养生息政策，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等一系列变迁，管仲学派也不可避免地历经由政治、经济变化导致的各学术流派、各思想学说为当时政治、经济服务的整合趋势。因此说《管子》中也同样有各学派的主张和时代烙印，有些内容明显超越了春秋时期的管仲时代，是一部内容庞杂的百科全书式的典籍。《管子》托名齐国最具代表性的大人物管仲统名全书，从而使该书成为齐文化的核心文献资料和齐学的集大成之作。
四、《管子》的主要内容
《管子》一书涉及面极广，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思想，在此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现只对现实意义较大的人本思想、礼治思想、轻重理论、税赋改革、兵学思想略作陈述，权且管中窥豹。
（一）人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 ·霸言》： “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强调要提高普通人的社会地位，把老百姓当作治国之本。这一思想在书中表现为：
第一，充分肯定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财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侈靡》）认识到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离开了人，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 “暴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五辅》）这说明了能否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 “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五辅》）则把人提到了“天下之极”的地位，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看作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事情。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这里更是用深入浅出的比喻充分说明了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管子》认为， “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使人民富足。 “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治国》）国家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首先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只有人民丰衣足食，其他问题才能谈及，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管子》把爱护人民看作为政的头等大事。《五辅》篇中对如何爱民作了具体的、可操作性极强的规定：其一， “厚其生”，就是要抓紧解决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其二， “输之以财”，就是要发展经济、修建道路、培养市场，使货物流通；其三， “遗之以利”，就是要搞好水利等生产设施，使民获利；其四， “宽其政”，就是对人民要薄税、轻赋、宽刑、不计小过；其五， “匡其急”，就是救民之急，关心人民的疾苦，尤其是对那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之人给以特殊的关照；其六， “振其穷”，就是要接济、帮助那些饥寒贫困者。《管子》中的《人国》、《问》等篇，也反复强调要关心人民的生活，为人民解除疾苦。
第三，承认并尊重人性。《管子》把“唯利所处”、 “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的自然本性，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禁藏》）是一切人的共性。对人们共有的这种自然本性，只能顺应，不能违背，要顺从民心。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中还提到：政令之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会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要使他们安乐；人民怕贫贱，我要使他们富贵；人民怕危难，我要使他们安定；人民怕灭绝，我要使他们生育繁息。……满足了人民的上述四种愿望，原来疏远的也会亲近；如果强制实行上述人民厌恶的四种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管子》认为：国家的法令必须“令行禁止”，令行禁止的目的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不是与民作对。当然，《管子》主张顺民性清，干人民愿意干的事情，并非是一味地满足人民的利欲无节制地发展，而相对的提出了“节欲”主张：正当的“利”，当取则取，当为则为；非正当的利益，则不能妄取。（《自心》）主张君主也要节欲：“君主对人民的三项要求（索取、禁阻、命令）不节制，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法法》）（二） “礼治”思想礼治，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管仲在相齐治国的 40年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 “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不贵义而贵法”、严刑峻法，较之荆楚道家的消极无为观点，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精湛的理论。
《管子》一书中，就“礼”的内容、社会作用以及怎样守礼等方面，都有系统而全面的论述。
“礼”就是人在社会中做人做事应遵守的规范。《管子·五辅》对礼有详细的规定：上下有一定的礼仪作规范，贵贱要有区分，长幼要有次序，贫富要有一定的限度。这就是“礼”的八项纲领。可见，礼的实质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地位、身份不同，在社会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们各应遵循的不同行为规范，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国君守礼的关键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国君是国家的表率，他的言行影响群臣，群臣影响百姓。如果国君贪欲无度，逾越礼制，则必然上行下效，必然导致礼义廉耻不立，国君也将自食其果。（《立政九败解》）大臣更应守礼，不能逾越规范，要“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要 “按照官职的不同穿衣戴帽，依据俸禄的多少开支，吃饭、穿衣、住房都要按等级标准，所用的车马人役士卒不能超过规定数。 ……虽然家中有王公子弟，但未受官爵，也不敢穿戴官爵的衣服和帽子；虽然家中有很多钱财，自己没有俸禄也不敢开支这些钱物。”（《立政第四》）身为朝廷大臣，要严格依礼行事，否则将“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对于一般人， “礼”也是规范、节制其性情言行的重要标准。“心术”篇中说：一般的人只要活着，必须要正直平和，虚静自然。使这种心态损失的一定是喜乐哀怒。节制怒没有比得上乐的，节制乐没有比得上礼的。这些例子说明，礼对于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范内容。
《管子》十分重视礼治的社会作用，甚至将其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大纲领，巩固维护国家的原则在于整顿这四大纲领。具体地说，礼治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国家政令的贯彻实施。“四维张则君令行。”（《牧民》）二是在稳定整个国家秩序中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正；不从在（不搞歪门邪道）则邪事不生。”（《牧民》）三是有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管子》强调通过对人们实行道德训导，改变社会的恶浊风气，形成良好风尚。 “治民之道在于使男人不搞歪门邪道，女人无淫乱之事。使男人不干坏事，靠教育；女人不淫乱，靠训导。通过教育训导形成良好风俗就省得用刑罚了。这是治民的必然之理。”（《权修》）四是礼治对人的自身成长有重要影响。在礼治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处处以道德规范自己，为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人而努力。《管子》把“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小匡》）作为选拔提升贤人的标准，这势必成为人们成长追求的目标。
《管子》礼治的基本规范体现在“四维”和“五经”上，对其有系统而完备的论述。四维是指礼、义、廉、耻。礼分“八经”，即：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份，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 “八经”是礼的纲领，它维系着国家的统治体系，国家应从整顿八经入手来实现礼义教民。
义有“七体”，即“用孝悌慈惠来供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备敌寇。”（《五辅》）廉指“不避恶”，即品行方正、廉洁清白；耻指“不从枉”，即不屈从邪恶。
“五经”是指“德、义、礼、务、权”。德有“六兴”，即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要“厚其生”、 “输之以财 ”、 “遗之以利”、 “宽其政”、 “匡其急”、 “振其穷”，要在使“民必得其所欲”。这是检验统治者是否有德的重要标准。 “务”是使人各知其事，各务其职。“权”是教育民众懂得权衡轻重，能够 “度天”、 “度地”、 “度人”，做到举措得当，相互和睦， “民和辑则功名立矣”。（《五辅》）
《管子》也极力推崇“仁、孝、忠、信”，认为这同样是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 “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幼宫》） “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戒》） “孝悌者，仁之祖也。” “忠信者，交之庆也。”（《小问》）这些内容都说明了仁孝忠信的重要性。
《管子》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也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行为规则”。 1.“废私立公”原则。君主要“爱民无私”，只有无私的君主才能执好政。老百姓放任私欲，则会“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正世》） 2.
正直无畏，言必求实。要求做人要“行必正直”，褒扬“言实之士”，斥责虚伪谄谀之徒。 3.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要求人们“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禁藏》）如果奢侈浪费，挥霍无度，则会祸患无穷。 4.尊老爱幼。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孝”，弟对兄长要“悌”，父母对子女要慈惠。这些准则，既是个人立身之本，也是立家之本。 5.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个人只有严于律己，才能修成大器；只有宽以待人，才能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6.讲求信义。只有讲信义的人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质信极仁，严以有礼，情此四者，所以行之也。”（《小问》）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管子》的礼治思想体系是成熟的、完整的，既有让人信服的理论基础，又有可操作性极强的各个层面的章法规范，其在治国中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当是不言自明了。
（三）轻重理论
《管子》的轻重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帝王处理诸多政事的权衡之术，但其重点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其中又分为探究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文章，称轻重之学；用轻重理论控制商品流通的具体措施，称为轻重之术。轻重之学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三部分；轻重之术包括平衡物价、国家专卖、垄断货币、资源国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有点封建的“计划经济”味道。
《管子》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一个客观规律。 “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轻重乙》）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管子》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 “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 “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 “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 “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 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 “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铁是人们从事生产的必需品。国家通过“官山海”，对盐铁进行专卖，在销售过程中从中加税，使国家的收入既稳定、集中，又易于被人们接受。 3.垄断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 “乘”指“算”， “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 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另外，《管子》还强调，一切自然资源，应归国家所有，这样既防止国有资源的利益被少数人所得，又可以使国家“不籍于民而用度自足。”《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 “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总之，《管子》的轻重理论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
（四）税赋改革
《管子》中的这部分内容也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管仲联系密切，基本上是以管仲相齐的改革措施为依据的，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这是管仲税赋改革得以成功的根本。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调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
《管子·乘马》中说： “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 “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 “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管子》中有比较完善的土壤分类方法及标准，如把土地分为田、丘陵、山地三类，并按地势、山泉及谷、木、草生产分为二十五种土地。把土壤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六类，每类又分五种，共分为九十种土壤，为其“相地衰征”的实际操作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乘马》中详细介绍了各种不同类型土地的折算标准和计算方法，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为了使这一按土地不同等级制订的统一的征收赋税的标准在具体实施中更实际、更能保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 “勿夺农时”、 “赋役有度”的相应配套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缓解后再收。”
“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小匡》） “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巨乘马》） “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这些措施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从而确保了征收赋税的稳定性。
（五）军事思想
《管子》中的《七法》、《幼官》、《地图》、《参患》、《制分》、《势》、《九变》等篇都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篇目，而且还有专项的《兵法》篇，军事思想可谓丰富。《管子》中的军事思想有其自身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如《孙子》是把兵学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来研究，所以论述较具体；而《管子》始终把兵放在辅主成霸的总体战略中去探讨，把军事与政治、经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所以更具有综合性和哲理性。
《七法》篇提出了治国的七项原则：则（法则、规律）、象（外在形态）、法（各种规范）、化（教化训练）、决塞（收放之术）、心术（宽厚爱民、恩威有度，以仁爱之心凝聚军心）、计数（计算、筹划）。《幼官》篇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军事思想，如“计必先定”、 “以治击乱，以成击败”、“至善不战，其次一之 ”、 “大胜无不胜”、“奇举发不意”等等，内寓治国、用兵之道在于效法自然之意。《兵法》篇是专门论述兵法的，该篇的突出特色是重视在战略上权衡利弊得失，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强调 “教无党，行无常 ”，把灵活训练和善用奇兵联系起来，阐发了备战角度的以奇用兵思想。（参患）主要是强调了军事对国家的重要性，提出人君患在猛毅与懦弱，应参与二者之间。要注重备战积蓄，要士卒之一心，要有兵器之利等思想。《制分》讲的是控制天下的内在机理：修善政、纳贤才、知天下，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等。《势》篇主要论述了用兵规律，如征伐无道、伸缩进退、保密与明察对方的规律要求等。《九变》篇论述了士卒“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的九种原因，阐明了如何选择、教育和管理士卒等。《管子》中与管仲联系最密切的军事思想是管仲实行的军政改革措施——“（《小匡》）具体办法是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相—作内政而寓军令”。结合。行政基层组织分为轨（五家）、里（十轨）、连（四里）、乡（十连，共两千家）。
与之相配合的军队编制是：每家出一人服兵役，一轨五家有五人当兵，五人为伍，由轨长带领。十轨五十人为小戎有兵车一乘，由有司带领。四里为连，一连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旅，一旅两千人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军，一军有一万人，由五乡之帅率领。这种寄军于政的改革措施，稳定了兵源，再加上完善的军事指挥系统和加强对军民行之有效的教导训练，使这支军队成了管仲称霸诸侯的主要凭借。
五、《管子》研究概况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管子》的研究渐趋冷落。至唐代，这部先秦宝典才重新得到空前重视。唐代出现了不少研究《管子》的著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房玄龄和尹知章，正是他二人为《管子》作注释，才使得《管子》一书重显于世。
宋元时期《管子》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颇具价值的整理研究成果—雕版印刷本，也出现了著名学者研究《管子》的精辟之论，如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等。
明清时期是《管子》研究的昌盛期。明代研究《管子》方面的著述繁富，各种形式都有，有参考价值的注释、考订著作著名的有十几部，其中以刘绩的《管子补注》二十四卷最为重要。
清代文人偏重校释，共有二十余家校理《管子》，成就颇丰，其中以王念孙、王引之的《管子杂志》最为精审。清人对《管子》节选评点式的作品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成就。
近代以来，《管子》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推进，有的重新作注，有的另辟新经，有的企图荟萃各家，集其大成，有的就《管子》各篇的真伪及作者问题详加考辨，有的甚至认为《管子》原书的篇章结构不尽合理，要为其重新改编，还有一些学者校书读书的笔记，如章炳磷的《管子余义》、梁启超的《管子评传》等。许维遹、闻一多也曾整理过《管子》，可惜未能成书。
新中国成立后，对《管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先是郭沫若在百忙之中，发奋整理《管子》，在许维遹、闻一多稿本基础上，集 17种《管子》版本，征引历代数百家《管子》校释，撰成《管子集校》。该书引证繁富，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另有赵守正的《管子通解》、《管子注释》、胡家聪的《管子新探》等。 1997年出版的钟肇鹏等编著的《管子简释》，是在郭老《集校》的基础上著成的供一般学者阅读的简明扼要的读本。
1987年，淄博组织创办了面向世界发行的国家级刊物《管子学刊》，以 “研究管子、开掘齐学、去粕存精、古为今用”为宗旨，成为研究、弘扬《管子》思想的重要阵地，现已出刊六十二期。从 1989年在淄博召开《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始，至今已召开了五届，参加的代表一届比一届多，研究成果一届比一届丰厚，研究的课题越来越与现实贴近。 研究的前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