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作用
理论提供我们对问题如何看待及思考的框架，理论给予我们概念、提供基本的假定、对于重要的问题给予指导，并且建议我们如何了解资料。理论让我们能够将单一的研究与其他研究者所共同贡献出的广大知识基础予以联结在一起。
使用类比的方法，理论帮助研究者能看到一整片树林而不只是看到一棵树而已。
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去注意资料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广泛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研究者对于理论对研究的作用有着不同的思考，有些定性研究者比较重视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移情”式的理解，因此并不要求所有的研究项目都建立理论。定性研究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建构不同层次的理论，对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也可以纯粹让当事人自己说话，从他们的角度展现其生活世界；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多不同的变体。虽然描述性研究也必然受到研究者一定理论导向的影响，理论阐释也不得不涉及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但是很多时候质的研究结果可以以描述为主，不一定非要建立“理论”。
例如，存在主义理论建构者认为，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的尝试足以帮助研究者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策略和步骤，研究的目的是寻找人类生存的使用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理论（Ａｄｌｅｒ＆Ａｄｌｅｒ，１９８７；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７６）。研究者从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可以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生成性概念，不必去寻找或借用那些形式化的、绝对的理论（Ｊｏｎｈｓｏｎ，１９７５；Ｋｏｔａｒｂａ＆Ｆｏｎｔａｎａ，１９８４）。
诠释学方法的倡导者对理论持更加激进的态度（Ａｇａｒ，１９８６；Ｂｒｕｙｎ，１９６６；Ｃｉｃｏｕｒｅｌ，１９７４）。这些人认为，人类的生活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定，现实生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对文本的解释或理解需要研究者对文本提出问题，与文本之间进行互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Ｍａｒｃｕｓ，１９８６；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问题的解决将导致更多问题的产生，部分的理解和整体的理解是一个不断相互印证的过程，是一个诠释的螺旋。每一个解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解释永远不会停止，也永远不会完满。因此，任何先见的或固定的理论对文本的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判断理论的标准不是“正确”与否，而是“有用”与否。研究者无法对理论进行证实，而只能说某些理论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或说明时是否“合理”、“有效”、“有解释力度”。理论必须有事实作为依据，必须与特定的使用情境相联系，抽象的理论对具体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正如费孝通曾经指出的“我们的理论不在道破宇宙之秘，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有用的事实，理论无非是工具”（丁元竹，１９９２）。
虽然有的学者不重视理论在定性研究中的作用，不刻意追求理论上的建树，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建立广义的、实际的、个人的、小理论还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作为资料分析的最终结果，而且可以对研究本身以及有关的后续研究提供十分有益的指导。
首先，理论可以赋予事实以意义，将事实置于恰当的分析视角之中。从某种意义说，研究者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通常没有（或无法表达）自己的意义，只有通过研究者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以后才会“产生”意义。理论通常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可以从经验中提升出概念和命题，帮助人们将经验世界与理性世界联系起来。理论的深刻性还可以使研究者所说的故事更加有意思，而不只是停留在个人日记或旅行杂记的水平。正如扎根理论的代表人物格拉斯（１９７８）曾经说过的，“研究的结果很快就被人们忘掉了，但是思想却不会被忘记”。
其次，理论可以为研究导航，研究早期获得的初步理论可以为后期的工作导引方向（Ｂｅｎｓｍａｎ＆Ｖｉｄｉｃｈ，１９６０）。一个理论中的各个概念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建立理论的时候研究者必然会考虑到研究现象中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果发现前期工作中某些方面比较薄弱，可以在后续研究中加强。实地的调查表明，研究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遵照一定规则和程序进行的活动，而是一个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互动的过程，既要使用归纳又要使用演绎的方法（Ｂｅｃｈｈｏｆｅｒ，１９７４）。理论、方法和资料之间存在一个三角互动的关系，前期通过分析资料获得的理论可以指导研究者使用更加合适的方法进行后续研究。
再次，由于理论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可以为那些范围较狭窄的个案提供相对宽阔的视野和应用范围。
此外，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鉴别研究中存在的空白点、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将一些学术界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或者注意不当的问题挑选出来重新进行探讨。
最后，从“实际”的角度看，理论因其“普遍性”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一些现成的标签，将我们的工作与前人（包括我们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
理论赋予我们的研究和思想以一些特定的标记，因而使我们的研究比较容易被有关的学术群体所接受。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兴趣的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体认，会比较容易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理论作为与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或焦点。
理论与作研究是一个统一完整的过程，我们在研究中的所有决策和行为都受到自己理论的指导。理论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是与研究的所有其他部分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①。
二、经验研究的理论功能
关于经验研究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默顿也做了独到的阐述。他指出，经验研究已超过了证明和检验理论这一被动角色，即它不只肯定或否定假设。经验研究可承担积极的角色，它在推动理论的发展上至少具有四种主要功能，即开创理论、重整理论、扭转理论和澄清理论。
１开创理论
经验研究中所获得的那些“不期而遇、异乎寻常而有关全局的资料”，常常成为某种理论的开创者。越是富有成效的经验研究，就越有可能成为新的假说和理论的发源地。默顿还特别强调，证实这种不期而遇、异乎寻常而有关全局的经验事实，构成了一种“偶发机遇模式”。这种情形就像在霍桑工厂所进行的管理实验一样，研究者所关注的本来是劳动条件与工人生产的产量之间的关系，然后研究在这方面却并未获得结果。幸运的是，研究者意外地从实验中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副产品”——一个以前未被研究者所认识、但却对各种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现象——那些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的个人具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倾向——这就是着名的“霍桑效应”。
２重整理论
“重整理论的模式”则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到目前为止被忽视了、但却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事实上，实际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原有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并未注意的事实。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它迫使研究者把这些新的变量与一个具体的理论相结合，导致原有理论的重整。
３扭转理论
经验研究中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运用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者探索现实、建立理论和检验理论的能力。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将会产生出许多原先人们无法得到或无法利用的新的资料，而这些新的资料又会促成研究者形成新的假设，并导致产生新的理论关注点。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不断帮助研究者形成新的理论兴趣中心，不断为研究者打开建立新理论的窗口和途径。
４澄清理论
经验研究促使概念的澄清。概念是理论建构的砖石，而概念含义的准确、清晰，则是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础与前提。许多事例表明，证实经验研究的需要，才促使人们去澄清公认的概念。经验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对概念进行界定。同时，经验研究还通过对所讨论的变量的选取和确定指标来澄清概念。这种被称做“概念操作化”的过程，研究者才便于设计出恰当的、反映概念本质特征的并且是可观察的指标来。
三、理论与研究的动态组合
实现理论研究的结合，默顿指出了两条基本途径，即明确导向（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和梳理（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所谓“明确导向”是指在经验研究的设计和研究过程中，必须制定一定的程序，即明确提出假设，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确立这些假设的理论基础（预设和公理）。因为通过这一途径，不仅可以明确研究的方向，围绕研究假设引进变量，搜集资料，而且还可以对互不相关的、杂乱无章的、支离破碎的解释加以控制。一句话，“明确导向”强调的是经验研究中要有一定的理论方向，在此理论的明确规定下展开研究。默顿所提倡的理论方向自然就是他的“中层理论”。因此，明确的理论方向便为连续性和积累性研究铺平了道路，从而避免了那种无目的的、零散的研究。
与“明确导向”运作程序不同，“梳理”的目的是从明显不同的行为中提出系统化的可能的经验概括或理论。梳理就是使研究程序和重要发现条理化、严密化。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把过去不同领域方面的分散经验发现联系起来，从而有利于扩展已有的理论，并导致进一步的经验讨论。运用“梳理”程序，即使是简单的“梳理”程序，也能提出一些理论问题。如果缺少这一程序，就难以发现互不相关的经验中的理论问题。所以，默顿说：“梳理，作为假设经验中的明确导向的一个互补程序，将有利于有生命力的社会学理论和切实的经验研究的共同发展。”
默顿还通过引入“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概念，使“梳理”程序具体化或操作化。
默顿所说的“范式”不同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更广义的“范式”概念，而是指一套社会学（定性）分析的严格的研究程序。它通过明确清楚的假设、概念及命题，提供准确和规范化的语言。范式的主要目的是规范、引导研究。他指出，社会学家往往缺乏可接受的操作程序，没有一致的概念标准和效度标准，因而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混乱。通过确立有效的范式，可使研究正规化、科学化。
默顿的这些思想提出后，社会学的发展的确像默顿所倡导的那样，理论家和经验研究者已学会了并肩工作，彼此交流。大部分社会学家已意识到理论与经验结合的重要性。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硕果也已充分证明了默顿策略的有效性。美国学者威尔斯和皮考（１９８１）在一项研究理论运用的长期趋势时发现，传统的假设检验模式有相当大程度的增加。在１９３６-１９４９年间，在运用了理论的文章中，这种模式所占的比例为１６％；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年间，则为３６％；而在１９５６-１９７８年间，上升为５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的兴趣似乎又回到定性研究与归纳推理。
因而，我们可以认识到，调查研究中没有简易的“食谱”。与科学的传统模式比较，社会调查研究似乎更加开放。但是，无论如何科学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
逻辑和观察。通过阅读本教材，你们将会发现，两者适用于许多种模式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