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面说到的摩崖造像和古建筑等实物之外，盂县的佛、道宗教文化遗存还有很多。比方说在山河村寨等地名的命名上，民间的庙会节日风俗上，还有一些民间的故事传说以及文学作品中等等，许多方面都有这种宗教文化的烙印和遗存。可以说，宗教不仅活跃了人的思想，开发了人的大脑，更规范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我把这类非实物的宗教文化遗存概括称为“非物质宗教文化遗存”。
与宗教有关的地名及民间故事传说
在盂县与人物故事有关的地名中，最多的是刘秀的传说，其次是赵氏孤儿，接下来仇犹国君等。和宗教有关的人物，最出名的就是李通玄了。
盂县现存最早明确有关李通玄记载的实物资料，就是前面提到的盂县儒学教谕马能在明正统十四年（1449）所撰之《重建兰惹寺记》。在明清几版县志中，有关李通玄的记载也很多。在康熙版县志中，这样记载（节选），“李宾，号通元，又称长者，唐宗室。”“开元七年春，自沧州赍华严经，曳筇至盂之西南铜颖乡大贤村高山奴家，论演华严，不出户庭几三载。”“其后移于马家古佛堂侧晏息。”“经往韩氏庄，路遇一虎，元抚其背，以经论，令虎负其去土龛中。”“至龛中，二女子韶颜都雅，日馈室一奁于龛前，元食方徹器而去。几经五载，纸墨供送不绝。论成，泯然不见。”“一日乡人聚饮，元来谓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乡人惊怪，谓为他适，乃曰‘吾终矣’，皆悲泣，送至龛中。日去，人死常也。”“时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年九十六。”
和李通玄的传说有关的地名有：李宾山，又称北寺山，在县南二十里，周回为峰者六，为涧者三，怪石奇松，林壑争秀，唐李长者隐于此（见康熙版县志）。山中建有兰惹寺，今存舍利宝塔。双鹤山，在县南十五里，昔李长者在此著华严合论。时有双鹤翔集。环山皆松。拦掌村，原名冠盖村（无考）。相传李长者自双鹤山回北寺山，路经冠盖，被村民拦住，请其传经讲道。另一说，就是长者“经往韩氏庄”，在此“路遇一虎，元抚其背，以经论，令虎负其去土龛中。”从此，改村名为拦长，后演变为兰掌、拦掌。大贤村，也称待贤村。此村名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该村原名不贤村，因李长者曾在该村高仙奴家住过三年，后改名为待贤村、大贤村。另一说刘秀路经此地，盛赞此地村民待人大贤，故名大贤。我个人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尤其是“待贤”，应该理解为“接待贤人”的意思。康熙版的县志中收录了王勋所写的《待贤村河堤记》，说明当时确实被称为“待贤村”。说法台，在县北九十里，相传以为李长者说法处（康熙版县志）。在了角山如来寺，传为李长者遗迹云（光绪版县志）。长者泉，在韩氏庄，以李长者得名（见光绪版县志）。
此外，在几版旧县志中还讲到两个和李长者有关的景致。“南山双鹤”，“在县南二十里，山峭削，林木森然，百鸟啾喧。唐李玄通修真于此，感二仙女来供养。及卒，有二鹤悲鸣而去。”双鹤鱼池，双鹤山多松，苍翠欲滴，顶有活水一渠，锦鳞游泳。传李长者著《华严论》于此，时有双鹤集其前，因以名山（见光绪版县志）。
除了李长者外，其他有关宗教的山名和故事传说还有：碧岩山，县北三十四里，岩若碧玉，四壁崭巉，前列如帐，垂麓有洞，有潭，为六师仙迹。陆师嶂，又称六师嶂，相传唐时有六位道人在此修炼，羽化为仙，故名：“陆师嶂”。（康熙版县志）千佛山，在县西五十里，上有千佛寺。靴蹄山，在县北四十里，形似靴，故名。下有何晏窑，隐士何晏隐此（嘉靖版、康熙版县志均有记载）。相传，三国时著名的玄学家何晏曾在此隐居。（按：玄学是对道家的表达，可以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红面山，在县南八里，相传由红面长老化于此（康熙版县志）。今存有旧摩崖石刻佛像若干。如来山，在县东北四十里，有石刻如来佛像。（见光绪版县志），又有碑记，“因如来佛坐落其上而名”。石佛岭，在县南十七里，许家沟村口有砠巨石如圭，石缝参差若界线，往往自落。每落一石，凹中即露佛像，或一尊或三尊，坐立之形体段毕具（见光绪版县志）。慈氏山，山昔有慈氏、清凉二寺。龙天庙梁，山有龙天庙。庙梁山，山有卧云庵。文昌山，山有文昌庙。药王岭，山有药王庙。寺坡山，山有文殊寺。等等。
现在与宗教有关的村名的还有：观音堂（村居观音山下，前有观音庙）、二郎庙（村西北昔有二郎庙）、红岩寺（村东南沟掌昔有红岩寺）、法轮（取意于“法轮常转”）、禅房（村旧有寺院，设禅房，有禅师住持）、普贤（村西有普贤摩崖造像）、兴道（见前文）、石佛（村南有摩崖造像）、佛堂（村居佛堂沟）、寺平安（村东有释迦寺）、罗汉堂（村内建有罗汉堂）、天圣阁（村有天齐庙）。等等。
其他有关宗教的命名还有：显圣台，西城堞台，有庙，祀关圣，素灵应。顺治四年，妖贼李化龙攻城，邑人慌甚，见台上有伟人横刀勒马，宛若帝君像。贼败，城得无恙。（见光绪版县志）。等等。
节日、庙会及民间风俗中的宗教遗存
节日、庙会风俗与佛、道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
先说盂县有宗教内容的传统节日。春节，又称元旦。“元旦，燃香烛，拜家神、祖先，贺尊长。”乾隆年间的这一风俗，至今仍存。家神，指的是玉帝、财神、灶神、门神、土地等，全是道教的神仙。正月初二，家家祭财神。正月初五，迎财神。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秦末就有：“正月十五燃灯祭祀道教太乙神”之说。在道教中，崇拜的三官大帝天官紫微大帝、地官清虚大帝、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分别为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这3个日子合称三元节。而元宵赏灯则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士族庶民都挂灯。因此说，正月十五元宵节源于道教，盛于佛教。在乾隆年间，盂邑“上元日，昼则达鳖山，祭神袛，搬演杂剧。”“夜则列火，妇女以纸剪人物故事、花草等样、糊灯悬街市。”“童子以硝黄制成各色花火灯架燃放，或以油灯数百盏作黄河九曲，如列星云，市民群观。”到现在，吃汤圆、观灯和娱乐游行、放焰火则是元宵节四大项目。二月二“龙抬头”，为中和节，祭日神、土地神，祭龙求雨。也是传说中黄帝诞辰的日子，炎黄子孙共同的节日。在祭土地神的前后，历代朝廷都祭神农，皇帝还要亲自举行躬耕仪式。也有祭后土的，后土为社稷，又称田神。在盂县，此日“以灰自井引围屋垣，谓之引龙”。有理发，吃面人、吃春饼、吃猪头肉、吃煮鸡蛋的习俗。此节受道教的影响大。端午节，在乾隆时，盂邑并没有“屈原”之说。一说这天是道教张天师张道陵辟除五毒的日子，所以人们在这天遵照天师所嘱咐“书门符，悬艾虎，浴百草汤，儿童臂项系彩丝，名曰‘百命索’。戚里馈角黍，男女许聘，互相馈送”。现在还有这种风俗在民间延续。六月六，为天贶节。乾隆时，盂县人要“瀦水造曲”。宋真宗赵恒曾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建造一座宏大的天贶殿。属于道教的范畴。农历七月十五，俗称“鬼节”。起源与道教“中元节”和佛教“盂兰盆节”，祭祖供神，超度鬼魂等活动有关。中元节是道教地官清虚大帝生日。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是佛教徒为超度祖先亡灵所举行的佛事仪式活动，源于“目莲救母”神话故事的传说。七月十五是佛道两教共同的节日。世代相传直到现在，盂邑此日要“祭坟墓、家神，用纸帛、馒首祭田野，名曰：挂地头钱。以麦面作羊像，蒸熟送女家”。盂县旧时在农历七月十四“采麻谷献神，置门左右”的习俗。今已将七月十四、七月十五两节合二为一。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除祭拜月神外，民间还有祭拜土地的习俗。重阳节，本身就源于道教的“桓景除妖”的故事。道教的重要人物太上老君、斗姆星君的诞辰日也都是在这一天。十月朔日，即十月初一。也是盂县的鬼节。是日，“历坛有司致祭。”十一月至日，祭家神，祭先祖。腊八节，农历腊月初八是佛教的传统节日，按照佛教说法，该日为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另一说，旧时在此日祭祀“八腊神”，以祈祷来年丰收。八腊神里面的驱蝗神刘猛，也是道教神仙。窑节，每年的农历腊月十八，是俗称的“窑黑子过年”。在城南乡有煤窑的地方，村里人杀猪宰羊，贴对联焚香上贡，祭奠太上老君。矿上也要上供、放鞭炮、扭秧歌。传说太上老君是“窑神”，是一个行业神。腊月二十三，送灶君，揭开了除旧布新的序幕。灶君，又称灶神、灶王爷、九天东厨司命。传说每年的这一天，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立春日，“先一日，迎芒神，老稚聚饮。至期，鞭土牛，观者取土涂灶。”虽然芒神无关佛道，“取土涂灶”却有“灶王爷”的痕迹。
总的看，盂县的这些传统节日大多和道教有关，这是因为道教起源于本土，与民俗活动早有关系，又吸收了传统节气时令，道教的节日大致都是民间节日。
再说盂县的庙会。顾名思义，庙会本身就起源于寺庙的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加入了“生产生活资料交易”以及“娱乐”的内容，盂县旧时的许多集市就是依托庙会来举办的。
联系上面我们说过的“盂县人旧时所崇拜的神仙”，来看看盂县的庙会。盂县人信仰的地方神仙很多，所以地方神仙的庙宇就很多，有关地方神仙的庙会就很多，规模也最大。像藏山庙会、水神山庙会、诸龙山庙会、尖山庙会等等。
和佛、道宗教有关的庙会主要有：县城农历五月二十七的城隍庙会；二月十九日值观音菩萨诞辰之日，盂县所有的观音庙会都在这一天，像元吉观音庙、苌池观音庙等；农历三月二十八是东岳大帝的圣诞，全县的东岳庙、天齐庙、泰山庙会大多选定为此日，像坡头泰山庙、盂北泰山庙等。过去，盂县还有许多火神庙，火神就是南方之神祝融，在道教中被称为“南方火德真君”，据说火神爷的生日是农历六月二十三，县城火神庙会选在了六月二十三。玉皇大帝的生日是正月初九，但是许多玉帝庙会却选在了七月十五道教的中元日，大约是为了避开春节节庆吧。我个人认为，盂县庙会日期的选定，除了考虑所祀神仙的生日外，估计应该和建庙的日期或者其他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有关联。比方说，像南娄四月十八的天齐庙会，西烟三月初一的泰山庙会，神泉、土塔七月初一的火神庙会等等。再比方说关帝庙会，西烟在二月初一，北庄在三月十九，南关在五月十三，城武在五月十五。其实关老爷的生日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有人说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
旧盂县时以前的好多庙会到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在县城周边，像六月初六日的“彰瘅庙”庙会，二月初二日的“文昌庙”庙会（文昌庙在南瓮城左，祀文昌帝君。文昌亦称文曲星，或文星，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腊八日的“八蜡庙”庙会（八蜡庙在香河北，春秋祭，孟夏雩。亦说农历正月十三刘猛将军虫王爷诞为八蜡庙庙会）。三月初三日“真武庙”庙会，二月十五的“风神庙”庙会，四月二十八的“药王庙”庙会（药王庙在桥沟东，祀孙真人，一在县治西药局。）等等。可见，老百姓对神仙的需要，离不开所处的生活环境，而且也是与时俱进的。
关于宗教对民俗的影响，这是一个蕴藏很大学问的课题，以后有机会再单独写文叙述探讨。在盂县的民间，至今仍有很多地方有初一、十五吃素、祭神的习俗，其实就是受佛教“斋戒”的影响。历史上很多医家又是道教学者，孙思邈还是道教中的药王爷，我们的传统饮食受道家思想影响很大。过去盂县人在重阳节，“炊花糕，婿女互贻，酿菊花酒，醯瓜菜。”这喝菊花酒的习俗，也是源于道教的养生之道。民间盛行的枸杞酒、菊花酒、丹参酒、五加皮酒等，也是道家的药酒。
除了饮食，在盂县的民俗中，至今仍有求子的风俗。到佛寺神庙去祭拜送子观音、碧霞元君、送子财神等，祈愿生子，最出名的当然是水神圣母了。到婴儿出生，要祭祖报喜，还要寺庙去还愿，还有到神仙面前“锁儿”的。孩子命名要请道教的算命先生算卦，以命中所缺之物事补之。孩子十二岁，要行开锁礼。男女婚配时要先问卜测字，属相不能相克，结婚要选良辰吉日。婚礼中有拜天地、拜诸神等宗教性习俗。人死后，要请道士、僧人举行超度、祭祀等活动。子女要穿道袍，在灵前要点长明灯，祭拜诸神，这些都有浓厚的佛、道宗教的色彩。出殡当日，请乐人吹打鼓乐，也是源于道教音乐传承。人死后有“过七”的习俗，也是来源于道教传统。在安葬前大多要先看坟点穴，选定阴宅的最佳位置。
《周易》本来是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但是在后来被道家、佛家所收容吸纳，被掺搅了宗教的因素后，产生了多种派别的风水学、命理学、堪舆学等等。元明两代注重阴阳学研究。在地方设立学校，学习天文与术数。明代，地方设立阴阳学官。府级称正术，州级称典术，县级称训术。清朝时，在县一级设“阴阳学典术一”。盂县的“阴阳学”的官方机构（在三圣寺）。赵矿（嘉靖间任），张岱。清初：高尚诚（顺治间任），高谧（康熙间任）。比方说，明清几版县志都提到了盂县县城的风水。乾隆甲辰年间，时任平定州知事“瑺亨嘉会氏”在康熙版《重修盂县志》的“盂志序”中就写到，“盂更得地灵之盛，左跨越宵，右翼慈氏，前襟秀水，后枕仇犹，岗阜环列于西南，原泉贯注于东北，磅礴郁结之气积之也。”道光年间的县令李鸿畴曾写过一篇《西吉村涧沟村封禁煤窑碑记》，讲到了保护县城风水环境的问题，“盂之城脉，方山所结，迤北城龙袤延东西，尤络绎联属之处，穿毁则元气必穿”，“夫开凿之害，不必适当其冲，即前后左右洞其中，其窍必虚。窍虚则风生。穷其利，其土必竭。”“地脉宜固不宜泄，泄其气者多夭死”。这些都是典型的风水之说。现在在盂县民间，请风水先生看阴阳宅成为一大时尚。
其实，无论是宗教还是节日、庙会和民俗，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他们之间都是相互交感、渗透、依存的关系。探讨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所包寓的宗教文化内涵，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剖析规律性文化现象，揭示帷幕后的奥秘，也为认识宗教文化拓开了新的视野。
古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元素
从盂县四版明清县志收录的诗词、散文“艺文”作品来看，大多涉及到了盂县的地理和人物。其中有关“藏山”、“仇犹”、“二程”以及“李长者”题材的文章最多。特别是“李长者”这个题材，可以说，宋之后历史上所有到过盂县的、盂县籍的名人雅士都要前往李宾山、双鹤山等拜谒。
现存最早的有关李长者的诗词是在嘉靖版《盂县志》中收录的宋朝人郭特亮、杨谟、董宾卿的三首《题李长者故居》，以及深的《上休日》。
李长者在盂县生活过，这在史料中明确记载过的，无可争辩。但是有关李长者的陵墓所属，近年来在盂县、寿阳的地方文史爱好者中一直争论不休，且日渐“甚嚣尘上”。我们先看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中的盂县“李宾山”的记载，“在县西南三十里，昔李长者葬此，有墓存焉。其近有双鹤山，亦以李长者居此，尝有双鹤来栖。”在寿阳的“方山”中记载：“在县东北四十里，亦名神福山。碧嶂双环，壁立千仞，松陵蔚然，远望青葱如黛，中有长者龛、文殊台、灵松岩，古迹种种。绝顶一池，周可数百步，亢旱不缩，霖雨不淫，尤为奇胜。远观四面皆方，以为名。唐李通元隐此著华严经。”嘉靖版《盂县志》中，“南五里，有神福山，亦名方山，上有长者泉”，“南五里有李宾山，上有兰若寺、神佑泉，内有长者墓”的记载。康熙版《新修盂县志》中，有“李长者墓，县西南三十五里。”在盂县的几版明清县志中，皆收录了“方山”的条目。康熙版的《新修盂县志》中这样记载，“按，方山今在寿阳县东北境，闻先年故盂地，后并入寿，故盂旧志仍载云。”清早期学者武全文写了很多有关李长者的诗词，其中有《登方山谒李长者龛》、《南寺李长者墓》等。现在盂县境内的东西分界岭——大南山、管头梁、坪塔梁、和安岭、围尖山一线与寿阳的“方山”同属于北方山山脉。除海拔高度除管头梁的1526.7米之外，其他山峰均高于寿阳方山的1531.9米，这个北方山山脉的主峰就是盂县境内海拔1803.6米的坪塔梁，寿阳的方山是整个北方山山脉的支脉。方山是从什么时候分出盂县归属寿阳的，还有待考证，估计应该在明代。从上述资料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长者的陵墓所属本没有争议。我个人认为，今天出现的争论目的不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不管事实究竟是什么，争论应该尊重历史。
盂县涉及到“李长者”的文学作品还有：嘉靖版的县志中，还收录了张济祖（明代白水村人）的《游双鹤寺》（两首），张宗颜（明代东关人）的《游双鹤寺》（两首），高岱（明代两青村人）的《南山双鹤》，李崇义（明代杜村人）的《南山双鹤》等，以上均为诗词；康熙版的《重修盂县志》中有，傅山的散文《李宾山记》，武全文的诗《宾山十咏》、《双鹤山》《方山》、《宾山路》、《宾山涧》、《宾山游》、《宾山涛》、《秋日登双鹤山》、《季秋重游李宾山》、《重游方山昭化院》、《秋日西同刘子乾一乘兴登双鹤山》；乾隆版的《重修盂县志》中有，蔡璜的诗《南山双鹤》，孙宪的诗《秋日游宾山》，孙宁的诗《双鹤山》，马廷俊的诗《双鹤寺怀古》、《题双鹤山栏泉》，孙世彪的《题李宾山》，王学程的《题双鹤山栏泉》，李中和的《题李宾山龙泉》等；光绪版《盂县志》中有，武鄗锡的《游双鹤山》，郑宗周的《题李宾山仙人石》，胡予翼的《秋日同友人登李宾山》，孙世彪的《题李宾山》，柳长丰的《双鹤山听松》，孙贻谟的《游李宾山》（两首）等等。另外明代的陈颢在他的《过仇犹有感》中，也有“双鹤闲谭话故宫”的诗句。
由崔亮云、杨有贵先生编撰的《盂县诗词》（2009年出版）中还收录了宋代曾任寿阳县令的员逢原的《望特雪松可爱》，傅山的《李宾山松歌》、《李宾山效东野书壁》、《盂邑北寺》、《李宾山坐弛题壁》，武全文的《登方山谒李长者龛》、《南寺李长者墓》、《秋日登双鹤山》、《重游方山昭化院》等。
在过去的这些文学作品中，另一处和宗教有关的热点就是“陆师嶂”。嘉靖版的县志中，还收录了张拳的诗《六师洞》，乾隆版的县志中武全文的诗《碧屏山》、柳长升的诗《游陆师嶂》。在《王石和文集》卷六中有散文《游陆师嶂记》。
其他还有，明人张玉的《游清凉寺》、《游大觉寺》，赵廷松的《重阳豋兹寺》；清人杨绳震的《霞峰山产石成莲》，郑屏周的《霞峰山产石成莲》，史献咏的《和邑宰胡岱锋·重阳登慈氏山》，胡予翼的《九日登慈氏山》等等。
曾参与康熙版县志编撰的樊守城的《癸卯春过滹沱河》中有一句，“闻道真（正）人曾此渡”，原以为也是事关宗教，后来从几版旧县志查到，这里的“真人”（正人）指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在盂县的古仇犹十景中有一景叫“仙人伏洞”，故事来源于于民间故事传说，尽管有很多诗作，但应该无关宗教。
另外，在《王石和文集》中收录有部分有关佛、道宗教的散文，《关帝庙碑记》、《关帝庙碑》、《谒岳庙神像疑》等。武全文在他的《仇犹山水记》中，将“碧屏山、宾山和温泉峡”列为仇犹山水之前三甲，大加赞叹。乾隆版县志中收录的史永直的《文昌帝君辨》也是一篇有关道教内容的写得相当精彩的论文。
还有，在《盂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中还收录有：傅山为小横沟村玉皇庙、牛罗湾村青龙寺文昌殿、县城内东门外北侧关帝庙、双鹤山牛王庙所撰对联，张汝济为小横沟玉皇庙的撰联，张洎为县城内东门外北侧关帝庙的撰联，等等。
古人有句话说，“以儒致身，以道养生，以释安心”。这不仅仅是讲给士大夫阶层听的，但是有文学作品留世的往往还是士人、贵族相对富裕的阶层。因此说，古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元素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统治阶层的宗教思想。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宗教从来就是上层权贵统治下层人民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因此说，宗教离不开文学，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文学也离不开宗教，而且也永远不会离开宗教。
以上种种，囿限于时间与篇幅，不一一而论。待假以时日，重新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