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产业集群的分工网络治理
产业集群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发达的分工网络，但是，分工越发达，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交易）也越复杂，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即治理）也越复杂。浙江产业集群最初的起源往往较为简单，随着模仿、衍生、集聚等因素的作用，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也出现分异，治理机制日益多样化。根据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分工关系，借鉴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等相关理论，可以认为浙江产业集群内部存在着从市场型到一体化企业之间的一个治理谱系。
市场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主要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联系，相互间关系较为对称，基本上不存在占主导作用的企业。根据产业集群内部分工水平及企业间联系方式，市场型产业集群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在宁波服装、桐乡化纤、富阳光通讯等产业链较短，企业较为独立的地方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共享与产品外包等方面，形成了以市场竞争为主的治理格局。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南浔木业、织里童装等产业集群则构成了特色产业与专业市场互动的治理格局，企业与市场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合作，专业市场为没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可供共享的销售网络，使它们可以获取营销和信息方面的外部规模经济，并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成本，带动了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苍南金乡徽章、桐庐分水制笔、诸暨大唐袜业等集群内部产业链较长，专业化分工较为发达，但是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企业间的关系也较为平等，构成了市场型产业集群的又一亚类型。以苍南金乡徽章生产为例，作为全国最大的标牌徽章制作产业基地，金乡已经形成从原材料到成品，包括设计、熔铝、写字、刻模、晒板、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码、装配、包装等十几道工序。这一道道工序大都由一家一户的企业完成，每家企业完成其中一道工序后，其半成品通过市场被另外一家企业购买后再去完成下一道工序，如此循环，直到生产出成品，形成了由参与各道工序的800多家企业集合而成的网络型生产体系。
领导型产业集群往往存在起主导作用的核心企业，这些大企业通过转包、分包或技术外溢等多种形式，对周边的中小企业起着主导与支配的作用。由于企业间联系方式的差异，领导型产业集群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在上虞风机、电光源等产业集群，虽然各企业在生产上相对独立，但是上风高科、阳光集团等龙头企业凭借着技术与管理的优势，通过不断衍生新的企业，指导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温州美特斯邦威、宁波博洋家纺等虚拟企业主要通过品牌、设计与长期合同，影响周边地区的供应商。温岭的钱江摩托通过零配件采购，带动了温岭汽摩配产业的发展。在柳市低压电器、平湖光机电等产业集群内部，正泰、德力西、日本芝浦等龙头企业往往通过各种股权关系，支配相关企业的生产运营。
随着市场环境与产业组织的变化，一些浙江产业集型的治理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柳市低压电器产业最初的治理结构以市场型治理为主，从1977年上半年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开始，到1984年猛增到1000多家家庭作坊制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区域性质量危机中，政府采取许可生产的方式，提高了低压电器行业的进入门槛，大量没有许可证的生产企业面临倒闭。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少没有许可证的小企业小作坊，通过与正泰、德力西等拥有许可证的企业的一番讨价还价，以企业资产折价入股的名义加入正泰、德力西，成为正泰、德力西的车间或分厂，使用正泰、德力西的品牌和许可证，但各个企业拥有独立的产权，正泰、德力西与各下属企业的联系主要靠品牌租金和生产许可证维系。在后续的演化中，正泰、德力西等企业或者通过对集团内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提升集团内部的联系，或者通过技术支持与营销渠道控制等途径强化集团内部的企业联系，形成较为典型的领导型治理结构。
（二）浙江产业集群的制度性局限
传统的产业集群研究往往强调产业集群在专业化分工、学习、创新与竞争力等方面的优势，却忽视了产业集群存在的各种制度性局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许多浙江产业集群出现了过度竞争、区域性产品质量、模仿抄袭、环境污染等区域性问题，严重影响浙江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形象。其中，区域品牌、环境污染等很多问题带有明显的外部性，超越了市场治理的范围。为了解决浙江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性局限，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浙江各地政府、企业与各类社会组织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政府、行业协会等多种集群治理体系。
浙江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等行业，进入门槛低，在模仿、衍生、集聚等机制的作用下发展迅速。但是，由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高度集中于一地，很容易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激烈的价格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降低成本或开发新产品，开展差异性竞争；但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激烈的价格竞争往往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使整个行业长期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容易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投入不足，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由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容易导致国外的反倾销调理。2001年以来，温州眼镜、打火机、鞋业等产业集群多次遭受国外的反倾销调查。
从国内市场来看，在缺乏良好治理机制的环境下，恶性竞争往往容易导致区域性质量问题，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仇保兴运用乔治·阿克洛夫提出的“柠檬市场”理论分析了因过度竞争、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性等导致的产业集群内部产品质量不断退化，整个产业集群因为区域性质量问题而衰落的恶性循环过程 。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发生区域性质量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发展较快，部分企业利欲熏心，伪劣产品时有出现。《人民日报》于1984年7月发表“手段低劣，柳市镇质次电器销往各地”的批评文章。煤炭部也下发文件，通令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电器产品，并要求柳市区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矿灯。面对第一次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当地政府通过建立电器总厂和电器产品检测中心，明确产品质量标准，引进1200多名技术人员，取缔非法经营户等手段加强了对低压电器生产的监督。通过整顿，柳市低压电器产品质量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长，一些企业又开始利用回收“废、次、旧、假”材料制造低压电器，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1990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关于温州市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要求整顿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国家七部局联合省、市、县组成工作组，在柳市蹲点，历时5个月之久。这一次的清理，柳市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温州鞋业、温岭水泵，永康电动工具、衡器，路桥喷雾器等产业集群也先后出现过区域性质量问题，表明产业集群、过度竞争与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区域品牌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集体品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嵌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产业集群改变地域景观的同时，也往往彰显了区域品牌的价值。发达的产业集群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区域品牌建设。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统计，2004年底，在全省75个年产值10亿元以上区块中，共获得84个全国性生产基地称号。在原产地保护与地理标志等相关领域，浙江的区域品牌数量也居于全国前列。区域品牌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无形资产，往往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如果对“搭便车”等现象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容易出现“公地悲剧”。如拥有千年历史的“金华火腿”在2002年成为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保护产品。但是，2003年1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金华市永泰、旭春两家火腿厂，为谋取眼前暴利，以病猪、死猪以及老母猪猪腿为原料，用剧毒农药“敌敌畏”浸泡火腿，生产“反季节火腿”的恶性事件，导致“金华火腿”区域品牌名声扫地，严重影响了整个金华火腿产业的发展。因此，加强产业集群治理，对培育区域品牌，促进浙江产业集群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外溢、模仿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模仿是一种典型的“搭便车”行为，由于创新的投入很大，如果缺乏对知识外溢的有效治理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使得集群内的企业都想坐享知识外溢的好处，而不愿投入研发进行创新，最终会导致整个集群缺乏创新而停滞不前。在浙江的大多数产业集群内部，受企业规模与技术实力的影响，注重研发与创新的企业数量相对有限，许多中小企业奉行拿来主义，大量模仿，使得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竞争日趋同质化，价格竞争成了浙江产业集群的主要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集群的过度竞争。对国外产品与技术的模仿，则使浙江产业集群容易遭受知识产权等国际技术贸易壁垒。
由于浙江产业集群内部中小企业众多，许多企业家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同时由于公共环保投入不足，环境监管措施不到位，导致省内一些地区出现区域性环境问题。2004年10月，浙江省推出了涵盖全省八大水系、11个地市和11个重点监管区的“811”环境污染整治3年行动，其中11个重点监管区涉及台州化工、萧山印染、平阳水头制革，长兴蓄电池等产业集群。平阳水头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了1260多家制革企业，平均每天加工猪皮3万多张，从业人员达到8万多人。由于制革工艺的落后，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1992年时还属于二类水质的鳌江，到1994年已降到四类，1996年之后水质全面下降到劣五类，丧失了最起码的水资源功能。2003年9月和10月，水头镇分别被列为全国十大环境违法典型案件和浙江省严重污染环境九大案件之一。水头为“先发展，后治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浙江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技术要求不高。浙江产业集群的主要劳动力大都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受过专业训练的更少。由于生产的产品与技术大体相似，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在维持浙江产业集群低成本优势的同时，也缓解了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压力。但是，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竞争与升级压力的不断增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由于集群内同类企业集聚一地，如果劳动力市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就会造成集群内企业互相挖墙脚，导致员工的稳定性差、跳槽几率高、工人的流动性增强。近年来，织里童装、海宁皮革、慈溪家电、永康五金等浙江产业集群频频遭受“民工荒”、“技工荒”的困扰，不仅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还制约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浙江有一些产业集群由于产业性质的影响，如果不注意防护，容易导致各种职业病。如宁波鄞州区出口日本的蔺草制品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粉尘，长期工作容易导致尘肺病。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以后，许多工人出现了严重的职业病。目前，当地有608家企业申报了职业病危害，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达到1畅7万余名。职业病成为鄞州蔺草制品产业集群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绍兴、兰溪、浦江等地的锡箔产业，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经常要接触到铅粉，对工人及其小孩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危害。蓄电池、电镀等产业如果防治不力，都有可能导致职业病。由于这些产业进入壁垒低，技术扩散迅速，很容易形成集群，从而导致区域性职业病现象，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稳定。
浙江产业集群内部很多中小企业往往都是家庭作坊，集生产、仓储、生活于一身。由于生产和生活活动集中在一起，在生产车间中吸烟、电路的老化、做饭使用明火等火灾隐患比比皆是，而企业职工又普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为了节省空间，大量的原材料、成品被随意地堆放在三合一企业过道处、楼梯旁边，不但会堵塞逃生通道，同时又都是很好的可燃物。2000年以来，湖州织里、上虞汤浦童装、平阳皮革制品、温岭横峰鞋业、温州鹿城烟具等产业集群先后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而且影响社会稳定，教训极为深刻。浙江的很多专业市场由于商铺兼仓库，人流量大，也往往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因此，浙江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消防安全环境亟待治理。
作为演化的经济地理景观，产业集群嵌入的空间虽然受到行政区域的一定影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产业集群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如嘉兴的羊毛衫产业就分布在桐乡濮院与秀洲洪合两地。浙北的家纺产业则分布在海宁许村、桐乡大麻与余杭等地。温州的皮革鞋业集群则涉及鹿城、永嘉、瓯海、龙湾及丽水的青田等地。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各地的产业集群之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往往导致恶性竞争与资源浪费。如何通过跨区域产业集群治理，协调地区间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促进跨区域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对于加快全省产业集群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各类现实问题，可以发现产业集群作为地方产业演化的模式，既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与单个企业相比，产业集群的优势与不足都被进一步放大，产业集群的一些制度性局限容易导致各种区域性问题，从而深刻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于产业集群嵌入于地方经济社会，过度竞争、知识外溢、区域品牌、环境污染、职业病、消防等问题的治理涉及经济、社会、政府等各个方面，表明产业集群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全面的研究。
（三）浙江产业集群的治理与制度创新
作为经济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机制，治理同时也是制度的创新与形成的过程。尽管制度创新往往来自制度设计，但是，只有能够有效协调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制度设计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制度。鉴于制度一词的丰富内涵，产业集群既是地方产业的演化与组织模式，也代表了相应的治理结构与制度。改革开放30年来，治理贯穿于浙江各个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并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企业与市场，形成了按部门管理企业的经济管理体制，工商联与工会成为政治团体，缺乏行业特色。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逐步放松了对企业与市场的管制，从而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热情，促进了浙江家庭工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等经济组织的兴起。为解决家庭工业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具体问题，浙江各地先后出现了“挂户经营”、“戴红帽子”等举措，降低创业风险与进入壁垒，促进了浙江家庭工业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也加快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形成。由于大多数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尚未出现，地方产业集群内部则形成相互竞争、分工合作的市场型治理结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开始借鉴国外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发展的经验，在工业、科技和商贸等领域成立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会、个私协会与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个体劳动者协会、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先后成立。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浙江产业集群由于缺乏各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多次出现因过度竞争导致的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为规范企业行为，一些政府部门开始组织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对外联系。这些行业协会一般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政府部门往往会派员兼任行业协会的领导，并为行业协会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而行业协会的成立也有利于政府部门规范行业发展、进行行业统计等行业管理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鞋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为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提升企业的质量意识，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1988年6月半官方性质的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宣告成立，鞋业协会与鹿城区鞋业质量整顿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鹿城区所有鞋类企业都加入协会。在授牌仪式上，协会联合370多位鞋厂厂长发出倡议：“凡我鞋业同仁，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温州打火机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互相杀价，产品仿冒之风盛行。为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1991年在先前由政府主导成立的鹿城区打火机整顿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经温州市政府授权，温州烟具协会可行使同业企业开业登记初审、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同行议价制约、新型产品维护权等权利。温州市工商联把发展行业商会作为重要工作，先后推动成立了五金商会（1993年）、服装商会（1994年）、灯具商会（1994年）、眼镜商会（1994年），促进了温州民间商会的发展。产业集群发达的温州，行业协会建设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等专业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客商众多、单次交易规模不大，由于交易复频繁等原因，容易引发各种纠纷。义乌市通过大力培育和发展“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1985年成立）和“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1995年成立）等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市场经营主体行为，促进了市场的持续繁荣和有序竞争。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专业经济部门与行政性公司逐步改组为各行业协会，我国的行业协会数量迅速增加。1997年，国家经贸委在温州进行行业协会试点。1999年，温州市出台了全国第一个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赋予行业协会16项职能。产业集群的制度性局限与治理的必要性、地方政府的开明与地方文化特色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温州的行业协会建设成效显著。温州市剃须刀行业协会（1999年）、泵阀工业协会（2000年）、合成革商会（2000年）、拉链商会（2002年）等都是在地方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假冒伪劣、无序竞争、人才无序流动等单个企业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时，由政府或代表性企业推动建立的。早期行业协会的各种经验教训是后期行业协会的重要参考，温州行业协会的发展引起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关注。
作为地方产业集群集体行动的主要载体，浙江各地的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环境保护、区域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影响日益突出。温州市烟具协会成立后不久就出台了《行业维权公约》，规定“凡经协会维权的产品（有效期内），如发现他人有侵权行为，一经查实，将对侵权产品的模具和专用夹具予以就地销毁，仿冒的产品和专用零配件给予没收”。后成立的温州锁具、剃须刀等行业协会也纷纷推出《行业维权公约》，加强行业自律。行业协会《维权公约》的出台，不仅减少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相互模仿行为，而且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了温州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升级。成立于2000年的温州合成革商会，针对合成革行业环保治污技术性强、治理工艺复杂等难点，牵头组织各种力量攻关，并在全行业中积极推广，不仅对会员企业提出2006年全面完成生产废水治理工作、残渣统一处置、车间空气达标、全行业停止使用甲苯等行业自律环保要求，还配合环保部门推动会员企业安装DM F（二甲基甲酰胺）回收装置，投资1100万元，成立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集中治污。2008年，温州合成革商会还成立了环保工作自查自纠宣传队，加强对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
2001年我国加入W T O，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关注，各种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由于单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承担国际反倾销调查、知识产权调查的成本，而政府又不便于直接组织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行业协会的治理功能日益凸显。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积极引导下，浙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产业治理功能。温州烟具协会、温州鞋革行业协会、舟山出口水产行业协会等在组织集群内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全省各地的产业集群日益认识到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集体行动、应对国际竞争等方面的重要价值。2005年，永康企业由于竞相压价痛失沃尔玛百万辆滑板车订单后，借鉴了温州行业协会的经验，成立了电动车汽油车滑板车行业协会，并出台了相关的维权公约，加强产业集群治理。
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跨区域发展和跨区域联系的不断增强，一些地方行业协会逐步向全省性行业协会转变。2003年，以海宁市经编协会为基础成立了浙江省经编行业协会。2003年，浦江制锁行业协会升格为浙江省挂锁行业协会。2006年，永康市电动车行业协会升格为省休闲运动车行业协会。依托诸暨珍珠与义乌饰品等产业集群，先后成立了浙江省珍珠协会与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通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积极参加全国性行业协会等活动，浙江行业协会在全国产业治理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至今已有各类行业协会（商会）2300多个，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行业协会与产业集群联系密切。
2006年，浙江省出台《关于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06〕57号），提出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加快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落实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代表、服务、协调职能，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形成适应浙江产业特点和企业发展需要，布局合理、覆盖面广、功能完备的行业协会结构体系，为浙江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由于行业协会的发展及其治理功能，受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组织、政府职能、文化传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浙江省内的行业协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各地行业协会在管理体制、职能作用和实际地位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许多行业协会的发展还存在着行业代表性差、职能发挥不到位、自律机制不健全、行政依附性强等问题。不少行业协会，特别是那些从政府部门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仍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由于政府功能过于强大或者职能边界不清晰，行业协会对政府依赖性较大，难以真正承担起因政府职能转变而赋予的职责，有些本应由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责也未能真正到位。
行业协会作为“行业的代言人”，主要代表的是企业主的利益，因此，行业协会的治理并不能完全反映产业集群治理的特点。集群作为企业、政府与相关社会组织的集合体，集群治理需要企业、政府与相关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工会改革的不断深入，浙江省各级工会组织根据浙江农村工业化与产业集群化发展与治理的需要，适时建立乡镇村级工会、行业工会、市场工会等新型工会组织形式，并创新行业工资谈判、集群职代会等产业集群治理模式，通过与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议、参与企业安全生产与劳动卫生管理监督、开展劳动竞赛与职业培训等途径，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产业关系的和谐稳定。
21世纪初，温岭市新河镇的羊毛衫产业由于进入门槛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企业间用工存在着大量无序竞争。各个工厂一到生产旺季就相互挖人，导致工人频繁跳槽，一到淡季就经常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引发停工和职工上访。2003年，当地113位羊毛衫企业老板联合成立了温岭市羊毛衫协会，试图通过协商，统一工价，规范劳动力市场。但是，这种由行业协会单方面定价的做法显然不尽公平。温岭市借助当地已经开展多年的“民主恳谈会”经验，开展一场由政府主导、工会出面、劳资双方参与的“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经过6次协商、10次恳谈后，最后确定行业普遍认可的最低工资标准。2003年8月，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工会与行业协会签订了《羊毛衫行业工资（工价）协商协议书》，协议书报劳动部门备案，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长兴县在中小型企业集中的乡镇建立集群职代会，并成立由乡镇工会、劳动、司法、工商、工办等机构人员组成的“职工代表巡视组”、“劳动争议调解组”、“安全卫生督查组”，督促检查集群职代会通过的“集体合同”、“工资协商”和“劳动安全卫生”等协议的落实情况。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集群职代会等集群治理模式通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协商，达成普遍接受的协议，从而协调产业关系，稳定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产业的有序发展。
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跨行业、跨区域发展，产业集群的治理也逐步呈现跨行业、跨区域发展的态势。2004年以来，义乌市连续举办“义乌论坛”，邀请省内外专家、义乌市周边城市政府代表，以专家演讲、交流对话等形式，就产业与市场互动、国际化与民营经济发展、自主创新合作共赢，利用义乌小商品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建立区域发展伙伴关等主题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促进了义乌与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联系，构筑义乌商圈的治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