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中国经济包括两个层面，即政治战略层面和金融层面：政治战略层面上做空中国，从中长期迟滞中国经济的发展，防止中国借力欧债、美债危机而迅速地崛起；金融层面是战术上做空中国，比如一些金融巨鳄联合对中国发动金融攻击等。
对于经济战，中国并不陌生，从建国伊始，中国就面对种种经济战争。
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枪声日渐稀少，硝烟缓缓散去，但新中国的经济情况却仍处在“战争”中，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资本主义势力还具有相当实力，他们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治理经济却要的0分。”的确，当时管理城市、管理经济的绝大多数出身军队，他们中很多人对经济一无所知，但却不得不扮演起经济领导者的角色。
1948年后的战争进展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全国解放比估计的时间大为提前，在1947年很多人还想不到会在1949年10月1日就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当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时候一片欢腾，但经济实际上却是一片混乱：市场动荡不安，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投机分子十分活跃。
战争越是往南延伸，国民党统治的后期的经济混乱就越严重，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两个中国经济的重心地区尤其如此。国民党在后期为了维持巨额军费，造成财政连年赤字，不得不滥发纸币，结果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如在法币崩溃前夕的1元钞票，其购买力实际上仅相当于抗战前的0.0000002元；1948年8月19日，法币崩溃，国民党政府就用金圆券取而代之，但金圆券也很快形同废纸，结果，建国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难以遏制的程度。另外，在建国后，国民党时期的900万军、政、公、教等人员基本上由新生政权全部包揽下来，这也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此外，连年的战争早已在全国各地造成累累伤痕，仅重点灾区就有700万灾民，城市中也有400万失业者，他们全都日夜盼望新政权的救济，为此，新中国一成立，就不得不增发货币，结果，这又造成两个月内货币发行量翻了两番，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连续发生了四次物价大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自然也让人心难以安定，国内民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和国际对新中国的形象都出现了下降和怀疑，1949年10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面对此情此景说：“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是应该好一点。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但怎样“对人民更好一些呢？”那就是尽快稳定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1949年，华北遭遇春旱，青黄不接，粮食紧张，上海的大米价格因此在6月至7月一个月内上涨了4倍，纱加上涨1倍；到10月份后，上海投机商们利用人民币大量发行造成货币贬值之机，开始与北平、天津等地的投机商们进行联合行动，集中抢购粮食、棉纱、化工、五金等人民必需品，结果这些商品价格每天竟然以20%-30%的幅度上涨，并蔓延至全国，形成了巨大的涨价风潮。
在国民党统治后期，随着金圆券的价值丧失，人们又开始普遍信任硬通货，银元成了市场上的主要货币。当上海解放后，人民币随着解放军的脚步也进入上海，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10多天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禁止以金银计价、流通使用和私相买卖，但上海的投机商们对此置若罔闻，并扬言道：“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由于国民党长期利用纸币聚敛钱财，早已造成了民众对纸币的普遍不信任，因此，市场上还是信任银元，结果人民币在上海的发行受到巨大阻力，相反金银的价格却猛涨，从1949年5月17日到6月9日的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1.9倍。为此，陈云等上报中央，紧急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棉纱等日常必需品，投放市场；另外，人民银行也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行为，大量抛出银元，坚决将银元价格打压下来，然后由银行收兑银元，并举办折实存款。
但这场银元对抗却不那么容易，6月5日，人民政府在上海市场集中投放了10万枚银元，然而却如同泥牛入海，竟然一点声息都没有这10万枚银元就被吞噬了，而银元的价格却继续上涨。在上海街头，到处都是敲着银元叫卖的“银牛”（即如同今天的黄牛），显然，投机商们早已准备，因此这10万银元早已被他们收没了。面对投机商们的肆意妄为，人民政府也多次发出了警告，告诫他们不要兴风作浪，否则将采取政治手段。
然而，这些投机商们对这些警告不屑一顾，仍然对抗中央银行的人民币政策，为此，上海军管会只能采取断然措施了。1949年6月10日上午9点半，上海的证券大楼内的交易正在进行，投机商们也正在连连出手，共同哄抬交易价格，这时，大厅外忽然疾驰而来10辆军车，车上迅速跳下两个营的解放军，然后直奔大厅冲了进来。这一天，共计抓捕了2100多人，其中238人被列入主犯名单。第二天，《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题为《检查投机中枢证券大楼，投机奸徒大批落网》的新闻。
经过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上海银元投机活动被有效遏制，接着全国许多大城市都采取了类似措施，如在武汉，就逮捕了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大钱庄；在广州，也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7家地下钱庄以及大量扰乱金融秩序的街头兑换店。结果，全国各城市的集中统一行动几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上海，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每块银元的价格就从2000元人民币猛跌到1200元，大米价格也迅速下跌了10%左右。
但显然，投机商们不会经历一次打击就罢手，就在爆发“银元之战”时，那些囤积粮食、棉纱、煤炭等涉及国计民生物资的大资本投机商们仍继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他们明确地叫嚣道：“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因此，全国的粮食、棉纱、煤炭等价格仍在持续上涨，在1949年10月至11月最为严重时，物价竟然在40天里始终保持上涨的态势。为了沉重打击投机商们，陈云等经济领导者很清楚，稳定物价的关键，就在于手中掌握市场主要物资的多少。因此，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调配物资，从11月15日至30日，每日由东北运粮1000万斤至1200万斤入关，供应京津地区。与此同时，将华中的棉花东运，把陇海铁路沿线的积压纱布运到西安。这样，陈云的手里就有了大批物资，11月25日，当物价上涨到最高峰的时候，陈云部署全国各城市统一行动，由当地人民政府集中抛售。这次全国大调配、统一抛售，无疑是对投机商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为了吸纳物资，这些投机商们也是集中了大量财力进行囤积，有的甚至不惜举借高利贷，然而，当市场上突然出现大量物资时，价格陡然下降，这就让投机商们顿时惊慌失措。全国各城市在10天里连续抛售，一开始投机商们还大幅吸纳，但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无力吃进如此多的物资，于是，当政府继续抛售物资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紧急将手中的粮食、棉纱等物资降价出售，结果，物价在数天里迅速下降了30%-40%。这一场经济战争，人民政府取得完全的胜利，投机商们许多血本无归，那些举债的人则宣告破产，而那些发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也有很多无法收回贷款，这场“米棉之战”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他们再也无力操控市场物价，人民政府也很开成立了市场交易管理机构，设立交易会，加强对市场的管理。
在这场“粮棉之战”中，同样也采取了强硬手段，如在1949年11月华北歉收时，北京粮食供应紧张，粮食交易所里挤满了购粮的人，粮食价格开始飙升。这时，一个拥有3家粮店和1家面粉厂的投机商，利用自己的3家粮店假买假卖，套购人民政府出售的低价小麦，然后囤积了50万斤，准备高价而沽，但北京人民政府掌握了情况后立即就逮捕了这一个“粮老虎”；另外，还有14家有同样行为的投机商也相继被捕。
在进行了“银元战争”和“粮棉战争”后，由投机商们所掀起的种种波澜终于被打压下去，但这只是遏制了表面风浪，没有解决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还没有解决国家财政的亏空和赤字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必须进行国家财政的统一管理。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而支出却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是由长期的战争所造成的，也就是战争年代所实行的财政分散经营和分散管理的政策，各解放区自成系统，自理收支——这种情形就好似欧元区建立之前的状况，只不过更为混乱；后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相当于建立了统一的欧元，但在初期仍然矛盾重重，或者说，今天的欧元就处在统一货币的初始阶段。当时尽管在建立中央银行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曾做过大量的统一管理的工作，但由于当时战争还在继续，全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实际上的统一管理还很局限，尤其是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实际上中央政府是空有其名，大部分地方财政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这就造成了中央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不得不依靠增加人民币的发行来维持，这样就加重了通货膨胀。
直至建国后，才逐渐把地方财政权力收归中央，进行了几个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如此才最终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已经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印钞纸，这等于暂时切断了中国央行人民币的供应；而且，苏联利用手中的印版印制了大量人民币，然后投放在东北和新疆，干扰中国经济。
由于突然收回苏印“三种票”导致市场上大面额钞票严重不足，为此中央人民银行迅速行动，在收回“三种票”的同时，即从1962年4月20日起，开始发行我国自行印刷的5元券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