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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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5月9口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七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7月12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

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

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让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

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来宾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敷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

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采作指导,这是很对的。

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别人中共新领导班子候选名单。

内中有:42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湛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道地的海员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兆“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二当选中央委员。

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

“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

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

根据会泌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淳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

7月12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屯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个月。从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5月9日,三常委,即陈独香、李维汉、张国焘;

7月12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并载人了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为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一三九号(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1983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却认定鄱阳街的一二三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号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

“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1931年5月任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中共开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