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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章 孙嘉淦为官八约自戒

清朝初期,由于统治者采取许多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形成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太平兴盛的景象,被人们称为“康乾盛世”。在这一时期,出了许多有名的文臣,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孙嘉淦,就是其中的一位。

孙嘉淦,字锡公,清山西兴县人。他自幼家贫,但好学不倦,白天到田间务农,晚上刻苦读书。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年,他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位,从此走上仕途。孙嘉淦走上仕途后,以居官清廉,克己修身,直言敢谏而闻名。

公元1722年,雍亲王即帝位后,下令让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孙嘉淦在上书中,针对雍正残酷杀害亲兄弟,对西北连年用兵、加重百姓赋税等事情,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见了孙嘉没的上书大怒,说:“翰林院之中竟有这样的狂徒”。大学士朱钱在一旁劝道:“孙嘉淦虽然狂妄无知,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这种胆识,我也很佩服。”于是雍正下令,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连续升迁,官至刑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就在他官运亨通之时,有一次因为得罪雍正皇帝,被治罪关到狱中,后又贬官到户部银库当一名小会计。孙嘉淦被贬为会计后,毫不屈节丧志,而是兢兢业业,勤于职守,公正持重,与手下库卒甘苦与共。户部尚书果亲王允礼,听别人中伤孙嘉淦,说他被贬到银库后,仍然大摆大臣的架子,盛气凌人,而且还接受别人的贿赂。允礼于是亲自带人到银库去检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孙亮治正与银库的吏卒们一起干活。允礼问孙嘉淦有没有接受别人的混路,孙嘉淦把允礼带到一间房里,别人送的贿赂都在这里,孙嘉淦丝毫未动。允礼很受感动,就如实报告给雍正皇帝,雍正下令恢复孙嘉淦的官职,任命他为河东盐政。

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孙嘉淦见乾隆年轻,只有25岁,恐伯他不能治理好国家,便上著名的《三习一弊琉》。《三习一弊琉》的中心思想,是要求皇帝修身治人治国之时首先就要注意治己,克服在用人、办事等方面偏执顽固,以自己的喜好决定事情的毛病。在奏章中,孙嘉淦总结历史经验,把皇帝常犯的毛病概括为“三习”,即:耳习、目习、心习。所谓耳习,是指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出一言发一令,听到的称颂之声远多于针砭之词,如果做皇上的过于习惯臣民的颂扬之词,就会听不进忠贞正直之言。所谓目习,是指皇帝所看到的,都是对自己的顺从和千依百顺的臣子,长此下去皇帝就会习惯于大臣们的恭顺,而容不得任何不顺从。所谓心习,是指皇帝由于自己的一切要求都能照办,久而久之使得皇帝骄慢之心渐起,只喜欢阿谀奉承,绝对顺从,而不喜欢哪怕稍微的违逆。这三习既成,就生一弊,这一弊就是宠爱任用馅媚奉承的小人,而疏远耿直中正的忠臣,即“喜小人而厌君子”。皇帝为小人所包围,国事难免混乱,势必危及国家。孙嘉淦在奏琉中还分析了造成“三习”的原因,是皇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因此皇帝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善于明辨忠奸,采纳正确意见,从而治理好国家。孙嘉淦的这份奏疏,深受乾隆和朝中大臣的称赞,也探受后人的褒扬。

孙嘉淦以后曾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在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以“居官八约”为戒,奉公守法,廉洁自守。孙嘉淦的“居官八约”是:“事君驾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础其无用,自守独避人,以清爽摄取。”意思是:对君主忠诚而不自我炫耀;与同僚共处谦恭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求功名;办事只限于除去弊端,说话删去无用的词句,不结交权贵和结党营私,生活力求简朴以保持廉洁。

孙嘉淦在历任各种重要官职的时候,都以这八约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力除弊政,为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他处处为民着想,对收受贿赂的行为深恶痛绝,不但自己完全杜绝,对自己的下属也严格要求。因而,孙嘉淦的官威声望都十分好,直至去世除了恶言中伤的,孙嘉淦在自守自制上,从没落人口实。

乾隆十七年,孙嘉淦放任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第二年因病去世,享年71岁。孙嘉淦死后,乾隆皇帝赐送号文定。

修身点拨

直言敢谏,在一口众声的颂扬中,甘愿冒丢掉性命的危险,说出自己为坚持儒者应有的道德操行而言的意见,这是为人臣者最难得的品性,也是为人修德中最难逾越的关槛。毕竟无论是身在上位者,还是普通人,忠言逆耳是必然的事实。在众人为趋利避害而一致大谈违心之言时,能不为这样的趋势所动,坚持自己的操守,也是儒家修养中慎独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