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由于统治者采取许多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形成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太平兴盛的景象，被人们称为“康乾盛世”。在这一时期，出了许多有名的文臣，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孙嘉淦，就是其中的一位。
孙嘉淦，字锡公，清山西兴县人。他自幼家贫，但好学不倦，白天到田间务农，晚上刻苦读书。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１７１年，他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位，从此走上仕途。孙嘉淦走上仕途后，以居官清廉，克己修身，直言敢谏而闻名。
公元１７２２年，雍亲王即帝位后，下令让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孙嘉淦在上书中，针对雍正残酷杀害亲兄弟，对西北连年用兵、加重百姓赋税等事情，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该“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见了孙嘉没的上书大怒，说：“翰林院之中竟有这样的狂徒”。大学士朱钱在一旁劝道：“孙嘉淦虽然狂妄无知，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这种胆识，我也很佩服。”于是雍正下令，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连续升迁，官至刑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就在他官运亨通之时，有一次因为得罪雍正皇帝，被治罪关到狱中，后又贬官到户部银库当一名小会计。孙嘉淦被贬为会计后，毫不屈节丧志，而是兢兢业业，勤于职守，公正持重，与手下库卒甘苦与共。户部尚书果亲王允礼，听别人中伤孙嘉淦，说他被贬到银库后，仍然大摆大臣的架子，盛气凌人，而且还接受别人的贿赂。允礼于是亲自带人到银库去检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孙亮治正与银库的吏卒们一起干活。允礼问孙嘉淦有没有接受别人的混路，孙嘉淦把允礼带到一间房里，别人送的贿赂都在这里，孙嘉淦丝毫未动。允礼很受感动，就如实报告给雍正皇帝，雍正下令恢复孙嘉淦的官职，任命他为河东盐政。
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孙嘉淦见乾隆年轻，只有２５岁，恐伯他不能治理好国家，便上著名的《三习一弊琉》。《三习一弊琉》的中心思想，是要求皇帝修身治人治国之时首先就要注意治己，克服在用人、办事等方面偏执顽固，以自己的喜好决定事情的毛病。在奏章中，孙嘉淦总结历史经验，把皇帝常犯的毛病概括为“三习”，即：耳习、目习、心习。所谓耳习，是指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出一言发一令，听到的称颂之声远多于针砭之词，如果做皇上的过于习惯臣民的颂扬之词，就会听不进忠贞正直之言。所谓目习，是指皇帝所看到的，都是对自己的顺从和千依百顺的臣子，长此下去皇帝就会习惯于大臣们的恭顺，而容不得任何不顺从。所谓心习，是指皇帝由于自己的一切要求都能照办，久而久之使得皇帝骄慢之心渐起，只喜欢阿谀奉承，绝对顺从，而不喜欢哪怕稍微的违逆。这三习既成，就生一弊，这一弊就是宠爱任用馅媚奉承的小人，而疏远耿直中正的忠臣，即“喜小人而厌君子”。皇帝为小人所包围，国事难免混乱，势必危及国家。孙嘉淦在奏琉中还分析了造成“三习”的原因，是皇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因此皇帝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善于明辨忠奸，采纳正确意见，从而治理好国家。孙嘉淦的这份奏疏，深受乾隆和朝中大臣的称赞，也探受后人的褒扬。
孙嘉淦以后曾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在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以“居官八约”为戒，奉公守法，廉洁自守。孙嘉淦的“居官八约”是：“事君驾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础其无用，自守独避人，以清爽摄取。”意思是：对君主忠诚而不自我炫耀；与同僚共处谦恭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求功名；办事只限于除去弊端，说话删去无用的词句，不结交权贵和结党营私，生活力求简朴以保持廉洁。
孙嘉淦在历任各种重要官职的时候，都以这八约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力除弊政，为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他处处为民着想，对收受贿赂的行为深恶痛绝，不但自己完全杜绝，对自己的下属也严格要求。因而，孙嘉淦的官威声望都十分好，直至去世除了恶言中伤的，孙嘉淦在自守自制上，从没落人口实。
乾隆十七年，孙嘉淦放任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第二年因病去世，享年７１岁。孙嘉淦死后，乾隆皇帝赐送号文定。
修身点拨
直言敢谏，在一口众声的颂扬中，甘愿冒丢掉性命的危险，说出自己为坚持儒者应有的道德操行而言的意见，这是为人臣者最难得的品性，也是为人修德中最难逾越的关槛。毕竟无论是身在上位者，还是普通人，忠言逆耳是必然的事实。在众人为趋利避害而一致大谈违心之言时，能不为这样的趋势所动，坚持自己的操守，也是儒家修养中慎独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