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再现】
王右增、李玉华曾是江苏省无锡市某企业的下岗人员，后来这两位兄弟般的好友同时创业，各自经营一家同类性质的公司。开始的时候，双方的经营状况还差不多。但一年之后，当王右增开始考虑如何壮大自己的企业，考虑如何长远发展的时候，李玉华却资金耗尽，面临破产的境地。求贷无门的李玉华着急地求上门来，面对多年的朋友那羞愧落魄的样子，王右增虽然非常清楚李玉华根本不是经营企业的人才，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将原计划用来扩大生产的资金资助好友。然而几个月之后，李玉华花光了借来的钱，可企业却毫无起色，而王右增也因为这笔不小的“友情投资”，使公司因资金紧张而陷入恶性循环，一蹶不振。
【问题分析】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在中国商界既是历史又是现实。中国商潮初起之时，家族经济大多是从夫妻店开始的；即使与别人合伙，合伙的对象也得是亲朋故旧，这样才能靠得住。这就是当时条件下人们对待商业伙伴的看法。后来虽然实践证明亲朋故旧并不一定是最可靠的，但是商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是开放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伙伴，而是进一步收缩眼界，除了兄弟、夫妻、父子外谁也不相信。这一方面说明了商人们的胆识、胸襟以及家族经济的体制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另一方面，也再一次证明了传统观念、现实环境对人的行为影响之深之大。正因为是夫妻店、哥俩好、父子公司，中小企业大多存在着财务上“公”“私”不分、决策经营内外有别、内部管理协调靠人情而不是靠制度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
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常常嘲笑西方社会人情的冷漠，老子住儿子的店要交钱，儿子在老子的公司工作也要按劳取酬，并要像其他员工一样受到公司规章的约束，当初我们对此并不理解。现在看来，这些嘲笑恰恰反衬出我们观念的落后。按照我们的观念，既然企业是我自己的，那么，我和我的家人甚至好朋友需要拿企业、用企业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大家为企业出力也是不计报酬、天经地义的。
这在创业时期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企业一做大，问题就来了：首先，“公”“私”不分必然导致企业成本观念淡薄——一些个私企业老板只是觉得手头比以前宽裕了，问他赚钱了没有，赚了多少，他答不上来；一旦“气候”冷下来或竞争加剧了，怎么应对，该从哪些方面削减成本，他不知道。其次，“公”“私”不分积累起来，总有一天会引发内部利益之争，轻则大大消解核心竞争力，重则会导致企业解体。我们一些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们常常是“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企业做得刚刚才有点“眉目”，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兄弟之间便为利益分配问题而大打出手，企业的前途也就因此被断送了。这仅仅只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吗？不是，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严格的“公”“私”之分，在于没有从小生产、小农经济中出来，没有树立“公”“私”分明的现代理财观念——既然叫“公”司，哪怕是个人独资的，那也得“公”“私”分明。
由于“公”“私”不分，决策经营自然就“疏不间亲”（与老板越亲近权力越大）。我们的很多中小企业财务主管不是老板的妻子就是老板的小舅子，据说南德公司兴盛的时期牟其中夸口说他老婆任何时候都可以调动1亿元资金；爱多经营的核心权力（资金调动权）只掌握在胡志标自己和他老婆两个人手里，其他总裁甚至连资金流动的知情权都没有。越到后来（危机爆发的时候）便越是如此——只要是“公”“私”不分，就必然是任人唯亲，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以“功绩制”（升职、加薪、休假等均以功绩大小为标准）为特征的现代人才使用制度，企业当然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团队精神，更谈不上企业的凝聚力和企业文化了。纵使老板有“三头六臂”，这样的公司能有竞争力吗？！
我们不能一概地否定家族式的企业制度，家族式企业成功和长久兴盛的例子比比皆是，海外华人、意大利经济中的家族式企业最成功也最典型。我们必须予以抛弃的是以人情关系而非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公”“私”不分的陈旧的理财观念。
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曾经这样抱怨：“我每天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官场，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去镇压或安抚‘内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去搞业务（恐怕这三分之一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用在怎么去钻法律的空子、怎么走“快捷方式”赚钱上，而不是用在研究市场和开发新产品上！），你说我这个老板当得还有什么劲啊！”应该说，这个老板抱怨的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很显然，中小企业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管理是难以在市场竞争日益全球化的21世纪挑起民族经济“大梁”的！于是，人们便认为，中小企业也有体制问题，也要进行体制改革。
笔者认为，在改革之前家族经济必须首先扔掉“人轻自轻”的“短板”，实现从“草莽”到“绅士”，从依附人格到独立人格，从“公”“私”不分到“公”“私”分明的彻底转变。
当武东福做企业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武东福没有忘记那些江湖上的朋友，将他们都召之麾下，给予最好的待遇。甚至有时候，武东福宁肯自己吃亏，也决不肯让朋友吃亏。这些朋友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予了武东福最大的帮助。武东福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样也离不开这些朋友的帮助。
身为湖南衡东现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武东福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个白手起家的典范。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某国防工办搞乳化炸药承载体，请了许多的专家学者也没有弄成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武东福听到讯息后主动上门请缨。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是一个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的年代，某国防工办竟答应了武东福的请求。要是放到如今，这真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而武东福竟也就将这个众多专家学者也没有搞成的东西搞成了。武东福声名大噪，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连中央电视台都来做了专题报道。因为搞的这个乳化炸药承载体与节能有某种技术上的联系，武东福顺势成立了一个节能工程公司。仗着武东福的“名人”效应，公司很快搞得红红火火。武东福成为了“湖南省第一个百万富翁”，“湖南首富”的帽子落在了武东福的头上。武东福想自己能有今天，全亏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帮农民兄弟瞧得起，现在自己富了，不能亏待了这帮兄弟。
武东福就想着法子帮着他的这些兄弟。他在自己的节能公司底下成立了十几个分公司，好兄弟一人一个。武东福规定这些分公司只需要向上级公司交一些象征性的管理费，其他赢利都是自己的。这些兄弟怎么回报武东福呢？他们开始还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按期上交管理费，慢慢有人就看出武东福“仁慈”、“好说话”，于是管理费不交了，管理费慢慢变成了白条。武东福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们将白条兑现。不但管理费不交，这些兄弟还想方设法从武东福的总公司弄钱。他们要求武东福担保贷款，武东福总是有求必应。武东福讲义气，这些兄弟算是看清楚了武东福，并且吃定了武东福。为了照顾与自己一起打江山的这帮农民兄弟的面子，在武东福经营公司的这些年里，衡东现代节能工程公司从来没有向外面招聘过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和大学生。武东福的理由是：“这些人进来之后，会看不起我这帮农民兄弟。”
武东福还是一个非常讲社会责任感的人。在衡东当地，到处都树着刻有武东福名字的功德碑，几乎每一块碑后，都是一大笔捐款。武东福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凡是自己获得了一块钱的利润，就必须无偿地捐出8毛钱给社会，自己只留下2毛钱用于发展。不但自己这样做，武东福同时要求分公司经理，他的那些农民兄弟必须三七开，赚一块钱，自己只可留3毛，7毛要捐给社会。武东福的兄弟们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反正武东福自己是严格做到的。
武东福的企业办了十几年，自己的账上竟然没有一分钱的积蓄。这样靠义气经营的企业，分光用尽的办企业方式，企业的发展后劲可想而知。湖南衡东现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在经过最初几年的红火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沉寂。由红火而至平淡，由平淡而至落寞，可叹武东福自己竟毫不自知。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捐出了100多万元去搞光彩事业，帮助穷人。
武东福很快变成了一个穷人。2000年8月，武东福因为一张别人拿来抵债的价值2.084万元的虎皮被警方拘捕，在牢里坐了4个月。当武东福出来后，发现自己昔日的那些兄弟早已作鸟兽散，十几家分公司只有两家分公司的兄弟还在坚定地等着武东福，要与武东福一起东山再起。武东福心灰意冷，将他们尽行遣散，不但如此，武东福还坚决地与自己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武东福的理由是：自己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连累别人。
说到底，武东福是落在“义气”、“感情”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武东福，做人是个绝对的好人，但是做企业非垮不可。“只愿君心似我心”这样的事，在现代社会哪里去求？武东福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武东福早生个千把年，比如说在大宋时代，在水泊梁山，武东福绝对是个一等一的好汉。但是在现代社会，现代企业讲究的是个制度，照章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武东福的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
当感情战胜理智，很多不可思议，甚至荒唐的事都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