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电影，这部片子冗长乏味，看过后连片名都忘记了，但其中的一句对话，却令我忍俊不禁，至今难忘。记得好像是一艘客轮靠上了古巴的港口，可能是哈瓦那吧，一个西方人对主人抱怨，在古巴除了卖糖的就是妓女。主人回答说，没办法，我们穷，只好有什么卖什么。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概很少能有摆脱这种“有什么卖什么”境地的。不知道发展经济学讲不讲这样的内容，不过从卖原料到卖皮肉，确实代表了落后国家在搭上世界资本主义快车后，最重要的经济行为。当年日本明治以后，也曾在组织走私的同时出口南洋姐。中国原以为经过革命可以跃过这个阶段，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不过，在这里，我想讲的并不是现今我国经济上资源的大出口，和在扫黄的大扫帚下活跃依然的“小姐”们的营生，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卖”，可以称之为职业或者制度上的“有什么卖什么”。
大概“文革”的高潮一过，人们定下神来发现自己还要吃要喝时，有什么卖什么的风气就渐渐出现了。为此，有关方面甚至发动过运动尾巴，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再加上批“走后门”，结果是后门堵上了后墙却塌了。社会上许许多多的职业忽然间都有了交易的价值，从卖肉卖菜的平头百姓到政府机关的头头脑脑，就连看澡堂子的大爷，也可以让熟人白洗几回澡。越是短缺的社会，似乎可以用来“卖”的职业就越多，就连一般的工人也可以做点私活或者顺点东西与农民换点玉米棒子什么的。不过，那时候还属于“初级阶段”，所有約职业交易基本上限于为自家换点口腹之欲之类的小好处，敢于大把捞钱的人还是少数。在计划体制下，国家政权无所不在，官员是国家干部，工人是国家工人，大概除了倒霉的农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包含了国家财富的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可是人是活的，既然将之当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那么就意味着人人都分管着这部机器的一小部分。当革命的理想与共产主义道德在现实中坠落之后，原来的约束自然逐渐化为乌有，凭借职业为自己谋一点利益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的挺进，国家政权逐渐撤出了一些社会和经济领域，于是这些领域的职业不再具有可“卖”性，原来盛行的商业领域的走后门变成了陈年旧事，即使没有说相声的讽刺，一向脸色难看的售货员小姐也渐渐会笑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职能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转变成服务的时候，不知怎么在半道停了下来，由管理变成了收钱。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特别是直接“服务”于经济的部门官员的含金量陡增，而产生官员这种下金蛋的母鸡的部门，更是身价百倍。不仅官员的职业值钱，连这些部门招的临时工都神气活现。几乎任何党政部门都能管点事，连一向是清水衙门的宣传部，也可以插手传媒的出版业，所以也不愁没有作威作福伸手要钱的地方。面对巨大利益的诱惑，一没有大众媒体的盯梢，二没有民意机关的监督，人非圣贤，谁能抗得住？加上本来社会已经形成了借职业捞好处的风气，现在只是将规模弄大一点而已，如果说原来的“卖”还有点变相和遮掩的话，那么现在则变成了明码标价的随行就市。那些政府尚未撤出或者没有完全撤出的经济领域，如铁路、银行、电信、民航、邮电等部门，也挟政府之威一头杀人市场，大小职员都可以发点卖职业的财．不管设置多少监督部门，最后监督都变成变相的分肥，监督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将自己的好处分出一些来给自己的监督者，最后每年抓几个“倒霉”的交差，大家共同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实际上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职务来卖钱，职务的含金量大点，比如说有什么特别值得追求的项目的审批权之类，卖得就好，要价高不说，而且绝对的卖方市场，人家得求他。不仅机构在“卖”权力（不然的话，怎么同样的政府部门，会出现如此苦乐不均的现象），各个机构中的人，也在顺手卖，买的人除了孝敬机构之外，更重要的是孝敬办事的当事人，从各种“长”到具体的“员”，个个拜到。
不知怎么一来，上面再给政府和事业部门人员好处的时候，往往变成了只给政策不给或者少给钱。结果为了兑现这种政策，各个部门只能去“创收”，创收无论大小，都是凭借着部门拥有的那点权力，所以实际上等于是制度化的“权钱交易”。没有权力的单位，比如学校，就卖入学指标（中学），卖文凭（大学）；以各级党校系统最为活跃，到下面去看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的“毕业生”，已经成百万。县级政府的头头脑脑，又有多少被党校“培养’成了硕士和博士，真是个说不清的事情。其实，除了中央党校之外，各级省党校根本就没有博士授予权，有硕士授予权的都是很少的几个。这期间，有多少钱流入了部门，又有多少流入了经手人的腰包，又有谁能弄得明白呢？
有什么卖什么的流风所及，连那些在公司打工的人也被熏染，连外企员工也不能幸免。大家在给老板做的同时，只要方便，总是忘不了顺手为自己做点买卖，哪管这种自己的买卖其实也是凭借人家老板给的职务之便，还真的时闻不少老板（包括外企的老板）被这种行为害得破了产。
当年的古巴，有什么卖什么是因为实在太穷，而我们现在据说已经不太穷了，至少城里已经不那么穷了，是不是稍微收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