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会看书的时候（可能是9岁左右），我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随便而且天天地看书，因为在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图书管理员可以一天天地坐在那里没事干，所有的书都可供他们自由地支配。那时的我有点自闭，说话口吃，很不愿意跟人交流，所以，就是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做图书管理员的确是最合适于我的职业了。
中学毕业因为犯了当时的忌，遭到批判，图书管理员这样的活自然轮不到我，因为那是个轻松的好活，于是被发配下去放猪。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高兴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跟或者少跟人打交道了。当时不仅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做梦也想不到最终我会做教师，然而，后来的后来，我真的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教书匠，而且一千就是几十年。
在大学里做教书匠往往被人称为学者，但南郭先生其实也不少，我自己算不算学者，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又不太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职业是个能说话的职业，上课可以说，下了课也可以说，还可以变成铅字发表，让更多的人看你想说的话。一个人看了些书，想了些事情，当然难免有话要讲，活了若干年纪，经历了若干事情，当然也难免有话要讲，做教书匠的好处就是，当你有话要说的时候，有地方让你说。
我现在的职业比起小时候想做的图书管理员来，面上光了许多，人前人后，人家都尊你为教授什么的。据某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这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还排在前几位，国家和学校都在不时地往大学教师群里散点钞票，当年劳体倒挂的牢骚，不知不觉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可是，现在的教授，读书的时间却少了，至少比某些图书管理员还少，然而文章却多了很多，真不知道国家和学校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催出这么多说不清写了什么，也没有人看的文章干什么。从小，大人就教育我，做什么都要对得起付你工资的人；这么多年，我也总是把这话转给我的学生。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一不种地，二不做工，三不参加管理，做点研究，当然要研究点真问题；水平实在不高的话，至少要说点实话、真话，也好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对得起纳税人的钱。
下面的文字，都是近年发表在《读书》、《书城》、《随笔》等杂志上的一些随笔，属于随时有话想说就说出来的零散玩意，拢在一起，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小结。
读史乱弹
我最爱读的是史书，因为那里有故事，有情节，有趣。读完？以后，掩卷而思，往往还会有所悟。有所悟或者自以为有所悟之后，往往就会涂上几个字。过去，官方将昆曲之外的各种地方戏曲，统称为乱弹，意思是上不？大雅之堂的东西，作为一介学术的门外汉，所读所感，同样上不？台面，也就是乱弹而已。
财富，模糊的边界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两千多年吧，使用的货币是一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可能从秦五铢就开始了）。将钱做成这副模样，当然有浇铸之后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着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枚小小的铜钱，蕴涵了天地宇宙。晋人鲁褒《钱神论》言道，“体圆应乾，孔方效地”即此之谓也。不过，这样一来虽然气魄够大，可也有麻烦，因为宇宙在中国人认识中还有另外一副模样，那就是混沌，所以连带着钱这种财富的表征，也不免混沌起来，也就是说，财富的所有权含糊不清。
就拿传统的中国人认为最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来说，虽说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张家买李家的地，请来中人，写好契约文书，方位标志一清二楚，连一个垄沟都不错，地契在谁那里，地就是谁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还是你的。明清之际江南盛行永佃权，田地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别典卖，按说物权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层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国家因“国家需要”看上了谁家的土地，那么二话没有，你就得让出来。仁慈一点的还有点补偿；横的主儿，连象征性的补偿都没有，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含糊的。
连脚下最坚实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财产的边界就更糊涂。中国人一向号称以农立国，但几乎人人都爱经商、也会经商，富可敌国的巨贾自不消说，农夫村妇也断不了推着挑着挽着篮子去赶集。挣来的钱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霉赶上了贪婪的官儿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说不定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七品县令，想要让一个有钱的主儿倾家荡产，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要不然怎么会有“破家县令”这个说法呢？秦汉时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的商人开刀，商人的钱就变成了国家的钱。
后来“市籍”这种贱民称号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挣得的家产还是不保险。于是讲究一点的赚了银子就去买地，让自己变成地主，然后课子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性急的干脆大把银子买个官当，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总之是让自己或者子孙从铁砧化为铁锤，重则让人家破家，轻则保自己的家。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确保家产无忧吗？好像也未必。政坛风云，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罢官抄家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石崇富甲天下，连皇帝帮着自己的舅家王恺跟他斗富都斗不过，厕所里花团锦簇，香气扑鼻，有美婢二十四小时值班，高捧手纸伺候，害得客人进去以为误闯了他家的内室。结果呢，风向一变，照样家产籍没，身首异处，最心爱的歌妓绿珠也被连累跳了楼。当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墉一样（此公有盐商的家底子），天天多磕头少说话，安享富贵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点，但同样不等于进了保险箱。比如和珅吧，虽然已经被眼下的媒体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贪，好像十恶不赦的样子，其实此公八面玲珑，不光只讨乾隆皇帝的欢心。钱是捞了不少，不过大多出于人家的主动孝敬，比起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来，格调显然高多了。然而，和珅多年攒下的家当，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姓他钮祜禄氏，而是被后来的皇帝嘉庆拿去了。原因呢，当然有十大罪状，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维铮先生说的，连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剿得国库空虚，害得嘉庆心里空落落的，只好来个“和砷跌倒，嘉庆吃饱”，其实也就是半饱，君不见，从此以后，嘉庆再也没有像他爹一样南巡找乐子了。
最要命的是，相当多对私有财产的剥夺，都有着相当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道德意味过于强大的“公”与“私”的概念。那个出过“何不食肉糜”笑话的昏君晋惠帝，听见虾蟆叫，问道：“为公乎，为私乎？”看来他并不是真的糊涂，王朝政治的要害就是这么点事，无非是公乎私乎，公私要平衡了，国家也就太平了。只是平衡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国家不言而喻地体现着“公”的一面，由公而剥夺私，即使手段不那么光明，道理上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有的时候，所有的鬼魅行径，只要挂上了公的招牌，就可以堂皇地行来，官吏们假公济私自然也就难免。可是说到底，那个时代的“公”其实也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私”，皇帝以天下为家，天下也多少有皇家家产的意思，君不见，昔日的沛上无赖刘邦做了皇帝，就跟他老子吹牛，说是你从前老说我没有我家老二能置家业，现在看谁挣的家业大？
古往今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认为那是刘家和李家的天下，也都认可刘家和李家对他们土地财产的征用。只要这种事情别太频繁，别太无度。当然，那些当官的更是认可来自皇权的“公”的肆虐，落难倒霉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的脾气，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抄走。明朝万历年有过不小的作为，也捞了不少钱财的张居正，得意的时候日食万钱还说没有下箸处，死后家产被抄，一家十几口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活活饿死，竟没有一个人有过冲出来想点办法的念头。
其实，就是在私的领域，财产权也不那么清楚，一个人只要有点出息，家族的负担马上加重，人人都认为可以沾上点光。手里有点银子，需要管的人就多。陈毅回忆说，他小时候很穷，舅舅做了一个管一块小地方的九品巡检，他就可以跟着上任，打打秋风。实际上，几乎每个做官的，后面都要管一大家族的人（叫他们怎么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结果，财产权多少也就模糊了。
中国有《易经》，总是变易，按老百姓的话说是“富不出三代”，用贾府里小红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对于文学艺术可能倒是有点好处，不然《红楼梦》怎么出得来？可是这样下去，社会的资产却总是难以积累起来。西方的历史短，但人家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家族，连日本也有三菱、三井这样绵延几百年的老商社。而我们的老字号，充其量也不过是卖卖鞋袜、烤鸭和剪刀的店铺，汉、唐、宋甚至明代都有过的大规模手工业工场，一个个都灰飞烟灭了。古罗马多数时候也是帝制，不过《罗马法》却把物权界定得清清楚楚，罗马皇帝可以砍大臣的头，但想没收财产可就难了。关键是，人家文艺复兴接上古代的茬，由市民社会走向现代，而现在的我们偏偏要跟人家学，学了技术还要坐人家的板凳（入世），据说还要遵从人家的游戏规则。可是，人家规则的基石就是物权，即私有财产权，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
我看，实在没辙，咱们回去算了，套一件大号的长衫，连头带脚裹起来，保管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