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做了一次题为《读书杂谈》的演讲，当讲到要正确对待文学批评的时候，他首先分析了中国批评界的现状，指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为了讲清其中的道理，鲁迅便在演讲中穿插了一个印度故事——一个老翁和一个小孩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出去卖，货卖出去了，孩子骑驴回家，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孩子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让小孩徒步；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上，后来看见的人都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就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这则穿插在演讲中的故事形象生动，道理浅显，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的论断，而且还为下面作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因此，鲁迅接下来的分析，便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说：“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引，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最后鲁迅这样告诫听众：“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从这则事例中可以看出，演讲者使用穿插法，其作用除了要使事理说得更为形象、深刻外，还能调节会场的气氛，增加听众的兴趣，从而获得最佳的演讲效果。所以，那些老练成熟的演讲家，往往都是对穿插法运用自如的行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穿插些什么，也知道什么地方必须穿插什么，以此来增强演讲的效果。
设置悬念能激起听众的兴趣，引起听众的关切，争取听众的参与，这些是一般的演讲口语所做不到的。设置悬念的方法虽然很多，但是，使用时必须紧扣演讲的主题，精心选择能激发听众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悬念在演讲中的作用。否则，脱离主题，乱设悬念，反而会引起不良效应。
那么，怎样才能引起听众的兴趣呢？有一个方法，即一开头就制造悬念。
什么是制造悬念呢？制造悬念就是先不把要谈的对象或正面意思明确告诉听众，而让听众去关心、去猜测、去推究、去追问（在内心），吸引他们急切想知道下面内容，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制造悬念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听众的好奇心理，引起他们对演讲者要讲的问题的兴趣与关注。
设置悬念的方法很多，如在演讲的开头设置悬念、运用设问设置悬念、运用间歇和停顿设置悬念、通过物件设置悬念，等等。
许多著名的演讲家，也常常用设问的方法来制造悬念。设问，是一种无疑而问，也能让听众产生悬念。
李燕杰在《塑造美的心灵》的演讲中，就是用设问的手法来制造悬念的。他说，两年多前，在我们师范学院发生了这件事：国庆来到前夕，团支部让每个团员在一小时内完成一篇题为《国庆观感》的文章。几天之后，他们把文章交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别人认为不够好，我看了几遍，却觉得应该肯定，拿起笔来写了三方面的优点。“三个优点是什么？暂且先不说。”
在这篇讲演里，李燕杰首先介绍了别人认为“不够好”的文章，而他却肯定了这篇文章，并指出文章有三个优点。至于是哪三个优点，他却按下不表。这种方法，犹如说书中“甩包袱”的手法，放到后面才“亮”出来。听众出于好奇心理，就会被这种悬念紧紧地吸引住，直到听出结果为止。
有的演讲家，在演讲过程中故意停顿下来，目的也是为了制造悬念。这是因为，间歇和停顿也会产生一种悬念的效应。美国总统林肯就常用停顿来设置悬念。每当他要讲出一个重要思想，并想把这一思想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中时，就将身子略微前倾，两眼直视听众的眼睛，好久不发一言。他这样做，就是要调动听众的情绪，加深听众的印象。
言语变异在演讲中经常用到，言语变异的恰当运用也能给演讲增添许多亮色。言语变异是比较灵活的一种语言技巧，在使用时可以通过特别语体渗透、特定的情境和特有的修辞技巧等方法形成言语变异。
特别语体渗透形成言语变异
一次，李燕杰同志在美国纽约演讲，当揭露叛国分子王××时，一位美籍华人问：“请李先生回答，王××在他创办的杂志《中国之春》上揭露大陆弊端，到底是不是事实？”李燕杰从容应答：“大部分是事实，但是他讲的这些事实，是‘过去完成时’，谁想了解大陆情况，请听本人的！本人讲的是‘现在进行时’！”
话毕，全场笑声顿起，掌声不断。很明显，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因为那几个语法专门用语，而这些语法用语又直接取自那个国度，因而既使人感到新颖又使人感到亲近——这是科技语词渗入谈话语体的典型例子。当今科技语词一跃而成为语词世界的“超级大国”，不断地对其他语体进行“侵略”和“渗透”。我们常谈到这样的标题：《人生的不等式》、《真理的参照系》、《理想的坐标》、《谁给历史发展增添了加速度》等，这类标题往往都悦人精神，新人耳目，通体发散着“现成话”难以具备的动人魅力。
这种言语变异是在甲语体中“引进”乙语体的专门语词，形成不同语体语词的交相融合，从而收到一种特有的情致和效果。
在演讲中，与科技语词“渗入”的情况相媲美的，还有政论语词的广泛“渗入”。
“笑星”姜昆，在他的《理想纵横谈》的演讲中，有这样的话：“我们有些留学生跟台湾的一些同学好极了。我们的学生会把香港的、台湾的学生都组织起来活动。他们说一国两制在我们这里首先实现了。”言毕，姜昆赢得了他期待之中的热烈掌声。对于演讲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调动了听众的情绪更令人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呢！
特定的情境形成言语变异
在特定情境下，言语的变异往往表现为故意曲解词语的本来含义，以增强言语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曾作为我方代表到大余县政府与国民党谈判，时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敌人曾在陈毅凛然正气中透出的幽默天才面前哭笑不得，尴尬万分。“有一个问题我很不满意”，陈毅说，“以前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你们悬赏买我的头，花红由三千涨到五万，朱毛长征以后，我的头竞由五万降到二百，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
这类词“误用”，犹如重磅炸弹，可以使敌人的灵魂“血肉横飞”。当然，更多的词语别解不是重磅炸弹，而是“风趣”炸弹，能够产生一种幽默与诙谐的效果。不过，这里要有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要让听众明了你是在“故意”曲解词语，而不是你“误用”了词语。否则，就会造成不良影响。
特有的修辞技巧形成言语变异
在演讲和谈话中，运用这种言语变异法，就更能显示语言的魅力，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话：
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入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
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竟也可以“进入博物馆”，岂不是“搭配不当”？不！这是特殊的修辞技巧，是语言的一种超常组合，它蕴涵着语言使用者对特殊表达效果和美的孜孜追求。一般说来，语言的超常组合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后傍式
后傍式，即依据下文所提供的条件进行的超常组合。比如，前面提到的萧伯纳曾面对撞倒自己的骑自行车者，和颜悦色地说：“不，先生，您比我更不幸。要是您再加点儿劲，那就作为撞死萧伯纳的好汉而永远名垂史册啦！”“不幸”突兀而来，令人猝不及防，顿生疑窦，但听了后文以后，心中的疑窦就冰释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被幽默撞开的轻松感。萧伯纳倒地以后一时间形成的紧张空气，就这样被妙语驱散了。
二、前依式
前依式，即依据上文所提供的条件进行的超常组合。
周恩来同志1946年10月19日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有这种句子：
“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
“谈出一点和平”，倘若孤立起来看，不啻是搭配不当，但置于“谈判”之后，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可以说，“谈”依仗自己由前而来的惯性，将一个语病架驭到了超常的彼岸，向读者和听者展示着语言的美和效力。这种“前依”超常组合，在修辞学上常被称做拈连。
三、无依无傍式
无依无傍式，即利用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故意造成句子内部的“搭配不当”，这一类超常组合在演讲中出现最多，以遥遥领先的成绩雄踞于“超常”世界的霸主地位。
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就以多样的超常组合成功地负载了超群的才思：
“然而，两个强大阵营都不可能从我们目前的角逐中尝到舒畅——双方都背负着现代武器的沉重耗费；双方都受到原子死神扩散的直言警告；可是双方又都拼命改变那延缓人类末日战争转动的、不稳定的恐怖平衡。”
“背负着……耗费”，“原子死神扩散的直言警告”，这类动宾搭配和定语名词搭配，是语法无法容忍的，并且早已被语法判处了极刑。然而，它却在演讲中复活并成长在鲜活的口头语和书面语中。人们不以为病，反以为美。一些人还宣称：美，就是将旧的句子结构彻底粉碎，尔后加以重新组合，以此来体现演讲的语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