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随便一句话总有重要字与次要字的分别。你说到重要的字时声音就提高些，不重要的便放低些。例如“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情。”这句话中，“我”和“好”两字是关键词，读时自然就要提高。下面是居里夫人说过的一段话，读时请把引号内的字声调特别提高，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
这段话当然不是非如此读不可，诸位读者也许有别的读法。重音落于何处，并无一定，完全依个人的体会。
二、声调要有高低起伏变化
你平常可以自己练习，随意规定读任何单词或短句，读的时候声调突然特别提高或放低，那样可以吸引人注意。每个成功的演说家都是这么做的。
下边所引的几段话，引号里的字特别把声调放低了读，结果如何。
所有坚忍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的”。
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
才能一旦被懒惰支配，它就“一无可为”。
三、演讲速度要有变化
我们平常与人谈话时，总会常改变讲话的速度。这是自然，而不自觉的。而且这种讲述法能造成一种声势，你的意见之某一点会特别地突出。
林肯总统当年就常用这种讲述法，他常一口气很快地讲出许多字，到了他打算要加重的字句时，便把声音特别拉长并提高。然后如闪电般快速地把那句话讲完。他常使重要的一两个字占的时间较六七个次要的字还久。
让我们来试试这个方法，先漫不经心地，像对一个小数目似的说：“3000万元。”然后放慢，并像是很惊心于一个可观的巨数似的说：“3—万—元”。那么你听了是不是觉得3万元的数目比3000万元还大。
四、在重要的词句前后略停顿
林肯常在演说时利用停顿来加强效果，每逢要讲一个重要的意思，使它能深深印在听众的心上时，他就将身子向前略倾，两眼直望听众，很久不发一言。这种突然的沉静，和突然的一声巨响有同样的效果，都能引人注意。它使每个人都立刻惊醒、留心，期待后面究竟是什么。
我们演讲时也应利用这种有力工具，在一个重要字句的前后稍做停顿，甚至一句话的中间也可停顿，但要十分自然而不做作，这将大大提高你的演说效果。
听众文化层次、社会背景不同，决定了我们演讲选择语言的风格。说话有针对性，符合听众的背景和文化层次，才能起到更好的传播作用，也能充分地尊重听众，达到演说的目的。
从对方思想感情出发
一个人的思想水平、精神状态，往往会影响到他对话语意义的理解。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因行刺董卓未遂，逃到父亲的好友吕伯奢家。他听到后堂有人说“缚而杀之，何如？”曹操理解为要把自己捆起来，杀掉，于是便来了个先发制人，杀尽了吕伯奢一家，直到发现厨房一头缚住待宰的猪，方知自己错杀了人。
这“缚而杀之”，在后堂人听来，语意十分明确；可在曹操听来，却将人家的好心误为恶意，造成滥杀无辜的惨剧，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曹操是以一个亡命者的心态来对待一切的，处处提防他人告发缉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话因人而异，还必须区别听话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有心情。不注意或不了解交谈对象的思想水平、精神状态、处境心情，即使言语表达的本意是好的，也会出现言与愿违的情况。
组织语言要从对方的感情出发，才能把话说到人家心坎里，观众也才能更乐意接受。
根据对方知识水平选用合适话语
一个人的文化教养与理解话语的能力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言语表达者善于根据对方知识水平而选用合适的表达话语。如果不看对象，不是瞎说，便是白说。
例如，有一个秀才买柴，喊道：“荷柴者过来！”卖柴的因为“过来”两个字很明白，便走了过来。秀才再说：“其价几何？”卖柴的听懂了一个“价”字，便说了价钱，秀才嫌贵，便摇头晃脑地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的不知秀才说的是什么，便挑着担子走了。
这里，导致语言交际失败的原因，便在于秀才之“酸”——不看交际对象的文化水平而咬文嚼字。因此，口才艺术原则之一，便是要根据对方的知识水平而对言语形式做出选择取舍。
又如，某幼儿园大班的一个小朋友，见妈妈留客人吃饭，便也抱着客人的衣角不让走。客人问小朋友有什么好“招待”的，小朋友只是瞪着眼望着。客人忙改口说，“你有什么好吃的？”小朋友这才“巧克力、旺旺饼、口香糖……”一口气数开了。
这里用“好吃的”取代“招待”，正是适合了小朋友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
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与其经历、职业、文化教养等密切相关。善于言语表达的人，总是善于根据对方的经历、职业教养等来组织言语形式。
注意交谈中的角色
任何人在交谈时，总是在以一定的身份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要想使交流达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对象意识外，还要有自我身份意识，就是说话要得体，言语形式的选择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保持自我本色。例如，以下级的身份向上级汇报思想工作，当持敬重的态度，注意措辞的严肃性和应有的礼节性。与同辈亲友交谈，则以亲切、自然为宜，不宜过于“一本正经”，否则便有故作姿态之嫌。说话不得体，不注意身份，听的人总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引起反感，这就必然要影响到交际效果。
《说岳全传》中曾写到牛皋和岳飞先后向同一位老人问路。先是牛皋遇见那位老人。他骑在马背上高声嚷道：“呔！老头儿，爷问你，往小校场怎么走？”老人听了气得目瞪口呆，只用眼看着牛皋不作声。后来，岳飞遇见这位老人，他先下马，走上前把手一拱说：“不敢动问老丈，方才可曾看见一个黑大汉，坐一匹黑马的，往哪条路上去的？望乞指示。”老人听后，便十分愉快地给岳飞指引了去向。
同问一个对象，其效果却迥然而异，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就在牛皋的问话不注意基本的礼节和自己的身份。交谈中，表达者是否注意自己所处的角色身份，直接关系到交谈的成败。
选择言语形式要符合身份
任何人办任何事情都要和自己的身份相适应。
首先，角色身份要与称谓、口吻相适合。身份在交际过程中首先表现为称谓，它有对人、对己两种。例如，前例牛皋自称“爷”，称老丈为“老头儿”，就属没摆正身份，给人一种傲慢、粗野、少教养的感觉。身份在交际过程中还表现为说话的语气。
曾有报纸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因改革而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企业家，在一次代表本厂与另一厂家厂长洽谈业务时，姗姗来迟，且一见面就一本正经地说：“我忙得不得了，只能用很少的一点时间接见你。”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对方厂长更不是滋味，一笔几十万元的生意，便一语告吹。
厂家洽谈生意，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姗姗来迟便是欠礼貌，而“我实在忙得不得了”、“接见”等话，其语气的潜信息则是：我是忙人、名人，高人一等。这样就无形中加大了双方的距离。
另外，言语形式的选择还要与自身思想情感表达相符合，也要与处境、心境相协调。一个人用什么身份说话，很容易反映他的思想境界、处世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态度。
抗美援朝时，巴金曾在前线采访的文稿中称彭德怀为“人民的伟大儿子”，彭总得知，立即致信给巴金说：“我是伟大人民的儿子，从来不愿做人民的伟大儿子！”彭总这一语序的巧易，实现了表达视点的更换，反映了彭总从不居功自傲的伟大人格，真可谓光华四射，字字生辉。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而一个人的心情则是和他的思想、处境分不开的。这种不同处境下的不同心境，同样会在人们的言语表达中自然流露，显示出言语者的本色身份。
总之，演讲语言的选择要符合听众的水平，符合当时的场合。讲话有了针对性，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听众也能更好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