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好利者逸出道义之外，其害显而浅；好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深。
“译文”
一个好利的人，他的行为超越道义范围之外，因而就用各种手段逐利，他逐利的祸害很明显，容易使人防范，后患也就不会太大；反之一个好名的人，他为了假借仁义道德来争取人们的拥戴，因此就经常混迹仁义道德之中而沽名钓誉，他所做的坏事人们也不容易发觉，结果所造成的后患都非常深远。
“解说”
好利者显而易见，而欺世盗名之辈，沽名钓誉之流，其危害很大。说一句稍偏激武断的话，天下人为生计奔波，这是人之常情，民安则国宁。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当今商业社会，都是以利益为中心刺激人们的积极性，驱动社会运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这是社会常情。相反的，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之辈中，虽不乏深具社会良心的人，但也混有不少心怀不轨之人。他们的行为常常不但不利于国计民生，而且经常招来大动荡、大波澜，终至于荼毒生灵，贻害无穷。所以对那些以“社会良心”自居者，我们要肃然起敬，更要悚然而惊，搞清他是否真心，又是否真的有达致目的的良好手段。
“例解”
君臣都不轨 如狼之与狈
屠岸贾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出生于奴隶主贵族家庭，灵公时任大夫，景公时任刑狱的司寇。
晋灵公和晋景公是两位昏庸无道、荒淫暴虐的君主。他父子远贤臣，亲小人，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作为国家重臣的屠岸贾，不仅不去劝谏国君，励精图治，振兴晋国，反而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为二位君主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嬉戏纵乐，使国政荒废，民力空耗，内忧外患空前严重。
晋灵公一生荒淫无度，晚年尤甚，他用强行从民间征来的苛捐杂税，大兴土木，广修宫殿馆舍。有一次他命屠岸贾在晋都绛州城内建一座花园。屠岸贾受命后，找到各地的能工巧匠，精心设计，昼夜施工，很快建造了这座花园，园中筑有三层高台，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此楼画栋雕梁，丹楹刻角，四周朱栏曲槛，富丽堂皇。凭栏四望，市井均在眼前。园中又遍植奇花异草，因桃花最盛，每到开花之季如锦似绣，故此园名为“桃园”。峻工之后，灵公赞不绝口，心中就更加宠爱屠岸贾了。此后，灵公一日几次登楼嬉戏，或观览，或饮酒，有时还张弓弹鸟，与屠岸贾赌赛取乐。有一天，屠岸贾召来艺人在台下献艺，园外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灵公一时兴起，对屠岸贾说：“弹鸟不如弹人。咱俩比试一下，看谁打得准。击中眼者为胜，中肩为平，要是打不中的话，用大斗罚酒。你看怎么样？”屠岸贾欣喜应允。于是，两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高喊：“看弹！”一个个弹丸如流星般飞向人群，有人被弹去半个耳朵，有人被击瞎眼睛。顿时人群大乱，哭喊着拥挤着争相逃命。灵公大怒，命左右会放弹的侍从全都操弓放弹。一时间，弹如雨点般向人群飞去，百姓伤残无数，惨不忍睹。灵公见状，狂笑不止，连弓掉到地上都不知道。他边笑边对屠岸贾说：“我登台数次了，数今天玩得最痛快。”在屠岸贾的怂恿之下，晋灵公骄奢日甚。为了进一步取悦晋灵公，屠岸贾亲自率人到全国各地挑选良家美女，只要中意即抢夺回京，送入桃花园供灵公淫乐。此后灵公对屠岸贾更加宠爱了。只要身边侍者稍不如意，他们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戮。有一次，晋灵公与屠岸贾饮酒，席间，晋灵公命厨师赶快做个熊掌给他们下酒。催了几次，还没端上来，晋灵公发怒，厨师只好把熊掌端来。灵公尝了一口，嫌其未熟，抄起铜斗往厨师的头上一击，厨师当场毙命，灵公又用力将其砍为数段，命内侍将碎尸盛入竹笼弃于野外。
灵公这种弃国自娱、殃民自乐的行径，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晋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可是做为一国之君的晋灵公对此全然不顾，仍以淫乐为生，不修国政。屠岸贾则以满足主子的需求为目的，极力设法搞许多新的花样，使晋灵公在昏聩奢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国家也就越加贫弱不堪。
老皇帝乾隆 骄傲而怠政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清朝发展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乾隆统治时期更达到了鼎盛。当时，国内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一直为后人赞誉为“康乾盛世”，它为晚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增添了光彩。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后期，清朝政治脱离了康、雍以来的发展轨道，走上了下坡路，清朝统治的全盛局面逐渐中止，并且逐步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当然，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晚年骄傲，荒于理政，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年的乾隆帝确实像他的父、祖一样，励精图治，勤于理政，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他七十岁寿辰时，专门刻了一块镌有“古稀天子，犹日孜孜”铭文的“古稀天子之宝”。至八十岁寿辰时又刻了一块镌有“八征耄念，自强不息”铭文的“八征耄念之宝”。他还曾“于勤政殿 间御书《无逸》一篇以自警，凡别馆离宫听政处，皆刻‘勤政’二字”。乾隆帝本意是想以此自勉，使自己的晚年政治更加辉煌。然而，由于骄傲情绪的不断滋长和老境来临所造成的身体状况的不断下降，他的这些自箴之词，一句也没有实现。
由于几十年来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乾隆帝晚年的骄傲情绪空前滋长。乾隆帝的一生，在位时间长，政治活动多，涉及面广，其中一些成就还比较广。所有这些，在进入乾隆后期，几乎都成了他自我陶醉的资本。在夸耀自己的这些成就时，他还特别喜欢将自己和历代帝王进行比较。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比蠲赈，比政治安定，比统治巩固。七十岁以后，这种比较发展到庸俗无聊的地步，其结果是骄傲愈甚，以至肆意挥霍，政务废弛。如乾降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喜得玄孙载锡，群臣纷纷祝贺五世同堂。乾隆帝又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儿孙，命儒臣查阅《四库》中得见玄孙者有几人。查阅结果，“三代以上不可考，秦汉以后，隋唐以前未见其人”，唐至明只有文征明等六人，“帝王中臻斯盛者，尤未之前闻”。于是，乾隆帝像打了大胜仗一样异常兴奋，接着就赏赐、设宴，任意挥霍。同时，又命各省督抚详查治下五世同堂者奏闻。这样，各地官员置行政事务于不顾，四下寻访，陆续查得192家上报。为此，乾隆帝亲制诗篇、御书匾额，赏赐缎匹银两，敕令建坊，不一而足。此番举动之后，乾隆帝意犹未足。因为自己“逮事皇祖、皇考，复得元孙，亲见七代，实为古今罕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命各省督抚访得臣民中身见七代者七人，优加赏赉。一时间，全国骚然。
与此同时，乾隆帝本人历次寿辰的庆祝活动也越来越盛大，消费也越来越惊人。其中，糜费最甚的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举办的八旬万寿庆典。这次活动，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即着手筹办，次年，又成立了由军机大臣阿桂、和糰等负责的专门筹备机构。同时，还令全国大小官员捐资，以修筑宫殿、园林。万寿庆典持续了一个月，连日赐宴、戏剧，赏赉不绝。乾隆帝本人及朝廷大小官员均置政务于不顾，而沉浸在欢乐之中。
骄傲情绪的滋长，以及由于年老昏愦和健康情况的恶化，乾隆帝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也失去了应有的关心。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他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对于各地官员奏进的像山一样的公文和奏折，乾隆帝打心眼里感到腻烦，并为此多次指责地方官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这与当年日夜批阅奏章的勤奋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受乾隆帝影响，各地事务更有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仅湖北一省，从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就有六百余件案件积压未办。由于乾隆帝老年倦政，朝政和各地事务都普遍废弛。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针对江浙一带水利废弛、浮收多征现象严重、耕地不足等实际问题，御史祝德麟奏请重视水利，禁止浮收漕粮，限制族葬坟地。对于这一正确建言，乾隆帝却严厉指斥为“竟无一款可行之处”。乾隆五十六年（1791），江苏巡抚长麟奏请核实户口，以防止胥吏从中舞弊。乾隆帝竟视为畏途，无心料理，遂以“户口殷繁，势难一一查核”为由，断然拒绝。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污吏更加肆无忌惮，同时使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心寒气短，最终导致了国家政务的进一步混乱。
乾隆帝继位之初，曾大量拨款进行水利建设。可是到了乾隆帝后期，水利事业却不断废驰，不只是不拨款兴建或维修，有时还对主动兴修水利的一些地方官员横加指责。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湖北地方官因为当地时有偏灾，“农商未便”而呈请借帑浚修安陆城外的富民河。对此，乾隆帝却指斥为“沽名”，“不惟虚糜帑项，且徒劳民力”，下令将有关官员交部察议。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起，黄河几乎连年溃决。如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河决河南祥符，当年闰六月，又决仪封等等。由于多年以来的吏治腐败，“河员疏防性成，反以黄河有事为利”，一旦溃决之后，还经年累月不能堵塞。至此，清初以来一直坚持的水利兴修事业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与此同时，劝垦田地政策也被废止，粮食积贮制度也受到严重破坏。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然要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乾隆帝晚年怠政对于国家政治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其直接恶果就是和糰专权，随之而来的便是吏治腐败、贪污成风。曾于乾隆五十五年来华参加乾隆帝万寿庆典的朝鲜使臣成种仁，将目睹的清朝官员的腐败情况作了如下记录：“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而毕竟癰逭，生民困穷，专由于此。”
政治的极端黑暗、腐败，还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冤狱不断。其中，乾隆帝本人便是一个制造冤狱的能手。乾隆后期的各起文字狱，差不多都是因为对地方官吏、土豪贪残虐民行为不满而被地方官吏挟仇诬陷而成狱。对此，乾隆帝全然不察，概予严惩。这样，很长一段时期中，是非颠倒，告密诬陷者领赏升官，弹冠相庆；主持正义者倾家荡产，身首异处，整个社会气氛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湖北孝感发生了被革生员梅调元将贫民23人捆缚拷打之后活埋的严重案件。然而，对这起极为严重的人命案，很长时间里，上自督抚，下至县令竟无人过问。
高官小聪明 一言害邦国
在旧时代的官场上，经常看到有这样一些官僚：他们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荣华富贵。不要看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在保官保禄方面却很动心计，颇有一套阿谀奉迎、明哲保身的“要诀”。这种官僚在当时被称为“巧官”。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便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满清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年岁愈大，愈受皇帝信任，官职愈高，自然有他的当官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办法。他回答了6 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要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代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国家的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看得道光帝头昏脑胀，心里很不耐烦，弄得他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意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这种情绪被他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
善于对皇帝察颜观色的曹振镛敏锐地查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动了一番脑筋后，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一番高论。他给皇帝献计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这些沽名钓誉的人又不能降旨怪罪，如果那样做，便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人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下怀。此后，他果然照着曹振镛的办法，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的小毛病，哪怕是字体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下圣旨，严厉斥责，使不少人为此丢了官职。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谨小慎微，视给朝廷上奏章为畏途，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上报，也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官场上形成一种粉饰太平，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变得激化起来，最后终于酿成19世纪50—60年代的全国性的内乱，几乎使清王朝这只又旧又破的大船在农民起义的波涛中倾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曹振镛“一言害邦”。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伏案之劳。他自然把这个“功劳”归于曹振镛，更把他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