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念头昏散处要知提醒，念头吃紧时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来憧憧扰矣。
“译文”
当你头脑感到昏沉纷乱时，你应该平静下来让你的头脑清醒；当你工作烦琐情绪紧张时，你要把工作暂停一下，以便使你的情绪恢复镇定轻松，否则恐怕刚刚治好昏沉纷乱的毛病，却又在你脑海里浮现出左右为难的困扰问题。
“解说”
思绪纷杂时，人便不能把握自我，他心里生出一种欲解脱自己的愿望，此时，若是遇上外在的诱因，那他就会生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人在心思混乱之时，要克制自己，设法使心绪平静下来，再对事情作认真分析，以避免盲目的行为。当然，这一步有些难做。他首先要找到一个志向，然后以理性的强制手段，对纷杂心绪加以梳理，聚集起已分散的精神，使精神专一固守心性，这样，便能平息心中的私欲杂念。因此，人在思绪纷乱时，始终保持理性认知，只有理性的认知，才能使自己去集中精神。
理清了思路以后，又要放宽心，以缓解自身的紧张，让心理和人的生理两方面互作协调，以便产生新的思路，从而找到解决事情的办法。若是不放开心，就将使心里矛盾加深。因为，一个人产生混乱心绪，本来就是由于心情紧张所导致的。因此之故，一个人要想解出心中困惑，他必须放宽心，以使各机能在自由顺畅中进行自我调整，让它们去对信息作加工和分析，以便获得新的东西。
“例解”
费无忌阴险害太子
春秋时期，楚平王熊居身边有个奸佞的巨子叫费无忌，他同楚太子建有怨隙，一心欲去之而后快。楚平王为太子从秦国娶了一个妻子，其妻有美色，长得很漂亮，费无忌怂恿楚平王占为己有。楚平王占了儿媳无脸面见太子，也逐渐疏远了太子建。费无忌阴谋得逞以后进而陷害太子建，他向平王说：“晋国能够称霸，是凭借临近的中原华夏地区，而楚国相对华夏比较偏远，所以暂时还不能同晋争霸。与其如此，不如在北部的边邑城父加紧整顿，积聚力量，可以责成太子从事其事，一旦机会成熟，太子图测北方诸国，大王进取南方各地，那时楚可立足于天下。”楚平王以为可行，即派太子建屯守城父。费无忌见平王中计，于是第二年再次诬陷太子及其臣属，他对平王说：“太子建和令尹伍奢准备在方城以北的城父谋反。”楚平王不相信地说：“这怎么说得通，太子建已是太子。他要谋什么反？”费无忌说：。“这或是以前因妻子引起的积怨，而且他自以为有了像城文那样的独立王国，且在晋、齐的促使下将损害楚国。眼下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楚平王信以为真，杀害令严伍奢。太子建不愿留楚而逃亡他乡。
脑昏眼花，不能分辨是非，就会做出错事。
勤政治天下 心中忧万民
雍正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在清一代，可谓是勤政之典范。
雍正帝在位只有十三年，但就在这十三年中，他除旧布新，大胆改革，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鉴于康熙末年吏治颓废，贪污成风，雍正帝首先下大力气整顿吏治。登基伊始，他便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严厉惩治贪官污吏；进而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力图从制度上防止官员贪污；同时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严禁朋党；从而使吏治大为改观。针对康熙末年的种种社会问题，雍正帝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停顿地进行了一项项的改革。他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把丁银纳入田亩中统一征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下令“豁贱为良”，使数百年沦为贱民的人从国家法令上得以改业从良，从而使生产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他还采取种种重农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如组织垦荒，设营田水利府，兴修水利，推广耕田法，授老农顶带，提倡社仓等等。他积极推行边疆地区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努力经营青海和西藏，并在西南数省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不仅促进了边区各省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他推行密折制，建立军机处，加强了皇权，有利于对地方的控制。他实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秘密立储方法，通过暗定继承人，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所有这一切，使得雍正朝政治比较清明，国力较为强盛，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杰出的帝王，一个“好皇帝”。
雍正帝能够进行如此多方面的改革，这与他勤于理政是分不开的。雍正帝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
雍正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没有停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经常至深夜。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年年如此，寒暑无间。经雍正帝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这还不是其全部。雍正帝自己所写的谕旨及对大臣奏章的批示，现已选刊者即不下数十万言，其未刊者尚不知凡几。这确实是两个惊人的数字。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帝连续颁发十一道训谕，对总督、巡抚、督学、提督、总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副将、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各级地方文武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十一道谕旨，洋洋万言，若非勤政之君，实难办到。
雍正帝之勤政，又与他以治天下为己任是分不开的。他在位期间，一直以“万机待理”的责任感而勤奋工作。他自己曾明确讲过，他之所以“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并非“以此博取令名”，而是“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休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就是说，他是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为雍正帝以社稷为重，以国事为先，他才能够以朝乾夕惕自勉，惟日孜孜。雍正六年（1728）夏，他写了《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七律一首：
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
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
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盘。
雍正帝因早年夏天中暑，遂形成畏暑心理。这一年酷热之际，意欲休息，但一想到前贤的箴言，帝王的责任，便不敢浪费一点时光，进而勉励自己警戒骄盈，去努力从事政务。
他深感登基七年，民风未淳，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责任未尽，因此朝夕戒惧，不敢怠惰，尽管大自然的变化很大，然而无暇也无心去欣赏春色的美好，花木的繁荣。
雍正帝“惟日孜孜”的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在封建帝王中堪称楷模，即使是一些有作为的帝王也实难与之相比，更不必说那些昏庸荒淫的君主了。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曾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即雍正帝）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这一评价，对雍正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