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姑奶奶慈禧所嫁的这位咸丰皇帝，那根正概括如下：“除了是一个病秧子外，懦弱无能是他一生的写照。”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概括得很对。咸丰皇帝，清文宗（1831—1861），爱新觉罗·奕詝，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1850—1861年在位。即位不久，因“高考”数次失败而得了失心疯的洪秀全就给他上了一份重重的厚礼——太平天国运动，终其一生，咸丰都没有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对外，签订了《瑗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把大清国引向了丧权辱国的泥坑。中国好多国家领导人都犯这毛病，关键时刻他上天堂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后人打理，很不负责任。咸丰也是如此，英法的铁蹄刚刚撤走，北京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在热河先病逝了，就不能停两年再逝？别说卖国了，就是卖东西也得有个售后服务嘛。当然逝的原因除了国事之外，还跟他自幼体弱多病，面如黄土，素有咯血之疾有关。更要命的是，身边还有大群患有社交饥渴症的女人需要他来讲“礼貌”，直讲得头昏眼花、腰疼腿软，走路时一不小心就摔个跟头。幸得御医指点迷津，平日里全靠喝鹿血维持。问题是家事国事一塌糊涂，鹿血也支撑不起他的小命了。
那根正进一步说，在他爷爷看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窝囊的皇帝”。当然，他们所谓的中国历史，仅限于大清史。所以，与老祖宗顺治、康熙等比较起来，“咸丰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同上，第44页。
败家子也对。咸丰二十岁登基，在位十一年，政绩几乎为零，如果我们不引入负数制的话。其主要业务除了泡女人抽大烟，就是引发内祸引进外患了。内祸方面，他爹好歹镇下了张格尔的叛乱，他则既没镇下太平天国，也没镇下捻军；外患方面，他爹顶多把外患引到了南京，他倒好，从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一步步引敌深入，直引得英法联军窜进他的后花园，并且放上了火，以至于那根正恨恨地说：“今天说他平庸也只是因为人们的心情早已经冷静下来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咸丰帝就是个昏君。”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老佛爷不高兴上篇老佛爷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咸丰的昏，首先是对外，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整个处于山顶洞人的状态，不打他两下西方世界都会感觉对不起中国人民呢。话说回来，爱新觉罗家如果都是英明帝王，不出咸丰这样的败家子，我们还真不乐意呢。道理很简单，若不是他启动了败家的接力棒旅程，说不定我们现在还都留着辫子撅着屁股给爱新觉罗家三跪九叩呢。所以，我们很乐意旁观他的昏庸。
皇位是靠坑蒙拐骗坐上的
道光共九子：大阿哥奕纬，二阿哥奕纲，三阿哥奕继，四阿哥奕詝，五阿哥奕誴，六阿哥奕訢，七阿哥奕譞，八阿哥奕詥，九阿哥奕譓。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十五岁的道光开始考虑秘密立储问题。
鉴于嫡长子继位制的诸多毛病，前辈雍正对之作了改革：一个是秘密立储，一个是择优不择长。所以九个候选人中，道光实际能选的只有老四与老六：老大奕纬由于不好好读书，还说当了皇帝后先杀掉老师，给爹得知后，请安时被爹的飞毛腿踢向了裆部，道光十一年（1831）死了，年二十四岁，追封隐郡王；老二奕纲活得比较短，两岁时死，追封顺郡王；三子奕继活得更短，1个多月时死，追封慧郡王。老五奕誴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31年7月23日），但相貌粗丑、生性低俗，据说大夏天他可以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踞坐于什刹海边纳凉，咋看也不像个高干子弟，更无领袖风采，不讨老爸喜欢，就在这年被过继给了嘉庆帝的第三子、道光亡弟、惇亲王绵恺为嗣子，等于直接被踢出了接班人之列。老七七岁、老八三岁、老九两岁，一溜的小娃娃。相形之下，老四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现年十六岁。老六奕訢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2年1月11日），现年十五岁。两个孩子都是风华正茂，恰英雄少年！
按后来的历史发展以及老六的禀性，也许大家会认为，老六才是皇位继承人的最佳人选。但道光不这么看，他在老四与老六之间有些犹豫不定。当然他最后确定的是老四，中间经过了三次测试：
第一次，诸皇子校猎南苑，结果老六获禽最多，老四却未发一矢，问之，就把他老师、山东大儒杜受田预先教的那套背了出来：“时方春和，鸟兽子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这套以德治兽、孝悌皆具的假话哄得道光乐开了花，说：“是真有人君之度也！”打猎的过程中，老六所获最多，顾盼自喜间，也发现四哥不动手，策马到跟前慰问，这兄长给弟弟的回复是：我这两天身体不得劲儿，不敢骑着马跑来跑去的：“无他，今日适不快，弗敢驰逐耳。”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30—131页。
看看，老四不管跟老爹还是跟老弟，说假话都不带眨眼的！
第二次，道光弄了两个盒子，一个金制，一个木制，金制的雕着龙，金光闪闪的；木制的刻着麒麟，漆得油黑发亮。道光让兄弟两个各挑一个。老四说：六弟先挑吧。老六听了，好像没听过儒家炮制的孔融让梨故事似的，下手就把金盒抓到了自己手里。老六手里抓获的是金盒，屁股底下失去的却是龙椅，最后只混个恭亲王的名号。这跟他的老师、来自四川的卓秉恬不会教授学生儒术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次，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生病，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希望最后决定一下人选，遂召二皇子入对。二皇子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对自己的学生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老师知道自己的学生聪明伶俐，学问优长，所以叫他发挥特长。杜受田对自己的学生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李秉新等：《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这老师知道自己的学生笨，只好因材施教，教他以孝藏拙。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当道光托付后事的时候，老六在一旁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好像在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似的。老四则在一旁撅着屁股只管哭，不但哭得老六没法说下去了，还哭得道光也掉了泪。于是乎，老四就被立作接班人了。
幸运的是，道光秘密立储的档案保存了下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楠木匣装有相关谕旨：立储谕旨一份，满汉合书“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汉文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包封纸上写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道光临死前亲笔朱谕一份，上写“皇四子奕詝着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刘桂林：《故宫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第一份谕旨很不正常，一纸两谕。把老四立为太子的时候，还捎带着把老六立为亲王，这在大清王朝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份谕旨也不正常，临终前的道光似乎对王大臣等有些不耐烦，难道，王大臣中有人对道光的政治安排有所异议？
不管怎么说，老四弄成了。
有人说：咸丰做皇帝，错不在他自己，而在道光，因为道光在选皇太子的时候，只考虑以德治国了，忘了才。那根正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咸丰也没有什么德。
是啊，咸丰有什么德呢？有也是伪德罢了。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神奇的文化和神奇的人民，什么样的人间奇德都能炮制出来。孔融四岁能让梨，也不知是他爹炒作的，还是他娘瞎编的，多么的孝悌啊，幸亏这孩子长大以后，发表了这样的高论——这高论后来竟成了曹操杀他的理由之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高论扭转了我对他的悲哀看法，他终于不再是伪德下的牺牲了。至于我们河南林州，干脆发生了郭巨埋儿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对林州耿耿于怀，因为我是林州的媳妇儿。郭巨怕自己的儿子与母亲争食吃，影响自己的孝心，所以弄个坛子，把儿子活埋了。这一埋，就上了中国二十四孝的光荣榜！
杀人犯都能成为道德的表率，也就中国的土壤能酝酿出这样的怪胎来——道德的实质是极不道德，甚至违法；道德的操作是虚伪，甚至是玩道德。不得不承认，满洲人入关前，精神上还没有这么衰，但是很不幸，他们入关了，汉化了，于是乎，就传染上了——满洲皇帝搞起文字狱来，绝对不比汉家皇帝差；满洲皇帝喊起以德治国来，绝对不比汉家皇帝弱。具体到咸丰，整个一三无产品——无才、无能、无德，但在咱山东大儒杜受田的指导下，就玩上了皇位，你不服还真不行！
老四糊弄得了大清臣民，却糊弄不了洋鬼子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一般的常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国所走的路线却是，前事懵懂，后事迷糊，始终弄不清自己是老几。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进书表》，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分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于咸丰八年（1858）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以为洋人都是他爹，好骗呢——咸丰九年（1859），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时郭嵩焘在僧王营中随幕，其日记载：“怡亲王来营，……入京换约之说始终不能改易。……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可惜没人听郭的，“怡邸愦愦可笑”。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于是“悲剧”发生，英法联军换约人马在大沽口人仰马翻。咸丰十年（1860），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在通州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三十九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十九个喘气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的，就你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没做成皇帝，但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坏国者，必先去其礼”。奕訢：《礼可以为国论》，选自《乐道堂文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6页。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咸丰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老四真不是爷们儿
看人家崇祯，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也不南下，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哀叹，史松，林铁钧：《清史编年·第1卷·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登上煤山，找了棵歪脖子树，吊上去了。问题是，咸丰同志做不到这一点。没见棺材的时候，他挺着小肚子嗷嗷叫；待一见到棺材盖，他又气虚心软，只会领导先跑了。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前来报复大沽口被袭之耻，清方居然不在北塘设防。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截击，并表示要与炮台共存亡，咸丰一听不愿意了，给僧王下谕，你不知道那谕有多体贴：“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员代为防守。”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选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00页。咸丰的意思很简单，国家根本在京师，而京师根本在我咸丰。僧王不傻，知道主子什么意思，遂从大沽撤军，英法联军紧随其后，占领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