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原是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概念。子之于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但能养，而且当敬。敬，正是人孝道之所以区别于牛马的地方。（《论语·为政》）《孝经》则开始把孝和忠直接联系了起来。它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君子之事亲能孝者，故资孝为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儒家认为，忠、孝，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子思亲之情，是天生自然之乐。父以尊严临子，子以亲爱事父，尊卑既陈，贵贱斯位，则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父子关系包括有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则奠基于父子关系。所以说：“以孝事君则忠。”忠是孝在政治领域的推演。这样，孝也便同时具有政治上的价值。两汉的统治者对孝特别尊崇。每个皇帝的谥号前都冠以“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武之类。颜师古注：“孝以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两汉政府大力以孝弟力因为旌奖，选举人才。《资治通鉴》胡注：“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力田者，取其竭力服勤于回事。孝弟，人之大伦；力田，人生之本，故令郡国举之，复其身，以风厉天下也。”（卷十二）文帝十二年诏：“孝悌，天下之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遗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梯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孝行为名，进行奖励，并作为察举人才的标准。提倡孝悌是两汉始终奉行的根本国策，统治者们希图以此教化人民、扶世导俗，以期达到厚人伦而端王政的目的。把孝提高到一项国策的程度，无疑是和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这种提倡对东汉时代门阀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勤政是帝王的一种美德。《册府元龟·帝王部·勤政》序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传》曰：‘人道敏政。’况乎宇宙之大，民物之众，内抚诸夏，外安百蛮。体元以立制，建侯以共治，礼乐征代于是乎在。三皇以前，风俗简朴，虽日无为，无不为也。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朝以听政，昼以访问，暮以修令。故《虞书》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夏禹则曰：‘子思日孜孜。’《商书》则曰：‘先王昧旦丕显，坐以待旦。’《周书·梓材》曰：‘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无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吴，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乃至未明求衣，斋居决事，亲临庶狱，延见大臣，议论讲贯，或至夜分。斯则圣人之用心也。始乎劳，终乎逸。若云行雨施，春生秋敛，而岁功成矣！”理想化的先王在勤政方面的这些表现就是后来君主们所提倡的榜样。要想作一个像样点的皇帝，日理万机，的确也是相当辛劳的。《国朝纪事》记宋真宗在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人宫，上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召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宋真宗可算得中上之主，在位期间国家变故尚不算多，能每天这样劳作，非勤是难以坚持的。赵翼记乾隆“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早餐后，乾隆在“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招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当西北用兵时，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簷曝杂记》卷一）暇时则以诗为娱，其作品之多，甚至连诗人也很少能与之匹敌。大抵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是在勤政方面作得比较好的。
在提倡勤政的同时，又标榜所谓“无为而治”、“垂拱而治”，这似乎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无为”这一概念，最早是老子提出来的，后来的道家、杂家、法家、儒家，都使用这个概念，但理解和内容则各不相同。老、庄的无为是纯任天道的自然变化。有为就是在有知、有欲、有争的驱动下实现的，因此，它是祸乱的根源。人君必须“去甚、去奢、去泰”，清净自正。“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故曰：“无为而无不为”。法家的无为主要是一种驭臣之术。（刘泽华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第143页—148页）《吕氏春秋》的无为婉转地反映了吕不韦本人的政治要求，它“采用自然主义者的无知无为论，却仍回到一种虚君的丞相制”。“不躬亲政事，故不会作错事。政事的责任全在丞相身上。”（《中国中吉思想史长编》第57页）陆贾论无为为正己，就是以谨敬之行，化民以德。（《新书》）孔子也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钦？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是称赞舜能够化治于无形之中。朱注：“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化民，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然则儒者之无为，主要是形容德化，但在先秦儒家政治理论中仍不占重要地位。汉初尚黄老，把无为之治推为国策，其要在清静无为、不扰民，与民休息，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此，无为之治也为汉儒所吸取，成为儒术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的内容包括提倡德化、清心节欲、选任贤能及与民休息等。帝王的勤政，应当表现在决策与任贤上面，躬亲簿书，即使勤苦如秦始皇、隋文帝，都是不及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的。因此，无为与勤政也是并不矛盾的。
爱民，也就是要施行仁政。仁是天地之至德，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天理的根本。仁宇从人、从二会意，是人与人间道德的总称，所以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发之于父母则为孝，兄弟则为梯，夫妇有义，朋友有信；推而广之，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也就是儒家所标榜的帝王道德的极至。
孟子提倡仁政，认为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即行井田以养民，同时又兴库序以教民。孟子设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可知仁政的要旨，其第一义就在于保养民人，即保障其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的生存条件，犹之乎我们今天讲的生存权。这也就是天覆地载的天道之仁。所以，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责任。在《尚书》中，殷、周的统治者都反复强调“养民”、“畜民”。《左传》文公十三年载：“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利，就是利其生。《吕氏春秋·孟春纪》也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这个看法，一直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沿奉。西汉末鲍宣上皇帝疏，明确地指出：“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资治通鉴》卷三四）唐太宗也说得很清楚：“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上面，我们列叙了皇帝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等四个方面的职责与道德要求。如果进一步进行概括，所谓帝德，可以归纳为“体天法道”四个字，或者干脆集中为“道”一个字。有道的便是圣君、贤君、仁君、明君；无道的便是暴君、昏君、乱君、暗君。所谓“道”，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本质上是天道，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之理。所渭“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王朝按照五行德运的循环方式在反复更嬗，而道德却是永恒的。天膺有德做有德者得天下。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却是有天下者便是有“德”。强权强奸道德的事，历史上是无处不在的。